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网络搜索，发现古代称为“台头寺”(抬头寺）的庙宇屈指可数。而进入眼帘的字眼总是位于徐州戏马台东侧的“台头寺”（又名陀头寺）。它由南朝宋武帝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始建，距今已有1500余年，是徐州八大古寺之一。刘裕是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有一年的重阳之日，他在“台头寺”宴酬群僚，登高赋诗，赏菊饮酒，一时传为佳话。
徐州、泰州台头寺（抬头寺）保护（介绍）牌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在任徐州太守期间，曾作《台头寺送宋希元》《台头寺步月得人字》等唱和诗作。时文学家李邦直（清臣）为提点京东路刑狱（提刑）。熙宁十年（1077）七月间，李邦直赴京城任国史馆编修，临行前苏轼在台头寺设宴为其饯行，赋诗《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馆，分韵得忆字人字，兼寄孙巨源二首》，其诗一有“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忆”句最为著名，乃被阜阳人引用最多，误以为是称赞颍州“白鱼”的名句，实际上与颍州无涉。即使是“白鱼”也非阜阳所独有，而是“江淮各内湖均产。”（清冯煦《皖政辑要》）淮河、颍河、泉河等大小河流亦产。
北宋时颍州也有一座“台头寺”。那么颍州的“台头寺”在什么位置呢？这首先要对颍州古城的形制有所了解。按照城建规制，古代的颍州城池，在唐代以前即由毗连的“子城”（小城、北城）与“罗城”（大城、南城、郭城）两部分构成了城市格局，宋代时依然沿革没有变化。“宋代颍州城郭有子城及罗城，暨（明）正德《颍州志》所记载之南城、北城。北城暨子城。”（李常生《苏轼行踪考》中华文史丛书，2019年8月初版）参加过南宋顺昌城邑保卫战全过程的随军文人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给出了“台头寺”位置的答案：南宋绍兴十年（1140）五月，抗金名将、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的“八字军”（分前、后、左、右、中及游奕六军）主力部队，分别驻扎在顺昌府（今阜阳市）南城（罗城）的宗教建筑场所各处，如“罗汉院驻左军，普惠寺（今一职高院内，前些年曾出土普惠禅寺大圣塔基址及石函舍利等文物，现藏阜阳博物馆）驻右军，前军驻旧衙（旧汝阴县衙，今军分区旧址），后军驻毗卢院，中军驻台头寺，而太尉刘锜迁维摩陀院（约在刘上台以南至贡院街地域），乃欧阳文忠公之故居。皆在子城（北城）外，与府治（顺昌府衙）及民家两不相干。”由此可知，刘锜的宿营安排既是针对南城（罗城）内宗教建筑群落较多，便于部队集中安营扎寨和管理的特点，也是为了秋毫无犯，避免驻军扰民引发百姓恐慌，体现了刘锜深厚的爱民情怀。
南宋文人杨汝翼对“中军”驻扎南城的位置写的非常明确：“中军驻台头寺”。“台头寺”与“台头”之名有关。阜阳旧志记载：“台头，今南城内，俗名'大隅首’。”（清道光《阜阳县志》卷二·舆地志）“大隅首”也称“大隅头”，在明代亦称“大十字街，在南城，四门相望。”（明正德《颍州志》卷之二·廓附，第35页）“大隅首，在南城。为南门、西门、东门、鼓楼各大街之交汇处。”（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二·建置志）。
阜阳一职高院内出土的宋代普惠寺石函（内盛有舍利子）
北宋皇祐二年（1050）七月，欧阳修由颍州知府改知应天府兼南京（今河南商丘市）留守司事。他在写给朋友张职方的信中记述了赴任沿途的所见所闻、心情感受和对颍州的眷恋：“道涂无阻，行已及陈（州）。时时得雨，舟中不热。自过界沟，地土卑薄，桑柘萧条，始知颍真乐土，益令人眷眷尔。小儿辈望见万寿塔，尚指以为台头，闻其语，不觉怆然尔。……”（《唐宋十大家书信全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宋代颍州普惠寺石函上的铭文（现藏市博物馆）
这里还有个背景，皇祐元年（1049）二月，欧阳修任颍州太守，因衙舍狭窄，家眷较多，全家老小则安顿在了南城（罗城）宽敞的维摩佗院内。且四子（幼子）欧阳辩（1049－1100），字季默，因在维摩陀院内出生，乳名唤作“和尚”。信中“小儿辈望见万寿塔，尚指以为台头”一句，“小儿”当指欧阳修时年十岁的大儿欧阳发、五岁的二子欧阳奕、三岁的三子字欧阳棐。欧阳辩（和尚）此时尚小。这里的“台头”是寺名，即指南城内的“台头寺”，寺中有“万寿塔”。他们住在寺院区域，“小儿”们免不了时常去“台头寺”里玩耍，因此在途中瞥见似曾相识的“万寿塔”，便不由自主地说这像是颍州城内的“台头寺”。
清初颍州诗人刘体仁在《七颂堂集》（《致张实水先生》）书札中也记载了此事：承示欧公书，见《居士集》。又欧公书云：“小子见万寿塔，犹指为台头。”而《顺昌录》（指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中亦载。台头，盖颍地也。”（刘体仁撰、王秋生校点《七颂堂集》黄山书社2008年4月第一版）
以上史志文献相互印证：“台头寺”即在颍州南城的大隅首（大隅头、台头）附近，且寺内有座标志性建筑“万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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