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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欧阳修“海棠应恨我来迟”

再说者,乃是曾经说过,现在再说一次之谓也。

我们曾在《欧阳修八到颍州》(见李兴武《欧阳修与颍州》黄山书社2003年7月第一版)一文中述及:据刘德清《欧阳修传·结缘颍州》说:“(修)当年贬职滁州,途经这里(颍州)”推测,他第一次到颍州的时间应在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深秋。当时,欧阳修从定州望始县(今属河北)出发,至十月十二日到达滁州。在此之前的一天,34岁、风华正茂的欧阳修路过颍州,且遇到一段奇缘。据赵令畤《侯靖录》卷一云:“欧公闲居汝阴时,一(歌)伎甚韵,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杨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后来欧阳修曾有诗《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寄淮南转运吕度支、发运许主客》:

“平湖十顷碧琉璃,四面清阴乍合时。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啼禽似与游人语,明月闲撑野艇随。每到最佳堪乐处,却思君共把芳厄。”

43年后,苏轼出知颍州,见诗笑曰:这是杜牧“绿叶成荫”那样的诗句啊!

相传晚唐诗人杜牧做宣州幕僚时,在出游湖州(今属浙江)途中,爱上一名女子。14年后,当他出任湖州刺史来寻访这名女子时,方知该女早已出嫁并已生儿育女,杜牧怅然赋诗曰: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以上表明在2003年的“八到颍州”之论中,是把庆历五年赴滁州路过颍州,作为欧阳修“第一次”“到颍”来肯定的,自然也包括“绿叶成荫”的故事。

不过,近日读到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永照先生和文学博士崔铭女士合作的《欧阳修传》(齐鲁书社2008年1月第一版)中,谈及“绿叶成荫”之事时,认为是依照欧阳修的诗句,“有人敷衍出的帐惘的艳情故事”,是“好事者”从《唐诗纪事》中“移植”的。并且说:“事实上,欧阳修还做了一首《浣溪沙》”,与上述《初到颍州……》诗可谓同题之作:

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

该文接下去分析道:通常来说,词比诗更便于抒写艳情,而我们在这首《浣溪沙》中却丝毫找不到一点点艳情的痕迹,有的只是对春天西湖美景的无限热爱。

看来,他们二位是否定“绿叶成荫”可能实有其事的。但仅凭推想,无实证依据;况且,用彼一词来作为否定此一首的印证,似过牵强。通常说来,一个人重返旧游之地时,总是“初到”的那段时间会很快记下触景所生之情,睹物所思之人,而这“所记”与“所思”会随时间淡化,不至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有必要提出的是《初到颍州……》的注中记:一题作《到颍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因与郡官小酢其上,聊书所见》(见王秋生《欧阳修、苏轼颍州诗词详注辑评》黄山书社2004年12月第1版)。“到颍治事之明日”即第二天,应为最早的时段,故王秋生先生序定为“知颍诗”第一首。

至于欧阳修初到颍州是在庆历五年的问题,王、崔二位语焉不详,而我们倒有两点新的发现和认识。

其一是人们所熟知的史实。即皇祐元年(1049)他在扬州任上以“目疾为苦“的理由,“自请”改知颍州“求颍自便”,而且到颍之后便“萌生留颍之意”:他在《思颍诗后序》中写道:“皇祐元年春,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而有终焉之意也”;最后也确实致仕、终老于颍州。试想,以他当时43岁的成熟年岁,曾历任名邑大郡的阅历,如果不是此前对“小郡”颍州有一番实地考察了解,绝不会率尔作出“自请”、“留颍”、“归颍”之举的。故,这些史实可以作为我们“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初到颍州“之论的印证。

其二是王秋生先生上述关于欧苏颍州诗词详注辑评一书中,开宗明义所录的““欧阳修颍州诗词”首篇《行次寿州寄内》:

紫金山下水长流,尝记当年此共游。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淮明月照孤舟。

有题解谓此诗为“皇祐元年(1049)二月赴颍州途经寿州时作。又记:“此次,欧阳修由扬州赴颍州任,乃经运河溯淮而上,家属随后启程。船行至寿州靠岸停宿,明月之夜,欧公思念夫人及子女,因作此诗”。对诗中“尝记当年共此游”句,王秋生先生考据称:四年前(庆历五年八月,公元1045年),欧阳修为挽救频临危亡的庆历新政,上书为范仲淹、杜衍、富弼等辩,加之遭“张甥”案之诬,落龙图阁直学士,罢河北都转运按察史,以知制诰贬知滁州。后接家眷去滁州,以颍河入淮河,曾经过此地。

笔者曾于2008年10月14日亲赴该诗所记之“紫金山”考察,亲见其山其石,确如王秋生先生所释:紫金山,八公山之一山,其山产砚石,所制之砚名紫金砚,八公山在今安徽寿县西北,在淝河之北,淮水之南,频临淮河,船行淮河可见。

如是之史实、考据及诗文,均进一步证实了我们所作的“初到颍州”时间的结论。

现在我们来讨论“绿叶成荫”,究竟是“敷衍”、“移植”的子虚乌有的故事,还是完全可能是实有其事的问题。笔者打算用几件事实来表明。

第一件是自天圣八年(1030)至明道二年(1033),也即欧阳修24-27岁,在西京(今洛阳)任留守官3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一个阵雨初霽的黄昏,欧阳修与一位相好的歌伎偷偷约会,两情缱锩之际,竟忘了时间的流逝。而那天晚上,留守钱惟演大宴宾客,欧阳修与这位歌伎均属应约赴会之列。却迟到了一个时辰。众目睽睽之下,钱公不便批评欧阳修,转而责问那歌伎:

“为何直到此时才到啊?”

那歌伎答道:“因中暑在凉堂睡着了,醒后发觉金钗丢失,一直没找到,所以来迟了”。

钱公明知托词,但只一笑说:

“你若能向欧推官求得一词吟咏此事,我赏你一副金钗。”

歌伎含羞走向欧阳修,只见他略一思索,执笔写出一首《临江仙》来:

池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此词一经写出,举座称善。钱惟演也赞赏不已,即命人拿来一副金钗赏给歌伎。不过事后还是告诫“风流放逸”的欧阳修应有收敛。

第二件是皇祐元年(1049)在颍州任上,欧阳修时年43岁。潘永因《宋禅类钞》卷一,记述的一件事。说颍州有一位奇异的僧人,能知道人的来世今生。这时,欧阳修发现一歌伎(一议公婢名卢媚儿)口中常常吐出莲花的馨香,十分好闻,也感到奇怪,却想不透是什么原因。他就此事向僧人问解。僧曰:“此歌伎生前为尼,好转《妙法莲花经》,三十年不废。后因一念之差,不幸堕身娼贱”。

有一天郡会,正巧那个卢媚儿在一旁伺候,欧阳修便把僧人的话告诉她,并问她如今还转《莲花经》吗?卢媚儿说,我不幸做了官伎,天天迎来送往,忙得团团转,哪有闲功夫念什么经啊!欧阳修想试试她,就叫人取来《莲花经》让卢媚儿读读看,没想到她只翻阅一下,便可背诵如流。欧阳修又叫人拿来其他的经书来,卢媚儿却一句也读不出来。面对这种状况,欧阳修更是感到惊异了。

第三件是在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五十岁。那年正月,他奉使契丹返朝途径北京(今河北大名),受到河北安抚使贾昌朝的歌宴款待。

事前,贾昌朝就通知官伎们歌唱词曲助以劝酒,歌伎们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又叫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再把她们召来当面嘱咐一次,歌伎们还是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可能是贾昌朝初调大名,对北地方言还不太熟悉,所以他觉得这些歌伎说话有些怪怪的,认为都是山野村女,没有文化,连说话也叫人听不明白。到了开宴的时候,贾昌朝只见歌伎们捧着酒杯,唱着祝寿的歌,但唱得是什么内容却听不懂。只是见欧阳修“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听得津津有味,不断地把杯中的酒喝完再让斟满。贾在旁边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再一次把歌伎叫到面前,问她们唱得都是什么词曲?歌伎们告诉他,我们唱得都是欧阳修大人作的词啊!贾昌朝这才明白欧阳修刚才听得那么认真,喝得那么痛快的原因。这件事记载在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之中。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州府都配备有专为官员公私活动服务的歌舞女伶,她们在其会饮宴客、游乐等活动中出现,乃是正常的存在。因而在一些文化官员的诗词歌咏中不乏有对她们的描写,之于欧阳修亦属常情。

比如《答通判吕太博》中有“千顷芙蕖盖水平,扬州太守旧多情,画盆围处花光合,红袖传来酒令行”。

比如《酬珺玉中秋待月值雨》中有“缘醅自有寒中力,红粉尤宜烛下看。”

比如《圣无忧》中有“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比如《浣溪沙》其六中有“红粉佳人白玉杯,木兰船稳棹歌催。绿荷风里笑声来”。

比如《西湖泛舟呈运使学士张掞》中有“绮罗香里留佳客,管弦声里畅晚风”。

比如《玉楼春》中有“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既然饮宴游乐中召伎是寻常之事,欧阳修在颍州也遇到一位能记住自己的全部诗词的歌伎,心情自然十分高兴,在酒席上“戏约”,开玩笑一样地说,过几年我要到颍州当太守,再听你的歌唱,及至有一天真的来颍,再去找一找这位歌中知己而未见,由不得发出一声感概来:啊!她一定会埋怨我来的太迟了啊!这岂不是人之常情吗?倘若再参考他在这方面的上述种种际遇,我们说这个“绿叶成荫”的故事,完全可能实有其事,不亦是顺理成章的结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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