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死别离带来的悲伤，是每个人都需要处理的人生课题。它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人生处境。无论我们事前如何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依旧会在它降临到自己身上那一刻，满怀悲伤。
《化解悲伤》讲述两位作家以笔触记录失去至爱之人后的悲伤和创作。朱利安·巴恩斯不仅呈现了他人面对悲伤的经验，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悲伤时，我们的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最后，他以坚定的语调告诉我们，悲伤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虽然无法避免，却终将会过去。
下文摘自朱利安·巴恩斯《透过窗外》，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化解悲伤
文 | 朱利安·巴恩斯
约翰逊博士在《化解悲伤之道》（《漫游者》，1750年8月28日）一文中阐明，在林林总总的人类情感中，悲伤独具一格。一般的欲望，无论高尚抑或卑劣，理论上都具有获得满足的可能性：
守财奴总是幻想有一笔巨款能让他心满意足，而每个野心勃勃的人，比如伊庇鲁斯王，也总是盘算能好好捞一把，这样就可以终止辛劳，在安逸或快乐、安宁或虔诚中度过余生。
即便是面对痛苦的情感，例如恐惧、忌妒、愤怒，天性也总是会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并且结束那种沉重的感觉。但是悲伤，或者说“悲痛”，却在性质上颇为不同：
然而，对于悲伤，人的天性中并无对症的良方。它往往是由无可挽救的意外引起，并寄居在业已失去或改变本质的客体之上。悲伤想要的是不可求之物，是宇宙定律之废除，是死而复生，是时光倒流。
除非对肉身复活抱有宗教信仰，否则我们都知道现世永远也见不到死去的爱人：永世不见，永世不谈，永世无闻，永世无触，永世失却。在约翰逊描述了悲伤那无与伦比之痛后的二百多年里，我们——至少是身处世俗化的西方的我们——却愈加拙于应对死亡，以及其引发的情感后果。
《阿甘正传》（1994）
当然，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自己必将一死，但我们却更多地将之视为医学的失败而非人类的本常。死亡更多地发生在医院而非家中，交由一群外聘专家处理——死亡变成了专业人士的事务。
但在这之后，却是我们这些业余人士，这些被悲痛击垮的人，留了下来，直面死亡——这件独一无二而又稀松平常的事。此外，如今围绕和支撑悼痛之人的社会形态日渐减少。上一代人很少告诉下一代人死亡是怎么回事。人们期待我们在相对安静中忍耐悲伤，须保持“坚强”才行；哀号是“向悲痛屈服”的表现，它被某些人视为“应对悲伤”的差劲方式。
当然，人们可以回头依赖家人和朋友的爱，但他们也许难以感同身受，而且，他们表达的关切话语——“一定会好起来的”“一般来说要两年吧”“你看上去真的好多了”——通常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权威和泛泛的希冀之上。有人会建议去国外旅行，或是养条狗，也有人会援引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丧故与悲伤。这样的话语有时显得咄咄逼人，不过更多时候只是不得要领而已。正如E. M. 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里写道：“一次死亡或许能解释其自身，但对理解另一次死亡却毫无助益。”
[英] E·M·福斯特 / 巫和雄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21
死亡把人们一分为二：承受悲痛者，和他们周遭的人。
生者被迫重新校准生活，友谊常常受到考验：有些人通过了，有些人被淘汰。男人整体上比女人要笨拙、沉默、没用。此外，会发生奇怪的现象：因同一件事而悲伤的两个人可能会沉浸在竞相的哀痛中——我更爱他/她，所以我要用这些喷涌的泪水来证明。至于悲伤的遗属——寡妇、鳏夫或者未婚的配偶——他们可能变得异常敏感，近乎病态，而过度的干涉或过度的疏远、太多的言语或太少的言语都很容易使他们动怒。他们也可能进行一场奇怪的竞争：需要证明（向谁呢？）他们的悲痛更浩大、更沉重、更纯粹（跟谁的相比呢？），这毫无理性可言。
我的一位朋友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成了鳏夫，他跟我说：“这个年纪成了鳏夫，真是糟糕极了。”我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场不幸降临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他本可以接受现实、静心等待死亡；而如果是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发生，他大可以重新开始他的人生。
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年纪发生这种事都是糟糕的，“你宁愿……时候发生”这一游戏根本没有正确答案。一个唯剩稚子的年轻寡妇/单身爸爸，与一位被夺去了相依为命整整五六十年的伴侣的老人，谁的悲痛更甚？除了在感觉上，悲伤本身没有等级。我的另外一位朋友，结婚刚满五十周年就成了寡妇——她的丈夫猝死在到达大厅的行李运送带旁，被众多游客簇拥着——写信给我说：“在这件事上，大自然无比精准。你有多在乎，伤就有多痛。”
《步履不停》（2008）
2003年12月，约翰·格列高利·邓恩还没喝完第二杯饭前威士忌就死了，此时琼·狄迪恩已经跟他结婚四十载。2008年2月，雷蒙德·史密斯在医院里正从肺炎中康复时被再度感染夺去了生命，此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已经和他在一起四十七年二十五天。
这两对文学伉俪都非常亲密，但彼此没有竞争，常在同一处工作，很少分离：就狄迪恩和邓恩来说，“当我们中的一个埋首于某部作品时，我们会有一两周或三周分居两地”；就欧茨和史密斯来说，他们分离从未超过一两天。狄迪恩在邓恩死后意识到，“我没有约翰写给我的信，一封也没有”（她没说他是否有她写的信）；而欧茨和史密斯之间则“没有通信，我们一次也没给对方写过信”。
除此以外，这两对夫妇间还有很多相似之处：女方都是明星主角，而死去的丈夫都曾放弃天主教信仰；两位妻子事先似乎都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寡妇，并且都在丈夫死后把他在答录机里的声音保留了一段时间。还有，两个幸存者都决定记录下寡妇生涯的第一年，并且她们的书都在那十二个月内完成。
但是，欧茨的《一个寡妇的故事》和狄迪恩的《奇想之年》却迥然不同。
尽管狄迪恩的开场白（其中第四句触及“自怜问题”）是在邓恩死后的一两天内匆匆写就的，但真正的写作却在八个月之后才开始；欧茨的书则大部分以日记为依据，且大多数来自这一年早期的日子。所以，在一本415页的书里，直到第125页我们才刚刚看完她寡妇生涯的第一个星期，直到第325页也才刚写到了第八周。尽管两本书都是自传，但是狄迪恩采用的是散文式的简洁，她寻找与外部的比较参照，试图在更广的语境下看待自己的遭际。欧茨采用的则是小说式的恢宏，她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转换，努力（不是没有失败过）将自己的“寡妇身份”客观具体化。尽管她偶尔向帕斯卡尔、尼采、艾米莉·狄金森、克拉肖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靠拢，但主要关注的还是阴暗的内心世界，以及悲伤带来的精神混乱。
换句话说，两位作家各有千秋。
[美] 琼·狄迪恩 / 陶泽慧 / 新星出版社 / 2017
狄迪恩和欧茨都把作品限定在做寡妇的第一年是有道理的。
结婚多年的夫妻会对年度的轮回产生特定的节奏感、重力感和色彩感，所以最初的十二个月里处处都是糟糕的抉择：是做着和去年相同的事情，只不过这次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故意避免去做和去年相同的事情并因而越发觉出自己的孤单？
这第一年里有着太多的交叉路口：学着回到一个寂静而空荡的房子；学着避免陷入欧茨所说的“黑洞”——那些“充满了内心深层记忆的地方”；学着如何平衡必要的独处和必要的交际；学着如何应对那些不知为何闭口不提死去伴侣的名字的朋友，或者那些突然想不起“普林斯顿的熟人”一类合适的词语的同事，在碰到欧茨时“带着强烈责备”冒出那句“还在写那件大事呢，乔伊斯？”的朋友，或者那位安慰她痛苦只不过是“神经问题”的女性朋友。“最终神经都会复原。”她会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只要知道这个事实你就能加快这一过程。”
这些安慰本意是好的，但结果，还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哈，所以只需要等着神经自己复原就行了？
那还有很多实际问题：举个例子，你对丈夫生前悉心打理的花园不怎么感兴趣，你也许很喜欢打理过后的景象，但很少跟他一起去园艺商店。那么现在，你是会忠心耿耿地重复同样的工作，还是会大逆不道地任它自生自灭？在这一点上，欧茨找到了明智的第三条道路：在史密斯种过一年生植物的地方，她全种上了多年生植物，只要求园丁完成最小量的工作，保证它们活着即可。
而这也正是这位寡妇要面对的问题：如何活过第一个年头，并且同一株多年生植物一样活过之后的漫长岁月。这里面包括克服恐惧和焦虑，没有人事先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成为简·奥斯丁》（2007）
以前，欧茨把与雷共处同一空间几个小时不用说话的能力当作“最美妙的亲密”，如今，沉默却换了一副面孔。欧茨写道：“如今我孤身一人，继之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而躲在这问题背后的是恐惧。”欧茨一度“半认真地想到过给朋友们发封邮件”，问问是否能雇他们中的一人来确保她起码活过这一年，如果“你能抛开友谊上的顾虑并允许我真的付工资”的话。
她想做一个“好寡妇”，并声称“我会做雷希望我做的一切”，但同时，可以想见的是，她又责备雷让她遭受这一切。她失眠又易怒，她预见到自己的悲痛和失眠将会持续十年，但同时又怀疑自己的悼念是否“真实”。她慎重地考虑过自杀，尽管更多的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上——但同时又深知“严肃地思考自杀本身就是对自杀的预防”。
她发现写作变得越来越难，注意到完成一篇新小说“差不多要花几个星期”（这个抱怨会让多少作家偷偷发笑）。另外，和很多悲怆的人一样，她深为自己的精神状况担忧：“有一半的时间我都觉得我一定是彻底疯了。”欧茨出色地传达出了内在的混乱自我与外在的正常之人间的分裂（她确乎以惊人的速度重新正常运转起来——在史密斯死后的一周内校正校样，开始写一篇短篇小说，不出三周又踏上了宣传之路）。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她肯定没外人看上去的那么胸有成竹，但也许比她自己感觉到的要理性得多。 悲怆的人常常表现出半理性或是半疯癫的样子，但是他们很少给自己留下怀疑的余地。举例来说，雷死后的第一天，欧茨走到他们卧室的衣柜那儿，扔掉的不是她丈夫的衣服，而是她自己一半的衣服。她这么做是为了惩罚自己的虚荣，也是因为这些衣服述说着她穿着它们与雷共度的欢乐时光——所以现在它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
正是在这样理性的非理性时刻中，悲伤的本质一目了然。
大多数悲痛欲绝的人——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都因害怕遗忘逝者而备受煎熬。死亡带来的震惊常常会抹去早前的记忆，所以导致了这样一种病态的恐惧：害怕回忆永远无法复原；害怕死去的人会再次失去，再次遇害。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似乎并没经受过这种恐惧。相反，她被一种更少见、更有趣，可能也更有害的恐惧所折磨——害怕她从未完全了解过她丈夫。
欧茨和史密斯在1961年的1月份结婚，她对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年的描述——那时他们交换彼此的秘密，对对方的关注达到了顶点，婚姻关系的构造和规则得以订立——既生动又感人。那样一种关系与其说受到了1960年代的影响，不如说受到了1950年代的左右。欧茨比史密斯小八岁，他们对彼此很害羞，即便在婚后也仍是如此。据欧茨自己的解释，她从不想惹他心烦，更别提跟他吵架了。于是，譬如说：
过了很多年我才鼓足勇气，对雷说我并不怎么喜欢他经常在我们的唱片机里放的一些音乐——像普罗科菲耶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那类狂热的大男子主义的曲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结尾的赞美诗，其中没完没了的欢乐、欢乐、欢乐像是在用钉子敲打头盖骨；马勒的大部分作品……
幸运的是，看来史密斯只有在把唱针放到黑胶唱片上时才跟“狂热的大男子主义”的男性气概有点瓜葛。他给人文静、忠诚、恋家的印象。他是个厨师，热衷于园艺，是《安大略评论》一丝不苟的编辑。他读过他妻子的大多数非虚构类作品，却没怎么读过她的小说。当然，她的小说作品是出了名的浩繁（五十五部长篇小说加上上百篇短篇小说）。
即便如此，欧茨对这位读者的描述在这一句戛然而止：“我认为雷没有读过我的第一部小说《颤抖的秋天》。”这就更令人震惊了：是他没读过这部小说，是她并不确定他是否读过，还是她对他的忽视既没表示不满也没表示失望？
不过，随后她谈起自己对两性关系的看法，确乎有些非比寻常：
对一个女人来说，男性的核心是不可知、不可解的。
在婚姻中，除非无可避免，我们绝不分享任何令人沮丧、压抑、颓废、厌烦的事情。
女人倾向于安慰男人。对这一点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在所有情况下，都无权改变。
理想的婚姻是一个作家和他/她的编辑的结合。
妻子必须尊重她丈夫的家庭，即使——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她的丈夫并不完全尊重他们。
妻子必须尊重她丈夫的他性——她永远无法彻底了解他，她必须接受这一点。
这些观点听起来就像是将羞怯上升至婚姻法则，且这还带来了一种危险：当守寡的妻子浏览丈夫生前的文件时，她会发现一些她从未怀疑过的事情。就雷·史密斯而言，这些事情包括：一次精神崩溃、一场养老院外遇、一位精神病医生对他下的“极度缺爱”诊断，还有更多关于他与他父亲之间复杂、疏远关系的证据。“尽管我对雷了解得那么多，”她得出结论，“我依然不知道他的想象世界。”反之，他可能也不了解她的想象世界，毕竟他连她的小说都没怎么读过。但是对欧茨来说，雷却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最后一个男人，也是唯一一个男人”。
在某些方面，对悲痛的自传式描述是不可证伪的，因此也是无法用任何常规标准来审视的。 这本书太过重复？悲伤亦然。这本书太过沉溺？悲伤也是如此。这本书有时不够连贯？悲伤也是如此。 也许像“朋友们邀请我去他们的家里真是太好了”的语句不过是陈词滥调，但悲伤总是充溢着陈词滥调。题为《暴怒！》的一章是这样开场的：
然后突然，我是如此愤怒。
我是那么那么地愤怒，我暴跳如雷。
我愤怒得恶心，像一头受伤的动物。
一剂肾上腺素注入心脏，我的心怦然下落，迅猛且狂暴，如同拳头重击在冷酷无情的表面上——
一扇上锁的门，一面墙。
如果某个创意写作课上的学生把上面这一诗节变成故事的一部分，教授也许会将它挥笔删去，但如果这位教授正在写一则关于悲伤的流水账式的日记，那么这一段落便出奇地合情合理了。因为这就是悲伤的感觉。
除了满纸陈腐的废话，悲伤还能是什么东西呢？几页之后，欧茨开始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的她兼具双重身份。在私底下，她是“乔伊斯·史密斯”或“史密斯夫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寡妇，而公开的身份则是以三部分构成的全称笔名写作的作家：
“欧茨”意为一座岛屿，一片绿洲，我可以在这个不安的清晨向它驶去，仿佛坐在一条无常的小船里，划着一支笨重的桨——路途之艰难不是因为水域太深，而是因为水域一望见底又杂草丛生，下面的岩石威胁着小船底部的安全。但是——一旦我划到了这座岛屿，这片绿洲，这个我生活的混沌之中宁静的核心——一旦我抵达大学……
你可能会质疑：无论怎样延伸，小船和穿越水域的意象都死气沉沉且无复生可能？可这并不重要。
你又会说：世界文学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句子，竟有作者幻想着驾船驶向绿洲？可你不知道： 不连贯的意象是对严重精神错乱与意识失序的极佳表现 。
你甚至会质疑，她在阅读校样的时候竟然没注意到这一点？同样，她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不重要。
你想要知道悲伤是什么样的感觉：悲伤就是这种感觉。
《教父》（1972）
悲伤使时空失序。 悲痛中的人仿佛置身于新的地理世界中，手中的地图与其他人的粗略相似但永不相接。时间也不再可靠。 C. S.路易斯在《卿卿如晤》中描述了妻子过世对他的影响：
在此之前，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时间。近乎纯粹的时间。空空如也又永不止息。
这一时间的不可靠性加深了悲痛者脑海里的困惑：悲伤是一种状态还是一个过程？这绝非一个理论问题。它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会一直这样下去吗？一切会好起来吗？凭什么会变好？如果会的话，我又怎么能分辨出来？路易斯承认，当他开始写这本书时，
我以为我能描绘出一种状态，绘制一幅悲伤的地图。然而，结果证明悲伤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所需要的是一部历史而非一幅地图。
但也许，历史与地图同为悲伤所需。我们可能最终做出定论，说悲伤是一种状态而悼念是一个过程；但对于正在经受其一或同为二者折磨的人来说，事情很少是这样清晰的，“过程”也会再次滑入“状态”的僵局之中。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客观标志来判别情绪的恢复程度：眼泪——习以为常、周而复始的眼泪——停止流淌的时刻；大脑恢复正常运作的时刻；遗物被处置掉的时刻；对死者的记忆开始回溯的时刻。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般的规律或标准的时间尺度。那些恼人的神经元根本就靠不住。
如果状态和过程不可能完整无缺，那么它们至少可以被重建，并变得清晰可见。而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的心会怎样？此时，我们的周遭再次响起那些自信满满的声音（从“他/她怎么能在跟她/他生活之后跟别人结婚呢？”到“他们说有过美满婚姻的人一般很快就会再婚，且常常是在六个月之内”）。我的一位朋友，他长期相伴的爱人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他说：“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想做什么就他妈做什么。”
《单身男子》（2009）
但问题是，当你沉浸在悲伤里的时候，大多数“你想做的事情”都会需要已逝爱人的陪伴，都会充斥着打破宇宙定律的无望渴求。那么，难道我们能做的唯有休养生息，闭门不见，行思坐忆以示忠诚？雷蒙德·史密斯不是很喜欢约翰逊博士，认为他的说教意味太浓，相反更喜欢学识渊博的鲍斯威尔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但在悲伤这个话题上，约翰逊博士的智慧、条理、果决远多于说教：
试图将人生封存于中立和冷漠之中是一件荒唐且徒劳的事。 如果驱逐快乐能斩断悲伤，这一企图倒值得认真审视。但是，正是因为无论我们怎样禁绝快乐，痛苦却总是无孔不入；正是因为即使我们拒绝快乐之邀，痛苦总会侵袭并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们必须致力于将人生提升至漠然的中点之上，因为在其他时刻我们总会沉没至这中点之下。
那么，怎样才能使悼念“成功”呢？是恢复专注和工作的能力；是重新发现生活中的趣味并能以之为乐的能力，尽管同时意识到当下的乐趣跟过去的欢乐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是成功地把失去的爱人深深印在脑海里，丝毫不差牢牢记住的能力；是按逝者会期待的那样继续生活的能力（不过这一说法相当微妙，常被悲痛之人拿来当作随心所欲的借口）。然后呢？悲痛之人将会获得某种自我满足，来摆脱中立和冷漠？还是会发展出一段新的恋情，取代故人故情，甚或从中汲取力量？
狄迪恩晚年在纽约的公寓
《奇想之年》和《一个寡妇的故事》之间还有另一个奇怪的相似之处。
这两本书在出版时都省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却是为众多读者所知的。就狄迪恩来说，是她女儿昆塔纳的死（作者在随后的一版里有所涉及）；就欧茨而言，是她与一个神经科学家的再婚，她在最后一页里非常隐晦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你可以据理力争，说跟大多数人相比，那些描写悲痛的作家开出了他们自己的文学条件。
狄迪恩与丈夫邓恩、女儿在位于好莱坞的家中。丈夫邓恩于2003年去世，一年半后，她又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但是，即便如此，欧茨对再婚这件事的闭口不提仍让人不太高兴。她所写的是从2008年的2月18日往后的十二个月。我们从她自己的口中（在一次《时代》杂志的访谈中）得知，她与第二任丈夫在2008年8月相识，在9月开始一起散步和徒步旅行，并在2009年3月结婚。狄迪恩在书中的最初几行就抛出了“自怜的问题”，相似地，欧茨在名为“禁忌”的一章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的核心：
这是个禁忌的话题。死者是如何被生者所背叛。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明白是愧疚把我们与死者连在了一起。无论何时，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在呼唤我们，怀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你不会忘了我的，对吗？你怎么能忘了我？我只剩下你一个了。
不过，这一主题刚一提起就被搁置了。的确，当欧茨回到“背叛”她丈夫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在一个更狭隘的背景下向读者披露有关雷·史密斯的家庭以及养育的秘密的。但是她这样做，据她解释，是因为“如果不真诚，回忆录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同理，如果不真诚，爱的告白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她的书以名为《寡妇手册》的一章结尾，全文如下：
在寡妇对死亡承担的无数义务之中，只有一个是真正重要的：在她丈夫的一周年忌日，她想的应该是我让自己活下去。
但是如果她同时也在想“我也许会在几周内结婚”，那会改变这一说法的本质吗？这并不是一条道德评论：欧茨也许会引用玛丽安·穆尔的一句话“独处是孤独的解药”，但是很多人还是需要结婚，因此，有时也需要再婚。然而，一些读者会觉得他们找到了背弃口头诺言的一个好例子。雷不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最后一个男人，也是唯一一个男人”吗？还有她种植的那些多年生植物？该怎么办？
约翰逊博士写下《化解悲伤之道》时尚未成为鳏夫。但两年之后，其妻去世，他四十三岁。二十八年后，托马斯·劳伦斯的妻子刚刚过世时，他在一封慰问托马斯·劳伦斯的信中写道：
送走深爱多年之妻的人，会觉得被硬生生拆散、被迫分离——与那唯一一个有着相同希冀、恐惧和兴趣的灵魂；那唯一一个共享善恶的伴侣；那曾与他共同自由思索、回溯过往、展望未来的挚爱。存在的连续性被割裂；情感和行为的稳定前行被中止；人生，悬而未决，一动不动，直到它被外力牵引至新的轨道。但是，中间静止的时间漫长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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