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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踪迹|欧阳修在颍州南城的故居

欧阳文忠公画像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从仁宋庆历五年(1045)初来颍州,到皇祐元年(1049)任颍州太守,再至熙宁四年(1071)退休,翌年(1072)终老于颍州西湖六一堂。有研究表明,欧阳修一生至少八次来到颍州,与这片古老的沃土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

明代颍州子城、罗城,及欧阳修故居分布图(一)

  大家知道,北宋熙宁四年(1071)七月,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辞职,退居在颍州西湖书院旁陆续建造而成的私家别院,院内有欧阳公亲自题铭的“六一堂”等建筑群落。第二年(1072),与欧公曾同在政府的前副相赵槩,以近八十岁的高龄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单车来访,时任颍州知州的吕公著为尽地主之谊,在欧公宅院的西堂特置酒馔宴二公,洒酣耳热之际挥毫题额:“会老堂”。后来,“六一堂”、“会老堂”等建筑,人们习称为“欧阳修故居”,皆为颍州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文化符号。六一堂”今已不存,“会老堂”建筑仍存于古颍州西湖(今生态园)遗址上,是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颍州子城、罗城,及欧阳修故居分布图(二)

  在颍州南城也有一处曾被称为“欧阳修故居”的地方,却鲜为人知。按照城建规制,古代的颍州城池,在唐代以前即由毗连的“子城”(小城、北城)与“罗城”(大城、南城、郭城)两部分构成,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重城格局。位于中衢的“钟鼓楼”,既是“子城”的南门,门前有护城河和桥梁,也是南北两城的分界线,纵贯南北城区的中轴线也从门洞中穿过。这种传统的城建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颍州城池的城址、城基和城周也无大的变化。前些年,台湾省著名苏学专家李常生博士曾来阜阳考察城池建筑遗迹,他认为:“宋代颍州城郭有子城及罗城,暨(明)正德《颍州志》所记载之南城、北城。北城暨子城。”(李常生《苏轼行踪考》中华文史丛书,2019年8月初版)史料还记载,颍州南城(罗城)不仅是汝阴县衙所在地,而且是宗教建筑较多的地域,如唐代所建的颍州开元寺(约在今鼓楼广场南侧刘上台西南)及罗汉院、普惠寺、毗卢院、台头寺(旧志称南城大隅首即台头,台头寺即在附近)、维摩陀院,及宋代始建的大资福寺等寺庙建筑群落皆在附近。迄今,宋代大资福寺仍存;唐代颍州开元寺仅存重约伍仟斤硕大铜钟一口,钟高170厘米,口径125厘米,钟腹部刻铸有《颍州开元寺钟铭并序》。相传在明洪武初年发大水漂至寿州城内,现存淮南市寿县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开元寺门额(图片源自网络)

  北宋皇祐元年(1049)二月,欧阳修任颍州太守,或因家眷老小较多,也就没有住在北城(子城)署衙狭窄的官宅内,而是安顿在了南城(罗城)宽敞的维摩佗院。宋代文人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记载:“……维摩陀院,乃欧阳文忠公之故居。”当年,欧阳修的幼子欧阳辩(1049-1102),字季默,在维摩陀院内的寺舍呱呱坠地,欧公遂给他起了乳名唤作“和尚”。至于这个乳名的由来,后来欧公还留下了一段机智幽默的趣话。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徙知亳州,蒙城时为亳州所辖,曾任蒙城县主簿的王辟之与欧阳修交往甚密。他在《渑水燕谈录·谈谑》(卷十)作了记载:欧阳修历来不喜欢佛教。对那些谈论佛教的读书人,欧阳修必定要板着脸严肃地看着对方。而欧阳修最小的儿子欧阳辩却字“和尚”,有人不解地问:“你既然不喜欢佛教,为什么偏偏给儿子起个乳名叫'和尚’呢?”欧阳修说:“正因为我轻视佛教,所以就象民间一样用牛、驴、狗之类的贱字为小儿命名,这样也好养活成人。”提问的人开怀大笑,非常佩服欧公机敏的辩解。

民国时,颍州南城欧阳修故居位置示意图

  发生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的顺昌府(今阜阳市)城邑保卫战,抗金名将、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的“八字军”主力就驻扎在南城(罗城)的内,如“罗汉院驻左军,普惠寺驻右军,前军驻旧衙,后军驻毗卢院,中军驻台头寺,而太尉刘锜迁维摩陀院,乃欧阳文忠公之故居。”(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为不扰民,驻扎在子城(北城)外刘錡大军,与设在子城(北城)内的顺昌府衙及多数民家互不相干。

唐代颍州开元寺五千斤大铜钟,现存淮南市寿县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

  据史料,宋代时京官充任的地方官员一般任期较短,调动频繁,通常举家赴外地任职,由于地方衙署内或附近官宅的面积有限,借居于寺院和租赁民居的现象颇为普遍。如此,欧阳修任颍州太守时则住在了南城的“维摩陀院”。欧阳修曾八次来颍州,在维摩陀院陆续住了近两年的时间,其中最长的一次是在任颍州太守时,达一年零四个多月(1049年2月13日-1050年7月1日)。欧阳修有可能不止一次借住在这座寺院内。我市宋史研究专家李兴武先生在《欧阳修与颍州》(黄山书社,2023年7月第1版)专著中记述:欧阳修“虽然早就做好了归隐的准备,但'族大费广,颇以劳心’,一切皆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惟当营舍,久而仅了。’房屋扩建工程没有完成,只得暂时寄居别处。”这个“别处”或是维摩陀院。

唐代《颍州开元寺钟铭并序》朱拓

  颍州南城(罗城“维摩陀院,乃欧阳文忠之故居”,也得到了史料的进一步佐证。据原阜阳市博物馆韩自强先生所见,1987年,阜阳中大街开发建设古商城时,在老地委西街口(即贡院街中段,八角亭附近)一古井内挖出一枚长三四寸的残骨笄(古代束发用的簪子),上面刻“六一居士”四个篆字,后被一老文化干部收藏。此骨簪或是北宋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退休于颍,曾暂居“维摩陀院”时的一件遗物。(参见2018年12月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阜阳地情研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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