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文章不厌百回改”。而苏轼作为北宋时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其诸多诗文作品等创作时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有修改，甚至一改再改，直到满意为止。东坡守颍时的两个事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据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记载：薳尝于欧阳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
译成白话则是：何薳曾在欧阳修的孙子辈家得到苏东坡先生的几篇诗稿。东坡先生在《和欧阳叔弼》（全题《欧阳叔弼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诗里面，有“渊明为小邑”，就把“为”字圈住，改为“求”字。紧接着又涂去“小邑”二字，改作“县令”两字。连续改了三次（三个字），才成为现在这样的句子。至于“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这句，起初是“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如果按照最初这样的语句，未免被后人指责毛病了。又从这些改动中知道，即便是大手笔的作者，也并不以文笔来得快一次定稿，而懒得屡次修改。
北宋元祐六年（1091）苏轼守颍州。十一月初，与他私交甚笃的挚友刘季孙（即开封府人刘景文，北宋大将刘平之子）自杭州经高邮西赴汴京，顺至颍州拜访苏轼，中途折经滁州，受滁州知州王诏（字景献，北宋大臣王举元之子）请托，向苏轼求书楷书大字《醉翁亭记》。苏轼以“轼于先生（欧阳修）为门下士，不可以辞。”于是在十一月乙巳书写了欧文苏字、珠联璧合的楷书《醉翁亭记》碑。
据欧苏研究学者管笛《醉翁亭记研究》（黄山书社1999年5月第1版）一书记述：苏轼在正式书写大字楷书《醉翁亭记》碑文前，曾有一气呵成的默写草稿（即传世的草书墨宝《醉翁亭记》）。由于是默写时的急就草本，似有不尽达意之感。而在此后正式书写的楷书稿，与草书稿在内文及落款有了几处不同，说明苏轼发现了问题及时作了修改。如原草稿跋文落款为：“元祐六年（1091）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即1091年12月23日）眉山苏轼书”。而楷书正式稿为：“元祐六年（1091）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即1092年1月2日）眉山苏轼书”。苏轼这么一修改，阐明了草书稿与楷书稿书写的时间（前后相差10天）、先后顺序，增加了求书过程，就把为滁人书写大字楷体碑文的缘由说得更为具体明确并无懈可击。
中国书画史界公认苏轼草书《醉翁亭记》为真迹无疑。建国后，多家正规出版社出版有苏轼草书《醉翁亭记》墨宝法帖，为全面研究学习苏东坡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而令人遗憾的是，苏东坡在任颍州太守时的草书《醉翁亭记》墨宝，至今尚未能写进阜阳书画史，也未能被阜阳书法界所认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