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王朝是统治中国时间最长的北方蛮族王朝，它在征服辽阔的汉族传统统治区域——东亚腹地之时，全民族大约100万人，而被其征服的地域的敌对民族竟然有四亿多人，这种力量对比极其不均衡的征服不但获得了匪夷所思的成功，更建立了稳固而持久的对异族的长期的和有效的政治统治，更加有趣的是，在征服的当时及其以后，满族的文明程度和自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实是落后于汉族的，这在世界征服史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文明程度较低的100万人能够征服和稳定统治文明程度较高的四亿异族人，就好象让一个外来的文盲流浪汉统治一个钟鸣鼎食的超级豪门家族？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或许是因为落后文明比较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缘故，从一开始，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上层的部落酋长便有效地吸收和承袭了汉族统治者传统的软法律政治机制，以宗法制度和地方政治自治为核心构筑起他们最重要的政权治理蓝图，而满清王朝对汉民族延续将近280年有效统治的历史充分表明了这个政治蓝图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八王议政制度的盛衰变迁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八王议政是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制度。“议政王大臣”之名正式出现于崇德元年（1636）以后，但满族上层贵族与议国政的制度，却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之初即已形成。当时满族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之际，尚存有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后金的军国大事，都由诸贝勒①等人共议裁决。诸贝勒大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贵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毁灭满族原生态部落制度，创建新型的八旗（按照军事体制重新编组的家长制部落，努尔哈赤任命自己的子侄为各旗旗主，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政治制度）制度之后，又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与诸贝勒每五日集会一次，协议国政。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亦命四大和硕贝勒②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又谕令八旗旗主贝勒共议国政。至天聪年间（1627～1636），除宗室贵族中被封为贝勒者充当议政的成员外，八旗固山额真①也兼充议政。至此，在天命及天聪年间，这种由宗室贵族及八旗中的五大臣、固山额真等组成的议政制度，虽无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名，实际上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早期形态。
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将原来的旗主全部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在清代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因参与议政的宗室贵族除亲王、郡王以外，还有贝勒等人，故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会议的成员虽由上层贵族及八旗大臣所组成，但不是所有上层贵族、大臣都可以出席。“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同样，在必要时，皇帝也可以撤销某一贵族及大臣的“议政”资格。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贵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议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及中央政府六部满、蒙尚书（部长）也列为议政大臣。其他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与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大事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贵族政治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的增加，较低级别的贵族和大臣的参加议政，实际上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与地位。顺治与康熙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时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继续存在，但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军务、皇帝出巡、旗务、少数民族事务及重大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取消了议政王大臣职名，自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有一幕非常精彩的政权之争，八、九、十三位王爷为了逼迫雍正交出权位，招来了蒙古的几位王爷，以“八王议政”的祖宗法制来质疑雍正皇位的非法性质。雍正在左右逢敌，智穷力竭之时，幸得张廷玉挺身上阵，舌战群雄，引经据典，驳倒一帮“大人物”，救雍正于危难之际。以此看到这“八王议政”还是很厉害啊！其实虽然这一段情节只是编剧的“添油加醋”，因为“八王议政”到了雍正王朝早已名存实亡了，但是在清朝建国初期还是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满人和蒙古人一样，由游牧部落发家，逐渐鲸吞蚕食周围城邦国土，一方面要大肆屠杀反抗敌对群体，一方面要团结分封内部的各军事群体。财产上的均贫富和政治上的权利平衡成为落后的游牧民族的一大特征。三百多年前蒙古人有“布里尔泰会议”，努尔哈赤就开创了个“八王议政”，实质上都是由极少数的几个皇亲贵胄共同协议一些军国大事包括推举皇位（汗位）的继承人。所以在元朝初期和清朝前期，按照当时的“宪法”，皇帝（大汗）是没有独断专行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这种早期的政治治理方法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它不但充分保证了最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且在决策讨论乃至表决的过程中使得决策的执行者达成了对决策的理解和执行方面的共同认识，有利于决策的充分实现。另外，在八王议政体制下，即使皇帝指定了继承人也要经过议会的选举才能成为合法的统治者，从而有效地平衡了最高权力中心的政治利益争夺。
但是，这种“贵族寡头权力制约体制”仅仅在战争不断的时期起到了团结作用，一旦外敌减少举国待建的时候就成了可怕的绊脚石了。因为战争时期所需要的统治者是勇猛果敢的人，国家的事务单纯地集中在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方面，因此，虽然七嘴八舌、争吵不断，但是共同的工作目标使得共同的认识和决策比较容易达成。而和平时期所需要的统治技术与战争时期相比则大不相同，社会管理事务的繁杂、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等等，都使得这种由“布里尔泰大会”所产生的不稳定的政局，这种高级贵族之间的“民主制度”，严重损害了一个封建王朝需要的君主集权，使一个皇帝连绝对的继承权和传位权都没有，一个皇族可以从天堂掉到地狱。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元朝在100多年中风波不断，流血不停，皇位就像个皮球似的被人踢来踢去。总之，元朝的社会不稳定除了民族因素外，上层建筑乱七八糟所导致。而上层建筑乱七八糟的关键一点就是这个“布里尔泰大会”所产生的一系列假民主。人心不齐，各有所拥，皇帝权力被非理性分散，随时都有被拉下台的危险。有心建设好国家的皇帝却没有能力，甚至被弑杀。
相比之下，清朝的“八王议政”就强多了，在努尔哈赤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后，皇太极建立大清国后就适时而衰落。清朝皇帝谨记明朝的亡国之训，紧握皇权，开创了满清13皇朝。所以《雍正王朝》中以“八王议政”为由来“逼宫”的现象是不会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从“八王议政”到中央集权的转变，恰恰是保证满族以微弱落后的百万人口逐渐统治四亿人口的最重要的权力调控机制，再加上满清建国初期分封汉族领袖为王代替他们统治辽阔的长江以南地区的地方自治制度，有效地麻痹了一个比自己庞大数百倍的异族的反抗意志，从而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帝国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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