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钱学森在给何新的信中说：“节日前收到您赠的尊著《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十分高兴。在前几天假期中阅读后，更加高兴！大概是十年前吧，我们普因讨论思维学问题有过通信，我也建议要研究“何新树”“。
后来就未再联系，原因是我对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戒心。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我的对情况不明之过错。”
导弹之父钱学森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钱学森提到“对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戒心”。
在10年前也就是1982年和1983年间钱学森就逻辑问题与何新有三次通信。可是之后因为“对文学研究所的戒心”就“再未联系”。不知道钱学森是为什么对当时的文学研究所产生“戒心”，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发生了什么事情，竟让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产生“戒心”？而且因为对文学所的“戒心”祸及到何新以至于导致钱与何“后来未再联系”。
钱学森在信中接着说：“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我对情况不明之过错”。
钱学森给何新的信
那么，钱学森是对什么事情“情况不明”，导致对何新的误会呢？信中没有提及。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这封信的开头处，钱氏提到读了何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之后十分高兴，接着后面说“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我对情况不明的过错”，看来何新的这篇文章为钱氏解开了对文学所的“戒心”，消除了对何新的误会。
但这层误会确实导致钱与何在逻辑问题的讨论上中断了十年之久，十分可惜，不然“科学”与“哲学”一定能碰撞出更大的火花！
这个让钱产生“戒心”的“误会”到底是什么？也许在钱氏提到的何新《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中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这本书的全名是《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主要汇集了何新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何新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的内容。在一系列的采访中何新全面“为中国声辩”，维护了国家利益，客观的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情况，提出了中国的主张。全面展现了何新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的形象。
也许正是书中何新所展现的“爱国主义”让钱学森认为他之前是“对情况不明”导致对何新产生误会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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