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宋代的苏洵、苏轼父子文字中皆有对此次事件的评价。
苏洵在《管仲论》里认为孔子诛杀少正卯充分体现了他的预见性,灭之于萌芽状态,他借以批评管仲在生前虽预见到易牙、竖刁和开方的奸邪不可用,却没有在生前诛杀之,没有引荐贤者继承他的事业,留下了后患,导致三个佞臣当道,国家大乱。
而苏轼则跟他老爸的意见不一样,大概是看不惯老头子整天绷着脸一副教训人的样子吧,苏轼是这么说的:“此叟盖自知其头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其未去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苏轼对孔夫子不太敬重,语含讥讽,认为孔子是为了不被少正卯所杀,才先发制人诛杀之,把此事完全视为一场政治斗争。但也让人从诛杀是否合理的讨论中跳了出来,避免空洞地讨论义理,而从其实际处境上考察。
以今人眼光严苛地要求古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苏洵、苏轼父子看问题站的也是他们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在孔子那个时代,或许他这样做是完全合情合理,这是他施政理想的一次大展示。但也因此,很多人将孔子作为诛杀“思想罪”人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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