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岂明老人（周作人先生）已于去年十一月作古。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风度仍令人怀想而不能自已。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代表清华文学社进城到八道湾周寓，请他到清华讲演。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请出见我。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岂明老人。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有那样大的勇气，没有人介绍，径自登门拜访，请求他远道出城讲演。我们中国人请人演讲一向不考虑给人报酬，至今还是如此，好像这是一位学者应尽的义务一般。因为有这样的“国情”，所以我麻烦他讲演。
他不以为忤，而他一口答应下来，我也不以为异。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十七个字一首的日本短诗，趣味清淡而隽永，似是他所特别爱好的。
民国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学，和岂明先生同在一系，才开始过从。我到他家去访问，不再被迎入临街的那个客厅，而直接进入二门，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像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翻阅《金枝》，吟咏俳句，写他的冷隽的杂文小品。我在这里发表他的三封短信，略作说明。
这三封信都是在二十四年写的。“苦雨斋”已经改名为“苦茶庵”了。第一封信是为卖书，我记得我给转达负责的人照办了。读书人卖书，自有其不得已的缘故。岂明先生非富有，但以“研究教授”所得，亦尚宽裕。我想必是庵中逼仄，容不得日益增多的书卷，否则谁肯把平夙摩娑过的东西作价出卖？究竟真相如何，我为了尊重人家的私密，没有追问，也没有打听。
第二封信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此一语大有文章。当时正在对日抗战的前夕，也正是剿共进行激烈的阶段。华北情形特殊，有人以特殊自居，亦有人受特殊待遇。有固定方向去卖身投靠的人自不必说，一般的知识分子只有彷徨、忧惧的份。岂明先生没有政治活动，没有政治色彩，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的心情不能不受潮流激荡而起一些涟漪。陶渊明寄情诗酒悠然自得，但是他也有激昂慷慨、使气任侠的一面。
岂明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他的生活思想沾染了深厚的日本色彩——日本人之比较温和高雅的一面。所以他有“和日”的“狂妄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否则我们也可窥见他日后失节的一点来龙去脉。讲到“和共”，我猜想那也是他的书生气质之另一表现。他也许懂一点点“书斋里的共产主义”，甚至于有一点同情“劣势狗”，但是显然的他不明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所以他觉得还有“和”的可能。他欲说还休，终于觉得“大可不必”了。我当时在编一个周刊《自由评论》，他给我写过几篇稿子，但是从来没有涉及过政治。
第三封信说到“非常时”，说到他的话和文章之“不合宜”，也可想见他当时心情的一斑。所谓陶葆廉的《求己录》，究何所指？我最近问过博学多识的梁容若教授，他告诉我：“《求己录》三卷，一册一函，光绪二十六年杭州求是书院刊本，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中有之（列子部杂纂中）。署芦泾遁士著，据《室名索隐》，为秀水陶葆廉别号。”陶葆廉或作保廉，字拙存，或作哲存，是两广总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潭合称“四公子”。《求己录》一书，容若先生亦未见过，但是他猜想：“陶模曾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上书清廷请全废宦官，耸动天下，主稿者当为其哲嗣。《求己录》中有此种思想，自当为岂明老人所倾倒也。”岂明先生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当无疑问，惜不知《求己录》内容究如何耳。
后记
“台北时报”副刊（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有南宫搏《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对抗战期间留在北平的学生、教授有所辩白，对傅孟真先生颇有微辞，但是对岂明老人晚节不终似不能发生辩解作用，因为他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者。附录南宫搏先生议论一段于后，以见“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正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已不大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附录 周作人致作者的信
一
实秋先生：
兹有一事奉商。寒斋有英文文学书（传、史为多）数十册，现因已无用，不知学校能买入否？如可能，则当再抄单送呈，请赐选定。琐事奉，殊不应当，乞原宥为幸。专此奉托，顺颂
近安
作人启 五月廿四日
二
实秋先生：
手示敬悉。承赠《自由评论》，谢谢，命写文章，甚愿尽力，唯近来因赶还文债，月内不能有闲，等过了新年，当再写奉。专此奉复，匆匆不尽，顺颂
大安
作人启 廿一日
三
实秋先生：承寄示《周刊》，谢谢。公超论文久已闻知，今始得读为快。令写文章，殊为惶愧，近来愈写愈沉闷，自知万拿不出去给青年看，只因重速遵命，胡乱写了一篇寄呈（仍请费心留稿），此乞鉴原。匆匆，顺颂
近安！
作人 二月一日
四
实秋先生：
今天胡乱写了一篇小文，没有什么意思，此外却又写不出，姑且寄呈，聊以塞责。但有一小麻烦，因不留底稿，望饬校对者为保留原稿，用后掷还为幸。专此，顺颂近安！
作人 十日灯下
五
实秋兄：
前承招饮，因事未能趋赴为歉。屡欲往谈，苦于路远。今有关于功课的事情欲一接洽，拟于星期日上午十时半或下午三时奉访，未知有闲暇否？乞一示及，至感。匆匆，顺颂
近安！
作人 八月三十日
六
实秋先生：
有王锡禄君，系外国语文学系日文组四年级生，成绩尚佳而家境清寒，今年度拟请求助学金，以资维持毕业。唯此事须由系主任审查决定，特为绍介，乞先生赐以照拂。如能有成，不胜感幸。专此，顺颂
近安！
周作人 九月廿九日
七
实秋先生：
小文附呈，乞察收。本来想一说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又觉得大可不必，故复中止。前承高教，知茅台酒之可饮，次日有友人自川中来，忽见惠赠，因得一尝，觉得与越中的烧酒（香味）颇相似，但其质则自更佳耳。匆匆，顺颂
近安！
作人 七.六
八
实秋先生：
北大老同学鲍君见访，知邵可僧去后法文缺一教授，嘱为介绍。鲍君文蔚在本校英文系毕业，留学巴黎大学五年，于语文学均有成就（有译书不少），如能与冯君培一并拉来，似可为责敝系生色不少也。特此先为介绍，乞予“考虑”，至感。日内到校容再面谈。匆匆，顺颂
近安！
作人 五月廿日
九
实秋先生：
下月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顷拟奉访一谈，未知其时先生有暇否？乞示复为幸。专此奉陈，顺颂
近安！
作人 六月卅日
十
实秋先生：
乱写的小书一册早想奉赠，因听说有尊恙，暂时搁下，今日在校外遇见，知已平复，特托人送去，乞赐哂存为幸。匆匆，顺颂
近安！
作人启 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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