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成线的思绪……
在漫思遐想之时，把自己的思想记述出来……
——洛克：《人类理解研究》
（一）
那天下午我应邀去一所大学做讲座，晚间主办方留下来用餐。在座的除了三位是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其他都是80、90后，入职时间不长的青年学者。席间的话题基本上围绕各个级别的荣誉争取、项目申报、刊物发文等来展开。看得出“上位”者很荣耀，侃侃而谈所谓“经验”，未“入围”者也很兴奋，在认真打听详细的运作内幕和诀窍。我也算是学界中人，自然也从中受过益，但看着大家如数家珍地罗列和对比各种各样的名目和等级，我像个旁听者，几乎插不上嘴，当然也没有兴趣参与和附和。相反，我有一个发现，即大家讨论得那么热烈，议题又如此集中，但都止于“外在形式”，至于获得荣誉的依据、项目研究的领域和论文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却没有涉及；可以看出，人们对此也并不关注和在意，甚至彼此完全不清楚、不了解。末了，一位好像几乎将最高等级的指标都“占据”和“拥有”了的老兄喝得有点高了，坦然说，他以前写的东西都是“应付和敷衍”的，现在其最大的愿望是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上一套上档次的好房子，远离尘世和喧嚣，“好好做做学问”。
随着筵席的结束，人们散伙了。但坐在归途的出租车上，回味一晚上的话题，让我陷入沉思：现在流行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做“学问”方式啊！多少年来，我们很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基本就是按照各种外在的指标、规则和条件来“设计”的，研究方向、领域、选题乃至内容、方法和观点满足了这些指标、规则和条件，就可以争取到项目；之后，按照既定的规划、程序对相关的材料进行搜集、演绎、勾连和串掇，“学问”就“做”出来了；准此问世的“成果”自然就会赢得相应的各级荣誉，学者们则在物质上、名声上占有多方面的好处——级别、程度上可能有些差别，但路数基本是一样的。纳入这种科研框架和体系的构成主流，进入晋级通道；参加不进去的就被边缘化了，只得苟且度日或者沉沦下去。不仅如此，在生活待遇、社会地位和未来发展等方面都会大受影响，无怪乎刚刚入行的青年学者，想到的不是学术积累、潜沉磨练和从长计议，而是熟悉规则、探索人脉、冒进突击、早日出人头地……
什么是“学问”？为什么要做“学问”？那位“成功”的老兄，也不算轻松地爬上了“高阶”，成为“青椒”们羡慕的对象、模仿的范本，但至此他才如实地承认，自己荣膺多项荣誉的所谓“成果”自己也看不上！之后，在豪华住宅、山清水秀之地，“学问”就能做出来吗？如果“学问”不是指这些项目、课题，甚至也不止于数据统计、材料搜集、文献编撰，更重要的是追问真实生命的现象、本质和价值，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困境、出路和趋势，那么它与优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没有直接的关联，却与独立意志、自由探索、真诚思考、痛苦尝试、大胆突破等须臾不可分割。
岁月悠长，在这样的境遇和机制下耗费时光，又有这么多年轻的生命不断地涌入其间，一想到此，心里就感到很沉重……
（二）
在马克思一生的著述中，论战性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一直是占据着“绝对真理”的高地，以此来俯视和臧否他人及其思想，在谬论的废墟上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大厦的。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经常出现诸如“马克思对'错误社会思潮’的批判”这样的课题及其相应的研究著述。
尽管由专家设计的这类项目把所谓“错误社会思潮”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提了出来，却得不到马克思原始著述的支持，不要说“错误社会思潮”了，根据我的检索，他连“思潮”也没有使用过。“思潮”这个词的中文含义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德文的表述应该是Stromder Gedanken。但从这些项目最终成果的内容看，好像不是指“潮流”“趋势”，而是指代表性“派别”或者“观点”，那么德文应该用Shule或Gesichtspunkt来表达。这些词汇马克思倒是常用，但我没有见过它们与sozial（意思包括：社会的；爱群居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公共的等）连用，进而形成固定的提法，想来在他的著述中更不可能出现Falscher sozialideolohescher Gedankengang或者Falscher sozialideolohescher Trend（“错误的社会思潮”）的概念。
综上，我推断，所谓“错误社会思潮”这一提法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苏联时期才开始使用的，其效应是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那些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派别之间的根本差异、截然对立，在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绝对真理”的同时，也将后者简单化乃至脸谱化、妖魔化了。现在我们要重新梳理和辨析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工作，需要改变这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根据新的文献把它们的真实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复杂考量、系统论证完整地呈现出来，再对其功过得失、思想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做出分析。
（三）
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培训班的学习，集中听了多场报告，从领导到专家都在畅谈“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其中很多说法和概括来自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或者是对这些文件和讲话观点的重申、组合和演绎，所以听得多了，内容上又多有重复，就会产生倦怠之感，于是有时听众会开小差，或者看看手机，或者与邻座闲聊几句。
有一次，正在听某教授声音嘹亮地描绘我们的“小康”现状、罗列辉煌成就和展望美好前景，我突然从手机上看到在山西老家工作的一位高中同学在朋友圈里发的一组照片——是我出生的那一带小山村的景致。他当天驱车去那里看望故人，随手拍了几张。看着黄土高原被多年流泻的山洪冲刷而成的沟坎、山峁、墚塬，坐在京城学府礼堂听报告的我产生了一种陌生而亲切的恍惚之感——蓦然想到，我离开老家太久了！像那无根的浮萍在外游荡，既回不去，也不知漂向何方……
老同学去的地方叫“寨北”，是我出生并长大的“沟东”以北的一个村庄，我小时候去玩过，印象中那里人口比我们村要少，当时我村有600多人。于是我问了老同学现在那里的情况。他回复说：寨北和周围的沟东、沟西、寨北、太平庄、聂家嘴、麻子沟7个自然村合并在一起了，统称“沟西”，“总在册人口不足1000，但实际上，在村人口，大一点的自然村有六、七十人，小的只有三、五十人”——这就意味着现在这一带7个村庄总人口不到500人！
至此，我明白了，尽管“中国式现代化”现在是流行语，但距离首都北京不到500公里的我的老家还处于“前现代”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这么些年来，它不仅没有发展和进步，而是在衰落和退化；它还进入不了教授们所描绘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对这种状况该说些什么呢……
（四）
我们教研室多年以前毕业的一个学生，现在在某地机关工作，但对理论问题一直葆有兴趣，工作之余经常就学界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这两天他在微信群里很活跃，针对有人关于马克思学说“过时”的评论，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过时论’不对，应该是'错误论’。它不是过时了，而是在当时就是错误的，由其理论演绎得出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革命到现在都没发生。相反，不按他说的，列宁和毛主席在薄弱环节和外围地区的实践都成功了，他自己也没发表二、三卷（指《资本论》）。马克思很伟大，依然是我们的导师，但他资本论当时就是错的，没有达到对社会变革的自然科学般精确性的说明。当代中国学界就是不敢承认、无力纠正这个问题，好多文章都是没话找话，没什么科学性。”
这种指责不为其独有，但他多少有点义愤填膺的态度引发了我的一点想法。
如何评估列宁与马克思、毛主席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马克思学说有什么样的当代价值，诸如此类复杂的问题确实需要详尽地梳理和认真地讨论，但这位同学关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判定却是过于武断了。马克思1863—1865年按照“三卷四册”框架起草完《资本论》初稿，从中整理并出版了第一卷，但最终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追问应该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867—1883年间马克思多方拓展，在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撰写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手稿，其内容和意图又是什么？显然，这位同学没有看过相关材料，对这些问题也没有做过深入思考，仅凭现实中的一些印象就妄发议论，这是其治学不严谨的表现。
我自己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梳理马克思晚期的工作及其思想，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初步的感觉是，马克思确实意识到三卷构架和思路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所以他才违背了与出版商事先制定的计划，毅然决定“在英国的危机没有到来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三卷”。他晚年那些繁杂的活动及其著述显然包含了很多新的思考，我将其概括为以下7个方面：资本功能变迁及其危机呈现的曲折性；国家和民族特性与资本社会的多种类型；资本扩张所遭遇的时间和空间屏障；资本批判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的复杂关系；资本主义史前史；东方社会的未来出路；作为“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无疑这些新的思想进展蕴含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的把握和理解应该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我给这位老学生留言：“你是从咱们教研室出去的，所发表的观点应该建立在客观事实、扎实文献和严密的逻辑推导之上。”
（五）
多年来一直在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做兼职翻译的钟老师发短信来，向我“请教一个问题：马克思是不是曾经想去美国？”
是的，马克思晚年确实很想去美国。他对美国民主政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其联邦共和政体称作“最高形式的人民自治”（《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称颂美国是“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美国《独立宣言》是世界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美国南北战争“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美国总统林肯是“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他甚至将美国视为拯救欧洲资本主义的希望，称欧洲工人“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马克思晚年去美国访问的夙愿最终没有实现。
钟老师问：是不是由于马克思没有国籍导致的？
我觉得主要是由于晚年马克思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事实上，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就送约·魏德迈和弗·阿·左尔格等人去了北美大陆，从此之后他们与美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的联系从未间断过。1852—1861年间，马克思更被《纽约每日论坛报》聘为“特约撰稿人”，提供稿件10年。有如此深的交流和缘分，他最终没有去美国，应该不是手续问题。有一种情况可以与此对照，即他虽然被普鲁士政府驱逐，丧失了国籍，几次申请也没有再获批准，但这也没有妨碍他中途几次短暂返回德国。
钟老师说：“对，有道理，谢谢聂老师[强]”
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实现了他的愿望。1888年8月8日，68岁的恩格斯乘坐“柏林号”轮船从英国的利物浦港启程，开始横渡大西洋的美国—加拿大之行，历时50多天后，于9月28日回到伦敦。恩格斯对这趟美洲之行非常满意，写了《美国旅行印象》《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等文章和很多札记、信件，赞誉新大陆壮美的自然景观，称美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
（六）
有位青年学者承担了有关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于此也有所考虑，但自觉积累有限，特别是思考不够深入，所以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我发表了关于导师庄福龄教授学术历程及贡献的论文，但只是作为学生出于对老师的感念之情、根据老师著述提供的材料勾连而成，并没有写出我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在我看来，对于这样的课题，仅仅根据先辈留存下来的著述进行梳理和概括，可能触及不到真实的状况和问题的本质。知人论世，以事测人，20世纪太过复杂了，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其中的浮沉、转换，需要结合其具体的人生历程和感悟来把握，才可能透视得更深入、到位一些。
近年我在做“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关系再探讨”课题的时候，有时会涉及国内以往研究的资料，它们大多数对我正在研究的内容没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浏览之后却引发了我另外的联想和思考，有时会感到很沉重。于是，就写了几则随感抒泄一下情绪，也不是供发表的。南方有个编辑是有心人，向我约稿多次，我手头没有新的文章提供，他们就将这几则议题相近的随感连缀在一起，弄成一篇（《珍视20世纪中国马克思研究等学术传统》）。我看后觉得除了叙述语言与习见的论文有所不同外，还是提供了一些不为大多数人知悉的信息和我自己真实的思考的。这两天，他们编辑、校对完成了，我特别将这篇东西发给承担项目的青年学者，为其研究提供一点素材，希望其推出更为扎实、厚重的成果来。
（七）
也祝各位老师端午节愉快！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午读书时再次看到的一个观点——
“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这是180年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下的话。在原稿中他特别将“政治上的迷信”写成斜体，以此来对他所认定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和症结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人类走向自由和解放之路。这里马克思说的bürgerliche Leben，编译局翻译为“市民生活”了，实际上指的就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我们才有所理解的“中（资）产阶级”及其经济行为和生活状态。
时光一晃而过，当年的“今天”置换成2023。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对其思想及其论证依然陌生，读他的著述照旧会感到振聋发聩。这就是经典的价值——常读常新，它永远指向未来！
（八）
好几年没有出国了，以至于心里有了这样的印象：俄乌战争将欧洲拖下进退维谷的窘境，经济复苏困难，百姓生活深受影响；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又在加大，福利政策和均富措施受挫。殊不知，这是我们抽象的推断和宏观估量，并不是全部企业和大多数人们的真实情况。
以下是马克思故乡特里尔的朋友昨天发的照片，同时还谈及他们去那里一个叫做Hofgut Serrig 的农场参观了解到的情况：那里饲养八种禽畜，还养蜂、种植水果和蔬菜，有自己的草场、肉联厂、酿酒坊和农场商店。同时它不只是一个企业，也是一家职业康复机构。760名雇员中75%是残疾人，农场以职业和社会融合为目的，帮助他们全面参与工作生活。“通过与残疾同事一起工作，相互体谅、自我反省、同理心、处理情绪和冲突情况以及沟通等技能在受训者中得到传播和提升，这对日常生活和人格培养也同样有益。”
由此可知，欧洲没有衰落，那里有困境，但仍在坚守、在探索。同时我也更加确信以往几次去那里得到的印象：马克思当年追求的大部分价值理想在那里变成了现实！人类发展没有止尽，人的建构没有终点，那么他们就将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和自由一直努力下去。
最后一张是那里酿酒坊的黑加仑利口酒品牌“红色特里尔人”，大家都该知道头像是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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