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0）是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出生于小亚细亚科斯岛的一个医生之家。他继承了家庭的医业，并以古希腊自然哲学理论为基础，对人体本源进行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四体液病理学说”，宣告了神灵医学时代的凋亡和西方传统医学时代的开端。在近代医学发展起来之前，四体液病理学说一直是西方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极为广泛，主导了公元前4世纪至19世纪初的医学思想。
四体液病理学说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组成的，这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所有疾病的起因都是因为这四种体液之间脆弱平衡的紊乱，而体液平衡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也一样——不同种类的放血、催吐药和导泻药，为的都是恢复体液之间的平衡。
希腊（1979）：“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他以古希腊自然哲学理论为基础，对人体本源进行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四体液病理学说”
古罗马最伟大的医生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个医学权威。他是一名医生、动物解剖学家和哲学家，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解剖研究、写作和各类学术活动，撰写了超过500部医书。他继承并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病理学说，并将人的精神状态也纳入四体液病理学说：血液——积极乐观，粘液——冷漠迟钝，黄胆汁——暴燥易怒，黑胆汁——忧郁多愁。
盖伦十分推崇源于四体液病理学说的放血疗法，他热衷于放血，在特定情况下他推荐每天要放两次血。他在《治愈的方法》等著作里说：放血疗法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疾病，甚至包括出血和虚弱的人。在盖伦的推动下，放血疗法进一步普及。事实上，直至179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在上呼吸道感染时还在使用放血疗法，并因此失去了生命。
希腊（1996）：古罗马名医克劳迪亚斯·盖伦。他继承并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病理学说，并将人的精神状态也纳入了四体液病理学说
欧洲中世纪（476-1453）的黑暗时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至暗时刻，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了，无知和迷信充斥了整个时代，宗教言论置于个人经验和理性活动之上，科技与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之中。在这场残酷的文化风暴中，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思想幸运地在拉伯世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大批阿拉伯医学家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医学思想，四体液病理学说也在阿拉伯大地上得到了宣扬。10世纪，古希腊罗马医学思想以伊斯兰医学的面目重新进入南欧，并在著名的萨莱诺医学院和博洛尼亚大学及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院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葡萄牙（2013）：《医典》问世1000年。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主要参考文献为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将古希腊罗马与阿拉伯的医学知识系统化
即使到了17世纪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在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开创了近代人体解剖学，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用血液循环的发现为近代生理学奠定基础的时候，医学界对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学说毫无批判的依赖仍然没有任何改变。直到19世纪初，以科学与实验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才开始出现，医学思想才开始趋向于以构建所有生命体的结构元件——细胞为中心。
塞浦路斯（1978）：防治贫血——血液中的红细胞。罗伯特·胡克于1665年发现了细胞（确切地说是残存的植物细胞壁），安东尼·凡·列为虎克于1674年观察到了血液中的红细胞（首次发现活细胞）
最早对四体液病理学说提出质疑的先贤之一、意大利解剖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1682-1771），对病理解剖学的确立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贡献。他常年在威尼斯和弗利行医，之后于1715年被任命为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直到去世。他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尸体身上搜寻关于疾病的真相，潜心研究不同器官的病理学，试图将他在解剖中的发现和临床实践相结合。
他对主动脉瘤进行了描述，并观察到伴有一侧脑损伤的脑卒中可导致另一侧身体偏瘫的现象。经过多年对数百例尸体解剖的观察，他将病例的临床表现、死亡原因和尸解发现进行对比、整理，以充分的事实证明疾病的位置是在某个或某些器官上，因此通过观察器官上解剖学的变化，可以判定疾病的性质和症状产生的原因，从而确立了“病灶”的概念。
1761年，他出版了一部意义深远的作品——《论解剖揭示的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他在书中指出，疾病是由身体器官的变化所引起的，而不是希波克拉底所认为的由体液平衡被打破而引起的。
器官病理学之父——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
法国大革命后，一位名叫马里·弗朗索瓦·沙威尔·比沙（Marie Francois Xavie Bichat，1771-1802）年轻医生通过细致的观察，将病理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20岁时开始学医，并成为巴黎主宫医院著名外科医生皮埃尔·德绍特（Pierre Desault）最喜欢的学生。不幸的是，老师德绍特突发疾病去世，比沙开始编辑并出版老师的科学论文。
1801年，30岁的比沙发表了他最重要的工作总结《普通解剖学》，次年他就不幸去世了。这位生命短暂的医生与他的前辈莫尔加尼一样，认为在身体功能和疾病中处于主要地位的是固态的器官而不是希波克拉底所说的体液。比莫尔加尼的“器官病理学”更进一步的是，比沙指出组织是生命特征的体现者，他意识到器官是由不同特性的组织组成的，当一个器官中的一种组织可能受到疾病影响时，这个器官的其他部分仍是相对完整的。至此，器官病理学被推进到了“组织病理学”的新阶段。
组织病理学之父——马里·弗朗索瓦·沙威尔·比沙
比沙提出了组织病理学的概念，但他认为显微镜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能是当时能找到的显微镜的确还不那么先进。几十年后，显微镜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威尔啸（Rudolf Virchow，1821-1902）充分认识到显微镜的重要性，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将组织病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加复杂的层次——细胞病理学。
威尔啸于1843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清楚地看到了显微镜的重要性。在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Schleiden）和动物学家施旺（Schwann）的细胞学说影响下，他观察到组织中病变的细胞，意识到显微镜能把病理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细胞水平。细胞病理学的建立过程中，他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并于1858年出版了对现代医学最富影响力的书之一的《基于生理和病理组织学的细胞病理学》。
威尔啸在著作中详细论述了细胞和细胞学说、营养与循环、血液与淋巴、炎症、变性、神经系统病变、病理性新生物等，并附有144幅精美插图。“细胞病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对疾病认识的进一步深入，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病理形态学，标志了医学领域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
德国（1953）：细胞病理学之父——鲁道夫·威尔啸
作者：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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