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院

作者： 

张爱林（1980－），男，山东郓城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医学教育；沈瑞林（1973－），男，江苏扬州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转载自《南京医科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1927 年 4 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6 月，江苏试行大学区制，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将江苏省立医科大学等 9 所高校合并，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江苏境内公立医学学府硕果无存。 1934 年，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有意于省会镇江筹设省立医政学院（今南京医科大学前身），亲任院长并聘请留德博士、原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胡定安任教务长。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医政学院西迁办学，在湖南沅陵与暂驻衡阳的南通学院医科合并，改组国立江苏医学院，胡定安为院长。省立医政学院到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嬗变，涉及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及当时社会背景的诸多变化，折射出民国时期医学教育曲折发展的现实。

一、“医政”释义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为全国首创的“医政”学府，一直被陈果夫看作是一生的荣耀。 在《陈果夫日记》中不难发现，他最后完成的自述文稿即为《苏政回忆》，欣然称道在江苏任内是“足以自慰的”，“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评，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 ”［1］这所学校承载着陈氏何等的理想与功绩呢，竟让一向谨慎的陈果夫得意至此，多次炫耀。 这与“医政”有极大关系。

        从词源角度来看，医、政发生关联，最早源于《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 ”［2］是说医师执掌医治疾病的政令， 聚集各种气性猛烈的药材供作医疗之用……每年年终，考核所属的医生治病的成绩，以确定他们的俸禄。 这里的“医师”负责管理医生、医药，是医政官员；与陈果夫的“医政”理想有莫大关联，但也有很大不同。

        陈果夫的朋友和属僚，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程天放在省立医政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曾以“医与政”为题作了如下讲述：“政是政治，医是医学，或者是医术。 医政二字，表面上似乎是不相关的。 在一般人看来，医与政连在一起，未免有点奇怪……本省自从陈主席主政以后，感觉时势之需要，创办了一个医政学院……是很有道理的……凡与大多数人群相关的事就属于政治……从前政府对于医取放任主义， 以为行医是私人的事……和社会毫不发生关系， 现代的政治， 就不然了。 政府应当以医为政治上很大的事业， 增进民族健康幸福的重要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是有关于全体国民的生命幸福，国家的强弱存亡的。 ”［3］程氏的演说可谓深得陈果夫思想三昧。

        陈氏从政治的角度办学，主张医学既要救死扶伤，救小我于病痛；也要济世苍生，“利天下世”，同时肩负起“良医良相”的职责，立校目标也可谓高远。尤其在当时极低的经济和医疗条件下，通过加强统筹管理和行政干预，推进医学预防、治疗、研究和救助一体化发展，更多惠及城镇农村的普通民众，更好推动卫生事业整体发展，从而达到以最低成本发挥最大功效的目的。

二、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院的比照

        省立医政学院办学理念可谓高自标持又极为特别，当时社会多有误解，就连国民党教育部医药教育委员会中也有人诋毁学校为“非驴非马之医学院”［4］14。 陈氏曾坦承“江苏医政学院，即按照医字整个范围决定其教育计划，定其名为'医政’，所以别于一般医科学校也。 ”［4］261 陈果夫办学由此担负着巨大压力，以致于在其主持院政的三年时间内未向教育部立案。民国时期，教育思想多元，学校类型繁多，国家对学校的管理较为松散。 省立医政学院在省政府和陈果夫的支持下，竟然也办得风生水起。那么，医政学院何以得不到国家教育部的承认，如何特立独行，就需要与后来被国家认可的“部属”国立江苏医学院比照一番了。

（一）   办学理念

        陈果夫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主要在于实验新医政教育制度及创造融合中西之中国新医学，主张融汇中西医所长，实施卫生行政、卫生教育和卫生医疗三者并举。 他认为：“现代卫生事业，合卫生教育、卫生行政及医业三者而成。 此三者相辅以行，缺其一，若鼎折足：整个卫生事业，即无以建立，国人往往忽此三者相互之关系……我国卫生事业之所以不振，此其大因也。今本院冶三者于一炉……即整个失败，无复存推诿卸过之心。 ”［5］力主培养一专多能的医政人才，改变过去职业定位狭隘，卫生教育、卫生行政及医药治疗相互脱节，各自为政的状态，担负起促进卫生事业整体协调发展的重任。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办学理念。 《国立江苏医学院组织大纲》明确提出，学校要“从事研究高深医学学术，培养医政专才”。 “研究高深医学学术”属于医学科研范畴， 与省立医政学院办学理念绝不相类；“培养医政专才”看似继承了“医政学院”传统，不过，胡定安曾有以下说明：“培植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医政人员。 曩之学医者，其心目中只知将来如何为个人谋生活，而不知为大众谋生活之向上及幸福……乃造就自私自利之个人观……不惟欲作育临床专科医家，抑且欲造就能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先锋生力军也。 ”［6］“医政”的功能不仅大为衰减，且概念已被偷偷换去；几乎与“医德”相类。 胡氏的办学理念转而成为“医学院”式样———培养关心民众健康的专门医学人才，开展高深医学科研。 江苏“医学院”可谓名至实归。

（二）   办学模式

        办学模式与办学理念相统一。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倡导医学与行政并举，预防与医疗并重，中医与西医结合， 实施多类型和多层次并存的新学制。 1934年 8 月， 首批录取新生 176 名， 其中五年制医科仅40 名，而一年制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各 60名，一年制卫生行政科 16 名。 1936 年底，全校学生273 人 ，医 科 145 人 ，卫生特别训练班 112 人 ， 卫 生行政科 8 人，卫生教育科 8 人。医科学生虽有增长的趋势， 但至多占到总数的一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 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之初的几年只招收医科学生；直至 1941 年，为服务重庆北碚经济社会发展和战时需要，奉教育部令举办了卫生教育专修科［7］，起初还是为边疆学校代办。 办学模式列表对照见表 1。

       可见， 国立江苏医学院办学远比省立医政学院 “正规”而整齐，几乎全是临床医学。即使 1941 年设置了卫生教育专修科， 也是陈果夫胞弟陈立夫所领导的教育部的授意，其间的转变也颇令人寻味。

（三）   办学理想

        在陈果夫和胡定安主政学校时都曾公开发表自己的办学理想。 1937 年，陈果夫在辞去院长职务的离职报告中谈了学校正常发展下的蓝图构想［8］：继续围绕试验新医政，创造融会中西医的新医学这个办学目标，创建民族卫生系、生育系、动植物医学系和法医系，以医学的普世情怀将医学扩展至植物医学和动物医学，保障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卫生教育系、药学系教学科研范围，研发中国新药物，力图中国药品外销；保持卫生行政系、医学系的办学特色，在医学系下面再设针灸学、推拿学、养病学、精神治疗部四科等等。 可见，陈氏的办学重心在于社会服务，通过统筹中医和西医、学校与社会、民众与政府的力量，做好社会医疗保障和灾害救助，维护地区和国家安全稳定。 胡定安的办学理想则不相同。

        1940 年，国立江苏医学院已迁址北碚，办学逐步稳定下来。作为院长的胡定安可以集中谋划学校的未来发展。 他指出，学校要办好需做好以下工作：“培植适合国情能在公医制度（公共卫生，尤其是疾病预防。 作者按）尽职之医师”；“培植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医政人才”（“医政”与高尚医德相近，前文有说明）；“完成医政各级佐理人员（主要是指护士、检验员等。作者按）之训练”；“培养师资，并养成致力研究高深医学学术之风尚……使本院将来成一最高医学学府，英才辈出，在吾医学教育及医学学术上均有所伟大贡献”［6］。办学的重心在于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及科学研究。发展愿景正复与胡氏办学理念相呼应。

三、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院办学差异的原因分析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鉴别人物要“知人论世”。 对于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办学的差异也要从“人”与“世”的角度去解析评判，或许才较为公允。

        首先，从陈胡二人的成长经历来看。 陈果夫出生在一个由贵及贫，诗书传家的旧式大家族。 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养成了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却因缺少体育锻炼，体魄日益羸弱［1］。 陈八岁开始接收严格的私塾教育，后入小学、中学学习。 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叔父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与蒋介石逐步靠近，成为国民党要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有着很深的“家国”情怀。 胡定安与陈果夫为同乡，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德国柏林大学医科及普鲁士公共卫生学院，获博士学位，深受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 胡氏回国后曾任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中央政治学校卫生行政教授、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教务长、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与其说是一位官员，不如说是一位学者。

        其次， 从个人思想层面以及对中医的态度分析。 由上文可知，陈果夫是中国“土著”；而胡定安则是“海归”，其思想有着绝大差异，尤其表现在对中医的态度上。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中西医学由于学理各异，又有利益纠葛，双方龃龉不和，学术争议与政治纷争纠缠不断。陈果夫青年时代即罹患肺病，经常服食中西药物，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较为崇尚中医。 他强调“一方面要去学西医的实验方法，一方面要研究中医原则的道理，不过原则还是更重要”［4］14。 于此同时，他聘请中医史专家陈邦贤来校讲读《中国医学史》，成为全国首次设置此类课程的医学院校。 胡定安则接受过德国医学教育的系统训练，浸润了柏林大学原校长洪堡的教育思想：崇尚学术自由，力主教学科研相统一。 担任院长期间，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和寄生虫病研究所， 实现了学校第一篇《Nature》论文的发表，有力地推动科研工作开展。 同时，坚决主张废除“不进步”的中医：“彼中医药团体仍持固见， 而强欲西医为派别相争，完全各趋极端，不在科学立场上谋解决。 苟如此，则使中央施政因而不能贯彻，中国医药一日不进步，即中国医药在国际上一日无地位。 ”［9］国立江苏医学院扫除一切中医因素， 如讲授中医医学史陈邦贤教授的离职， 旨在以西方医学知识训练中医的卫生特别训练班的绝迹，或许都可由此推知一二。

        再者，由当时的形势背景考虑。 1933 年，陈果夫开始主政江苏。为了刷新政局，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提出要建设“健康的江苏”。 而此时，苏北一带正在流行黑热病，江宁地区则爆发疟疾，且当时整个江苏，尤其是苏北的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不论是一般的农村和小城市， 还是苏南的一些大城市也没有所谓的“公共卫生”。 因此，关注卫生事业，改善生活环境， 培养专门医学人才， 尤其是公共卫生人才， 成为陈果夫为官一方的首要职责。 创办医政学院，固然要开展医教研活动，但更要急抓即用，能够给罹患疾病、缺医少药的老百姓以生的希望和信心，稳定政局。因而，举办学制短、实用性强、易见成效的卫生教育科（意在民众间宣传卫生知识）、卫生行政科（意在管理城镇、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及卫生特别训练班（意在改良现有的中医）则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

         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办学情形已经大变。 日军侵华，学校被迫西迁，经湘贵，入川渝，最后复员镇江。一路枪炮声，一路读书声，颠沛流离，异常艰苦。国立江苏医学院一方面坚守医学阵地，组建重伤医院、附属医院和空袭救护队， 救治抗战军民， 服务普通百姓，为抗日救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方面要坚守教育阵地，形成以临床医生为中心，兼及护士、助产士、检验师、药剂师等医技人员的系统培养模式，以解决医疗急需人才的匮乏，确保如外科手术等一般医疗流程得以正常开展。 可谓有着现实的考虑和不得已的苦衷。

        综上所述，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院有承继、有发展、有创新，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难分轩轾，在社会贡献上难定高下，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判。 两者都努力做到因时、因地办学，在民生凋敝、国难维艰的历史时期推动了江苏医学教育于曲折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