1949年建国前夕，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老战友梁明德在电报中说，自己打听到失散了十四年的儿子在安徽青年团中工作，请求曾希圣帮他找到自己的儿子。
应老友的请求，曾希圣展开了寻人工作，他先是委托安徽青年团团委书记项南进行寻人，项南几经搜寻，也没找到可能是梁明德儿子的人。
就在曾希圣以为寻人无望的时候，却在与项南的交谈中得知，项南的父亲也失踪了十四年之久，他与老战友梁明德竟同为福建籍，还都曾在一个地方住过！
“难道项南就是梁明德失散多年的儿子吗？”曾希圣这么想着，经过调查，曾希圣发现，自己苦苦寻找的老战友梁明德的儿子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项南竟然真是梁明德的儿子！
于是，曾希圣将此事告知了项南，项南听后唏嘘不已，不过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一直只是一个商人，他一点也想不到自己父亲竟是一名革命战士，对此，曾希圣告诉他：“你的父亲不仅是一名革命战士，还是一名红色特工！”
项与年
我们今天的故事便将就此展开，梁明德与项南父子之间为什么会失散十四年呢？这其中又发生过怎样感人的故事，十四年后的1949年，父子二人又是如何相认的呢？这个故事要从曾希圣与项南之间“巧合”的对话开始说起。
曾希圣在收到了老友梁明德的电报以后，便着手开始了帮老友的“寻子”工作，曾希圣委托安徽青年团团委书记项南帮忙找寻梁明德的儿子，可几经找寻无果。
就在曾希圣、项南都觉得无望时，在一次二人偶然的聊天中，曾希圣发现了一丝端倪。
在一场由曾希圣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曾希圣问项南说：“我交代给你的寻找姓梁的干部这件事，完成得怎么样了？”
项南回答说：“我把全省青年团成员干部的花名册都翻遍了，也没能得到具体有用的信息，在咱们安徽省内，姓梁的共青团员固然不少，但具体到底是谁呢，我夜分不清，您能再给我提供一些具体的消息吗？”
曾希圣
于是曾希圣思索了一番后对项南说：“我的老战友梁明德同志是福建人，曾在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八仙桥居住过。”
项南一听十分惊讶，当即便说：“这也太巧了，我也是福建人，我家也曾在上海定居过，地址也在八仙桥。”
曾希圣一听，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于是他接着追问道：“你住在八仙桥哪里？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项南一五一十地回答说：“我父亲是一个商人，在上海做生意的，我家住在法租界内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曾希圣一听之下，惊讶之情一下子便写在了脸上，因为项南所说的这个地址并不是什么普通住宅地址，而是当时上海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曾希圣听到这里已经知道了，眼前的少年身份绝对不简单，他带着希冀之心问道：“你为什么会住在那呢？”
项南摸摸脑袋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在上海读书时曾住过那里，具体也没什么印象了。”
曾希圣问道：“你还记得你家平时都往来一些什么人吗？”
项南摇了摇头，曾希圣又问道：“还记得经常去你家的客人中，有一个大胡子叔叔吗？”
项南不可置信地看着曾希圣说：“有的！有的！您怎么知道？”随后，项南仔细端详曾希圣的长相：“啊！你就是那位大胡子叔叔！”
原来，在革命早期，曾希圣曾寄住在梁明德的家里，此时的曾希圣基本可以确定，项南便是老战友梁明德失散了十四年的儿子。
曾希圣激动地拍了一下项南的肩膀：“原来我们找了许久的老战友的儿子，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
曾希圣
而对这一切，项南一下子还没法接受，自己的父亲不是商人吗？自己家又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我党的地下联络站了？他看着眼前的“胡子叔叔”，希望他能告诉自己答案。
于是，曾希圣开始缓缓讲述起了项南父亲梁明德的不平凡的革命历程。
曾希圣说，梁明德原来的名字叫做项与年，此后是为了躲避国民党耳目，才改名梁明德的。
项与年1894年时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他目睹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状以后，便毅然决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秋天，项与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革命的大潮席卷全国，组织上急需派遣一批人远赴南洋进行革命活动。
民国时期的南洋（新加坡）
南洋一带有许多中国人长期定居，为了方便交流，会说福建话、广州话、潮州话等多种方言的项与年，成为了组织上派遣南洋进行革命运动人士的不二之选。
于是在1926年春天，项与年告别妻子、孩子，和他们说自己只是去南洋做生意之后，便毅然决然启程了，那一年项南才八岁，父子二人第一次长期分别开来。
不久后，项与年到达三马林达市，并在当地的一家工厂中做工，工厂的工人之中有许多福建老乡，项与年凭借一口流利的福建话，很快便同这些人打成一片，在工厂工人之中营造了很高的声望。
在工厂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项与年见时机成熟，便开始着手在劳工中发展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到1927年5月时，项与年创建的党支部已有了相当可观的规模。
然而，我们知道，当时的南洋一带很多地方都处于西方殖民者的魔爪之下，三马林达市也不例外，许多中国员工惨遭迫害，这让工厂的工人们感到义愤填膺。
于是在1927年5月1日这天，项与年组织发起了罢工游行，对西方殖民者迫害华工的恶行进行控诉，并号召所有华工联合起来，共同向殖民主义高举反抗大旗。
罢工游行
罢工游行示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华工加入到了游行示威的队伍当中，这让当地的殖民政府感到愤怒与恐慌，于是殖民政府出动了军警对游行队伍进行镇压，并逮捕了包括项与年在内的数位罢工运动的领头人。
项与年在狱中被关押审讯了五个多月后，在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下，项与年被从狱中释放了出来，之后殖民局将项与年驱逐出境。
于是在1927年10月，在时隔近两年之后，项与年回到了上海，家里人以及远近的父老乡亲们都以为他做生意失败了才回来，却没想到他已经在南洋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浪潮。
项与年从南洋回到上海时，国共之间第一次合作关系已然破裂，国民党反动派正大肆迫害着我党人员，鉴于形势需要，我党人员全部转入了地下进行革命活动，项与年好不容易才与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将其安排在了中央特科进行工作。
周恩来
中央特科是由周恩来所一手创立的中央情报及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便是传递情报、保护党中央领导人及地下工作者安全、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等，中央特科人员选拔尤为严苛，项与年凭借出众的地下斗争经验，才被组织上一眼相中选入了中央特科。
项与年在加入了中央特科以后，举家搬迁至八仙桥安了家，此处便是我们文章一开始时提到过的，作为我党地下据点的地址。
此后，项与年以商人的表面身份，在上海市暗中进行着革命活动，当时项南还不到十岁，在他的记忆里，家里总是会来一些“商人朋友”与父亲“谈生意”，我们前面所说的曾希圣便是项与年家中的一众“商人朋友”之一。
在项与年加入中央特科期间，他曾参与过著名的“红色追杀令”任务，1929年时，我党早期领袖人物彭湃同志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最终被杀害，此事令党中央大为震动，周恩来当即下令：“一定要让这个叛徒'血债血偿’！”
彭湃
周恩来下达了这道命令之后，项与年便和红队一起，潜伏在白鑫藏匿的范公馆附近，终于在该年年底的一天，白鑫从范公馆中出来，打算潜往渡口处乘船逃往海外，项与年与其他红队的同志们在霞飞路将叛徒白鑫及其跟随的一众特务保镖击毙，为彭湃同志报了仇。
1933年10月，项与年受组织派遣，前往江西德安在国民党保安司令莫雄的队伍里展开情报工作。
莫雄虽在国民党中任职，但却心向我党，是十足的进步人士，莫雄曾主动申请加入我党，鉴于其身份原因，我党并没有通过他的请求，在1933年10月时，蒋介石将莫雄任命为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向我党请求派人去协助他进行工作。
莫雄
于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党决定派遣敌后工作经验丰富且工作能力突出的项与年前往江西德安协助莫雄工作并收集情报。
接受任务以后，项与年同家人说要去九江做生意，然后便毅然决然踏上了前往德安的道路，当时项南已经15岁了，父子二人在黄浦江边依依分别，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当项与年到了德安以后，莫雄也同时收到了蒋介石的“剿共”通知，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莫雄与红军展开了一场“表演”，红军部队几次在德安地区与莫雄的队伍相遇，交火未几便佯装败退，以此来提高莫雄的“剿共战绩”。
对莫雄几次将共军击退的“光辉战绩”，蒋介石大加赞赏，并将德安地区评选为了“模范区”，在国民党部队之中通令嘉奖。
蒋介石
正因为莫雄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我党才能获得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那就是蒋介石即将对我党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蒋介石召集湖南、山东、湖北、江西、河南五省的高级将领在庐山开会，在会议上蒋介石与一众国民党高级将领决定，将调集150万大军与大量飞机坦克，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莫雄当时也在与会人员之列，得到消息后的他内心焦急不已，会议结束以后他回到德安，立马便将此事告诉了项与年。
项与年在通阅了这份情报之后也深感震惊，他明白国民党这项计划一旦实施，对中央红军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因此，他需要尽快将这份情报送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手上。
蒋介石正与国民党高层讨论“剿共大计”
于是，项与年乔装成了一个教书先生，立刻返回中央苏区向党组织传递情报，从德安到革命根据地瑞金，一路上项与年遭遇了国民党守军的重重盘查，好在项与年机智，最终成功突破了这些障碍。
可越往南走，遭逢盘查的敌人就越来越多，项与年觉得自己一身教书先生的打扮可能会暴露，于是便将自己的衣服弄得破破烂烂的，还用石头把自己几颗牙齿敲掉，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乔装成了一个乞丐的样子。
在经过哨卡时，项与年便开始装疯，盘查的国民党哨兵实在不愿和这个恶臭疯丐多做接触，便挥枪把他轰走，也懒得再盘查他，就这样，项与年成功通过了最后的几道国民党关卡，来到了瑞金，将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正是由于这份情报，党中央意识到了形势之危急，立刻开始着手进行战略转移，在1934年10月中旬，红军开始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征，保存了有生力量，为未来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长征
后来，项与年随同部队一道参与了长征，蒋介石得知共产党部队逃出了包围圈的消息后勃然大怒，调集了大批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为了延缓敌人追击的进程，项与年被赋予了炸毁南浔铁路及南昌飞机场的任务，项与年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往了上海准备炸药，顺便回家看望了久别的家人，可就在他打算经南京换车去南昌的时候，却不幸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后来，项与年凭借自己的机智从国民党特务手中逃脱，但党组织考虑到他已经暴露的原因，便让他先回到家中避难，在此期间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
项与年在家呆了一个多月，这一个月里，他与儿子项南聊了许多，给项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项南后来回忆说，这一个月是他和父亲接触最久的一段时光，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可是，短暂的相聚并不能长久，1935年春节刚过去没几天，项与年便接到了组织上的任务，第三次离开了家，让项与年、项南这对父子都没想到的是，此次分别之后，父子二人十四年也未曾再见一面。
项与年
项与年离开家以后，一直在地下进行情报工作，为了安全考虑，项与年放弃了自己的本名，化名“梁明德”，即使是他的许多同事也不知道他曾叫项与年这件事。
直到1949年建国前夕，项与年眼见革命胜利已成定局，自然而然便开始想念起了远在老家的妻儿，他写信给上海市税务局局长张雪澄并拜托他找寻自己的儿子，后来打听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在青年团工作的消息后，又将寻子一事委托给了老战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最终在曾希圣的帮助下，项与年、项南这对父子最终互相知道了对方的音讯，各自皆喜不自胜。
在项与年、项南这对父子遥遥相认之后，却均因为工作原因没法第一时间与对方见面，因此，这段父子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项南在寄给父亲的第一封信中抒发了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也汇报了自己与父亲分别的这十四年来经历，项与年见儿子最终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既感欢喜，也感骄傲。
直到1953年时，这对父子才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当时项南正担任华东团工委书记一职，正准备赴往北京参与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而项与年则在北京任要职，于是父子二人在信中相约，打算在颐和园见面。
项南
于是，时隔十八年之后，这对父子终于再一次见了面，父子二人见面后紧紧相拥在了一起，跨越时间和地域的情感在这一瞬间喷薄而出，父子二人见面时的那种欣喜、激动乃至心酸之情，任何文字也不足以表达。
父子二人见面后并没能相聚多少时日，便因为工作原因便又要分别了，此后项南回到岗位继续在革命一线上奋斗，项与年则继续在北京任职，父子二人此后有过几次见面，但时间都并不长久，然而，这对父子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为时间短暂而暗淡下去，反而因为走在共同的道路上而更加深了。
1978年时，项与年在龙岩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4岁，当时项南正率领中国农机代表团在意大利考察，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项南悲伤不已，但还是坚持在意大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回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
1997年11月10日，项南在北京追随父亲而去，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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