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的原初思想探源（专题讨论）
主持人：张一兵
[主持人语] 本组专题讨论围绕马克思《伦敦笔记》研究展开，系南京大学主义马克思社会理论研究中心MEGA2研究小组近期完成的最新成果｡马克思完成于1850—1854年的《伦敦笔记》，呈现了他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性原始资料占有和思考过程｡也因为这一重要文献没有译成中文，所以在国内主义马克思研究中始终是一个长期空白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笔记文献中，马克思第一次深入到经济学理论逻辑中，从资产阶级货币和通货理论中捕捉到走向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道路;面对工业生产工艺学史的复杂语境，马克思再一次锤炼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机制;在完整了解欧洲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野蛮奴隶制现实的前提下，马克思确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认知基础，等等｡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笔记的研究，也是我们面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甚至《资本论》等经典文献时需要作深入了解的重要思想史背景｡
[关键词] 马克思；《伦敦笔记》；劳动；资本；剩余价值
马克思《伦敦笔记》的通货学派
与银行学派研究及其哲学方法论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4年第1期
作者：李乾坤
南京大学主义马克思学院副教授
资本主义的危机，往往在货币危机之上暴露得最明显｡[1]围绕货币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心脏英国伦敦，形成了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在第一时间跟踪研究了这一争论的观点，这一研究推动了马克思对于货币的理解，为解开资本之谜找到了一把钥匙｡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在世界经济学史､金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们代表了对于货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国内外经济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研究｡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研究，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理论意义，然而这一研究却极少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2]
一
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之争
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的长足发展，英国的经济制度特别是货币制度也逐渐开始发生许多必须从理论上加以应对的新现象｡李嘉图主义的货币数量论在当时的经济界有很大影响｡李嘉图在货币理论上主张将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兑换基础，与之相应，英国在1816年颁布了《金本位制法案》｡按照李嘉图主义的货币数量论，通货(Currency)与货币(Money)可以被视为同一个东西｡然而，在工商业领域，为满足市场上企业主之间迅速扩大的支付需求，新的货币形式即不可兑换的银行券(Banknote)和支票汇票等票据开始广泛使用｡银行券和票据是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扩大的产物，然而它们日益凸显的影响对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李嘉图主义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面对经济危机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支持李嘉图货币理论的“通货主义”者与支持银行券的不可兑换性的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其中，一派形成了“通货学派”，另一派则是“银行学派”｡1844年，为应对此前经济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黄金外流，时任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接受了通货学派的改革措施，推出了《英国银行法》，故此法案又称“皮尔法案”｡皮尔法案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确保了银行券对于黄金的可兑换性，将发行银行券的权力收归英格兰一家银行，并将英格兰银行改组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对银行券的发行和兑换进行控制｡[3]
通货学派的主要代表，有李嘉图思想的拥簇麦克库洛赫､奥维尔斯顿､罗伯特·托伦斯､罗伯特·皮尔､诺尔曼等｡银行学派的代表，有托马斯·图克､约翰·富拉顿､詹姆斯·威尔逊､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等[4]，《经济学人》杂志在当时积极充当了银行学派的舆论阵地｡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在看待货币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其一，在对货币本质的理解上，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各持一端｡奥维尔斯顿认为，货币应具有三种特性：“(1)货币的数量为贵金属分配于世界各国的规律所决定｡(2)货币在各国为一切商品价值的一般尺度，即货币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据以测度，一切契约据以履行的标准｡(3)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交易所必需的一般手段”[5]，而保障“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交易”的必然性来源就是具备与黄金进行兑换的充分性｡因此，银行券就必须具备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兑换充分性的保障来源于公共权力，因此银行券必须由政府银行或政府所指定的银行发行并置于严格监管之下｡与之相反，银行学派则将货币的本质理解为价值标准或价值尺度的职能，黄金只是具备了这种职能，方才成为货币，但能充当价值标准和尺度职能的东西并非仅限于黄金｡因此，银行学派反对将黄金的兑换性视作货币的定义｡例如，图克就认为，银行中的黄金储备即“金块(Bullion)”是“资本”而非“货币”，只有在市场流通的铸币(Coin)才算作货币[6];在切断了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必然联系后，银行学派认为，无论银行券是否可以兑换黄金都不妨碍它作为货币，只要它由法律认可具备偿付能力即可;而支票等票据既然具备了和银行券同样的货币职能，在图克看来就也可以算作货币[7]｡
其二，基于对货币本质的不同理解，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在物价与货币数量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鲜明对立｡从理论上看，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都将货币数量与物价涨跌联系在一起，但二者在货币数量与物价涨跌孰因孰果的问题上的观点却截然相反｡在通货学派看来，物价变动的主要原因是通货数量的变化，这一观点源自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在李嘉图看来，货币(即金属铸币)的价值与货币的数量多少成反比，而物价则与货币数量成正比：当一国内的货币数量多了，商品价格自然会上升;货币数量减少，则价格会降低｡从这一观点来看，银行券､支票等金融工具的发行，正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而银行学派则在价格问题上持一种动态的观点，他们认为，价格上涨的原因并非由货币数量变动所决定，而主要是由市场需要所决定的｡因此，银行券等金融工具的发行也只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产物而已｡换言之，货币数量变多并非是物价上涨的原因，而是物价上涨的结果，物价上涨的原因则与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即需求有关，货币(首先是银行券)数量由市场决定，而非由银行决定｡所以，银行学派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颠倒｡而多余､不需要的不可兑换的银行券，也会遵循“回流定律(Law of Reflux)”返还给银行，所以通货学派认为，不可兑换的银行券的发行造成物价上涨的观点完全是违背事实的｡
这两个学派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不同集团的利益｡通货学派代表了以大银行家为主的金融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主张银行券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以实现对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进而在国际黄金投机中牟利[8];银行学派则代表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银行券的流通方式有效满足了产业资本发展过程中的支付需求｡二者的观点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理论表达｡遵循通货学派原则的英格兰银行改革和相关政策并未消除经济危机和萧条，反而由于导致市场流动性的紧缩，造成了1847年的经济萧条，故而再度引发了新的广泛争论｡这一争论，无疑吸引了在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刚刚到达英国不久的马克思｡
二
《伦敦笔记》对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
论述摘录的文本情况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的前七个特别是第一和第二笔记本中集中摘录了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几乎全部主要代表人物的著述｡囿于篇幅和主题限制，本文重点探讨第一和第二笔记本中的摘录｡从摘录顺序上看，马克思首先摘录了银行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在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先摘录了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约翰·富拉顿的《论对通货的调节》和大卫·莫里尔·伊万斯的《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并以较大的篇幅､分三个片段摘录了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史》｡此外，马克思还摘录了亚历山大·安德森的《论最近的经济困境》和德国统计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雷登的《比较文化统计学》｡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继续以摘录银行学派的著作为主｡他先摘录了图克的《1839—1847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而后摘录了通货学派罗伯特·托伦斯为皮尔法案辩护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法案的原则和实施》，然后继续摘录了皮尔的幕僚､通货学派的阿什伯顿的《金融与商业危机》，以及皮尔法案的反对者､支持银行学派观点的阿奇博尔德·艾利生的《自由贸易与被束缚的通货》，此外还摘录了可算作银行学派的威廉·布莱克的《论调节交换过程的原理》以及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银行实用业务概论》｡
在第一和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已经对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之间的主要争论进行了梳理｡比如，马克思摘录了富拉顿对通货学派“货币理论的绅士们”的批判：“货币理论的绅士们使用的'货币(money)’'货币(Geld)’，不能在不破坏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向这些不同形式的信用扩张｡……然后信用成为货币(Money)的合法替代品，但是，在它的所有变化和阶段中，它与货币本身有一条广泛而不可逾越的界限｡”[9]在这里，马克思注意到了银行学派对通货学派的重要批判，即它混淆了信用与货币的关系｡银行学派主张的银行券､汇票等货币形式，实际上是一种信用｡信用可以执行支付的功能，却无须必然拥有对黄金的可兑换性，所以，其价值并非直接由金银决定｡所以，马克思继而摘录了富拉顿对纸币的界定：“纸币是一种信用形式，信用被分成小额甚至微额，以方便流通｡每张票据只是银行家向票据的第一个收款人所欠债务的可转让确认书，银行家承诺按要求付款;它的价值只存在于持有人可以通过将其发送到银行来进行命令……它是一种随着货币的价值上升下降的价值，它代表它是金属的或传统的货币｡”[10]“因此，这些不同形式的流通信贷与其说是货币本身，不如说是货币权力(monetary power)的一个要素｡”[11]这里，富拉顿对信用货币是一种“货币权力”的指认，无疑是十分深刻且吸引了马克思的目光的｡
马克思还摘录了亚历山大·安德森1847年针对经济萧条､批判通货学派观点的《论最近的经济困境》一书，这里讨论了货币的本质规定问题：“通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而只是固定和流动资本从手到手或从手到嘴交换的媒介……通货不需要内在价值，它在交换过程中代表价值或商品的时间，就像计算过程中的数字一样｡”[12]而黄金则是一种“最笨拙､最昂贵和最不哲学的交换系统”[13]｡随后，马克思用自己的语言总结了安德森的观点：“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恐慌的原因无非是缺乏纸质代表财产和资本的存在，以使这些资本可以用来偿还我们的债务｡”[14]安德森清楚地指出了通货学派在实践上的问题，间接申明了银行学派所主张的信用支付手段的重要性｡
马克思在对图克《1839—1847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的摘录中，直接记录和评论了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的分歧｡马克思首先关注到图克对货币职能的区分，即“货币的两种职能，(1)充当交换的工具和(2)是将来付款契约的对象｡固定一个标准对于后者来说是最本质的事”[15]｡通货学派仅仅将货币理解为交换的工具，而拒绝其执行支付契约的信用职能｡马克思详细摘录了图克对通货学派的归纳，即通货学派主张货币必须具备与黄金的兑换能力，并且要由银行来保障这种偿付能力以及皮尔法案所遵循的“通货原则”[16]｡此外，马克思还重点归纳道：“图克：在信用纸币(papier de confiance)与货币纸币(papier monnaie)之间作了非常关键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还摘录了银行学派用以辩护的重要理论依据，即“回流定律”｡马克思写道：“该规律将不需要的银行券数量返还给发行银行，以达到要求它们服务的目的｡回流主要有两种方式：'通过在存款账户上向银行家支付多余的金额，或通过退还已预付款的银行券清偿票据｡’第三种方式：将银行券退还给发行银行要求硬币｡最后一种方式是货币专家承认的唯一方式｡而这是最不常用的方式｡”[17]他随后还摘录了“货币的量取决于价格的提高，价格的提高不取决于货币的量”[18]这一典型的银行学派的观点｡马克思还记录了图克转述的表述，当一位审查员询问一位银行经理是否因为票据发行而增加了流动量时，这位银行经理回答道：“我认为答案不是流通;我认为答案是资本;因为我们支付的票据不会保留数天或数周以进行购买;它们立即支付给另一家银行，并在交换时返回给我们，它们成为我们向当事人预付的资本，使他能够进行购买……”[19]这里很清楚地显示出，在银行学派的观点中，银行券和票据等货币形式是作为资本而非流通手段发挥作用的，它们成为一种并未进入流通而执行了支付职能的信用货币｡还值得补充的是，马克思在第二笔记本中摘录艾利生1847年的《自由贸易与受束缚的货币》一书时，非常明确地阐述了银行学派对当时经济危机原因的认识：“自由贸易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至少对某些社会阶层来说是这样，但它需要一种可膨胀的通货(currency)……当前的危机不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来完成我们手头的一切，而是错误的货币制度，它阻止了这些资金的必要比例转换成可以转手的方便和必要的货币形式｡……自从有人类的记忆以来，商业困境和困难时期都被扩大发行的纸币(paper)所克服，它会随着大量外国进口的影响而消失｡”[20]艾利生的观点进一步批判了通货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并强调了以纸币为代表的信用货币的作用｡
对银行学派代表人物观点的摘录，迫使马克思要推进对货币本质的理解｡所以，在《伦敦笔记》的后续笔记本中，马克思的摘录还始终围绕着与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争论有关的货币基本问题展开｡但马克思的摘录对象进一步扩展到思想史上的其他对象，研究了包括罗杰斯·鲁丁的《货币年鉴》､热尔曼·加尔涅的《货币史》､奥古斯特·伯克的《雅典人的国家经济》在内的大量其他货币史著作和经济学著作，以及对货币数量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大卫·休谟的和约翰·洛克的著作，还有对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亨利·桑顿的《英国信用券的性质与效果的研究》等著作｡在这一摘录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写作的手稿《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也是对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中主要问题的延续和扩展｡通过《伦敦笔记》中的研究，马克思显然接受了银行学派的一些观点｡这在他于1851年2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封信里，马克思在概括了通货学派的观点之后，认为与通货学派的主张相反，“当金属储备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金属储备增加时，贴现业务仍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来的商业危机”[21]｡而后，马克思还指出，贵金属的流通与贸易顺差或逆差以及汇率没有任何关系，他还特别指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推翻了整个流通理论，并且证明了较之于信用制度，国家干预货币流通更加剧了危机｡[22]这些观点，与银行学派的主张基本一致｡
三
从货币表象到资本关系：马克思对
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争论的哲学透视
马克思于1850年12月在《伦敦笔记》第四笔记本中摘录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并首先将摘录的重点集中于其中的货币学说｡而1851年3月前后，马克思在第七笔记本中写下了记录其独立思考的“反思”一文｡这些文本集中展现了马克思的思考｡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对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争论的研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所体现出的哲学方法论｡
首先，对银行学派观点的研究，促使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展开批判｡在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尽管马克思仍继续批判李嘉图理论“将人变成了帽子”[23]，但还是对他的劳动价值论采取肯定的态度并用李嘉图的理论来批判蒲鲁东，认为“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24];而到了《伦敦笔记》中，银行学派的批判启示马克思认识到，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与他的劳动价值论之间存在着矛盾｡马克思在摘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时，清楚地指出了李嘉图在货币价值问题上的循环论证：一方面，李嘉图认为，由于货币的价值由生产黄金的费用决定，所以货币的价值由它的数量决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货币的数量又由它的价值决定”[25]｡李嘉图在货币数量论与劳动价值论上的矛盾，实际上恰恰是他经验主义抽象方法的必然表现，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推动他对货币的形式特别是货币的不同职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此外，在这一摘录中马克思还认识到，作为通货学派理论根源的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在汇率问题上产生了颠倒｡这一理论将汇率的涨跌解释为国与国之间黄金流动的原因，因而如果汇率不利的国家将相应的黄金输送到其他国家，仿佛便可以化解不利的汇率[26];而马克思强调，执行国与国之间支付功能而形成的黄金流动才是汇率涨跌的原因｡马克思写道：“汇率表明，货币之所以要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它的流通手段超过了[正常的]水平，而是因为它是另一国的债务人｡”[27]汇率问题上的颠倒，则是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经验主义抽象方法的另一个表现，它将理论分析仅仅立足于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的自然性之上｡
其次，银行学派对通货学派的批判，促使马克思注意到区分货币不同职能的重要意义｡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文本中，马克思对于货币的理解还停留于一个笼统的层面上，他尽管已经讨论了包括“货币经营业､银行､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投机和有价证券投机，各种物品的投机倒把等现象”在内的“货币制度”[28]，但是他还无法做到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制度中的不同形式｡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开始将货币的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与流通手段区分开来，并在对汇率问题的分析中得出了世界货币的职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发展出来的，并被银行学派所肯定的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和票据等形式，正是作为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货币，货币的这两重职能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紧密结合，是作为资本关系的货币的重要体现｡在摘录杰科布的《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时，马克思写道：“货币制度与奴隶制相结合，废除了共同体的基础，产生了纯粹的腐败效应，却没有创造工业｡只有当劳动自由地交换货币时，即与雇佣劳动制度一起，货币制度本身才是纯粹的｡”[29]可以看出，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货币与资本的本质关联｡而以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通货学派仅仅将货币理解为流通手段，并将货币等同于金银，也就取消了理解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的可能性，所以其无法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入口｡
再次，马克思虽受到了银行学派的启发，但又始终对银行学派的观点保持着独立的思考｡银行学派通过发行银行券和票据来化解流通性短缺所带来的危机的主张，将改变货币制度当作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这也为蒲鲁东､霍吉斯金等的改良主义观点提供了一定的证明｡在“反思”一文中，马克思对银行学派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银行学派不能区分货币和资本｡银行券作为价值的代表，并没有价值，危机的本质是商品即资本本身无法兑现，但银行学派认为缺乏的是货币，而非资本｡所以，马克思指出：“问题恰好在于资本即商品同货币之间的区别｡”[30]当商品过剩而成为“次要的东西”时，因为无法兑现为货币，故而资本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但银行学派将原因归咎于货币制度，要求放开银行券和票据的发行以解决流动性问题｡改变货币制度来让资本兑现这样的做法，是把资本(商品)和货币制度割裂开来｡然而，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31]银行学派将“资本的不能兑现”这一危机的表现与货币制度及其所代表的现实性､生产组织的存在对立起来，而看不到货币制度在本质上与资本相一致，却将货币制度直接等同于“资本”即产生利息的货币，并对其毫无批判性认识｡这样，马克思在一个更深的理论层面批判了银行学派以及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所实现的进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论是通货学派还是银行学派，尽管在对货币的理解上截然相反，但二者在方法论上都将货币的本质理解为一种“自然性”和“物性”｡通货学派将这种自然性放在贵金属之上，而对其价值的论证必然陷入循环论证;银行学派则将这种自然性放在市场需要之上，却对市场需要本身没有反思｡马克思恰恰打破了这两个学派都表现出的经验主义抽象的“自然性”外观，而致力于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矛盾，从而大大推进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伦敦笔记》中的探索，为马克思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更坚实的地基｡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1—162 页｡
[2]德国学者史傅德最早在这一问题上展开研究｡ 参见 Fred E. Schrader,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Die Vorarbeiten zum “Kapital” von Karl Marx in seinen Studienheften 1850-1858, Hildesheim: Gerstenberg, 1980｡ 此外,前东德学者在编辑 MEGA2《伦敦笔记》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相关 成果｡ 中国学者李扬最早探讨了马克思对银行学派和通货学派的研究,但并未涉及《伦敦笔记》｡ 参见李扬:《马克思､恩格斯对庇尔法及通货学 派和银行学派的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4 期｡
[3]参见李扬:《马克思､恩格斯对庇尔法及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研究》｡
[4]参见刘絜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北京:出版社中国金融,2010 年,第 118—119 页｡
[5]刘絜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第 120 页｡
[6]托马斯·图克:《通货原理研究》,张纪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15 页｡
[7]托马斯·图克:《通货原理研究》,第 145 页｡
[8]Fred E. Schrader,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Die Vorarbeiten zum “Kapital” von Karl Marx in seinen Studienheften 1850-1858, S.30.
[9]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42-43.
[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43.
[1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44.
[12]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66.
[13]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 66.
[14]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67.
[15]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70.
[16]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71-72.
[17]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72-73.
[18]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72.
[19]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88.
[20]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113-114.
[2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33 页｡
[2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 33—34 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94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 卷,第 93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80—81 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323.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4 卷,第 79 页｡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322.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4 卷,第 80 页｡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323.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5 页｡
[29]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 S.252.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4 卷,第 158 页｡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8, Berlin: Dietz Verlag, 1986, S.230.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 44 卷,第 159 页｡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8, S.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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