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为绢本，设淡色，画幅纵135厘米，横52.5厘米，其尺寸正与唐五代时屏风画面(高140厘米左右、宽50厘米左右)大体近似，当年或系为流行的六曲屏风所作屏画也未可知，但到北宋时已将6幅改为长卷，其后历经沧桑，失其5幅，仅存此图。
《高士图》画面的布局，显示出作者构思缜密，他将主题部分绘于画面下部偏左处，画出梁鸿所居的简陋瓦屋，外设疏篱，前流溪水，围绕树石，简朴幽雅，一派逸隐者居所的特有风貌。又在画幅上部，几占1／2画面，描绘屋后山水景色，近处峰峦耸立，远处大江横流，气势恢宏，从而更衬托出山林逸隐超尘脱俗的博大胸怀。在用笔方面亦有特色，画风精密而不板滞，皴石画树多用干笔，雄健苍厚，常被视为了解南唐山水画的重要资料。图中所描绘的两位主要人物，绘于瓦屋之中，梁鸿坐于一张高足大床之上，面前床面上又摆放一几，其妻孟光则跪于床前地上，双手捧举盛有饭食的盘，高齐于额部，向丈夫奉献。由于床高而人又跪在地上，她的头额仅能与床上所置几面齐平，因而床上坐着的梁鸿呈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势。其实这只是由于五代时人的卫贤，是按照他自己生活的社会情景，拟测画出的古人生活的画作，自然与汉代的情况并不相符合。但这幅作品，却可以使我们得到由于古代家具发展演变，因而出现一些习俗与日用家具不相协调的有趣现象。
梁鸿的事迹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当梁鸿自霸陵山中东出关，过京师时，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结果“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弄得梁鸿易姓改名，迁居齐鲁之间，然后再迁于吴。到吴以后“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从此“举案齐眉”的故事，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誉为妻子敬爱丈夫的典范。
所谓目不仰视而举案齐眉，在汉代的生活起居条件下并不难做到。汉代的案，多系木质，或髹漆彩绘，加饰金属饰边、角饰，形状或矩形或圆形，有的仅为类似后世托盘的形状，有的下设矮足，矩形的多4足，圆形的或为3足，即使有足也极低矮，因此轻便易于捧持。以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出土的斫木胎漆案为例，系矩形平面，面积60×40平方厘米，下设矮足，足高仅2厘米，案全高不过5厘米。马王堆漆案的面部和底部均髹黑漆。案面在黑漆底色上又用红漆描绘两重方框，再于案心及两重框间绘以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案底又用红漆书写“轪侯家”三字，以表示该案所属的主人为谁。案上原置有各种漆饮食具，有五盘、二卮、一耳杯，以及竹箸、竹串等物。全套用具轻巧精美，易于捧持。至于一般人使用的案，自然比不上轪侯家物，或以木制，但其形状仍然是差不多的，即使盘杯中装满食品饭菜，其全重也易于举捧至眉以表示崇敬。同时汉代仍为席地起居，多坐于席上，即使设床榻等坐具，也都是低矮的，基本与席地起居相差无几。因坐于席上或在矮床前，把案举到眉际相当容易，虽然眼睛不看前面，也可保持案的平稳而不致使案上的餐具倾覆。可以看出孟光这种尊敬丈夫的举动，是与当时社会房屋、家具、日用器皿等特点相适应的，也表明礼节是与当时社会习俗紧密关联的。
但是当到卫贤生活和进行创作的南唐时期，已与孟光举案齐眉发生的东汉肃宗(即章帝刘炟)时期(约公元1世纪后半期)，几乎近千年。其间中国古代家具和生活习俗都已有了划时代的改变。而五代则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期的中间时期，也正是家具的形体由低向高发展趋于成熟的关键时刻，也是传统的席地起居习俗最终改变的关键时刻。在与卫贤同时的许多画家的作品中，颇为形象而生动地反映出当时以桌、椅、大床为代表的高足家具流行于上层社会的情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与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高足家具的陈设，也可看到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起居的旧习惯，悠然欢乐的情景。
通过对生活习俗和古代家具演变的回顾，再看卫贤的《高士图》，可以想见画家为了表现古代逸隐之士的古风，还并没有绘出当时流行的高足家具如桌、椅等物，而是仅画了大床和上面设几的格局，这在当时已是颇为古旧的陈设了。如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所绘家具陈设情况对照，在大床上设几的陈设方式最早出现于北朝晚期，而流行于隋和唐代前期，那也可视为在桌椅等高足家具普遍使用以前，由席地起居向高坐垂足习俗过渡阶段的典型室内陈设。自然到五代时人的眼目中，它乃是一种古代的陈设，卫贤用以描绘东汉高士的生活情景是很自然的事。在设几的大床前跪地举案，虽看来牵强，但尚勉强可为，再迟些到高足家具流行的北宋时，一般桌高已近于今日桌子的高度，案也不再是汉案的形式而近于桌形，再跪地举案，即使孟光如《后汉书》所说能“力举石臼”，也难以为之，“举案齐眉”只能是男人们企望而无法身受的古代佳话了。
（文章来源：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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