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冤假错案，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过于依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忽略了对该供述真实性的考察。关于孤证不能定案，国内著名刑诉法学者陈瑞华教授从“实质真实原则”进行了解释：被告人即便做出了有罪供述，法官也不能据此就认定被告人有罪，即便被告人自愿认罪，法院仍不能仅仅以此为由作出有罪判决。在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况下，法院不仅要审查被告人是否出于自愿，而且还要审查这种供述是否得到了其他证据的佐证和印证。对于那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案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相反，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这些规范所体现的除了有不夸大口供、防止刑讯逼供的作用以外，还有一种实质真实的理念。[1]
在贿赂案件中，如果仅有受贿人供述，缺乏行贿人供述或者其他证据印证的，该笔贿赂事实不可认定。
【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指控，行贿人程某为了能购买厂房，找到吕某、徐某帮忙。事后，程某给予吕某74万元好处费，徐某分得其中的10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不予认定徐某收受程某的贿赂款。[2]
案涉三人，行贿人程某作无罪辩解否认实施了行贿，吕某作有罪供述承认收受贿赂，徐某虽作有罪供述但是其供述是“听吕某所说”所以属于传来证据，真实性存疑。
【裁判要旨】
引自：（2018）粤1973刑初292号刑事判决书
证明程某行贿的证据仅有吕某的供述，当吕某供述缺乏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吕某的供述就是孤证，根据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程某向吕某等人行贿，对该笔指控本院不予支持。
无论徐某如何处理所收到的款项，即不论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还是转给他人，均是其对受贿款项的再分配，徐某对该款有完全的支配权，从其供述的对所收受款项的使用情况来看，部分其用于联络有意见的村民和代表，部分用于其个人，也印证了上述分析，故其所收受的全部款项均应当计入其受贿数额中。鉴于上述款项并非其个人全部占有，可以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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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点评析与解读】
贿赂犯罪中，仅有行贿、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并不罕见，在如此隐蔽、心知肚明的 “一对一”钱权交易中，往往缺乏充足的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甚至有些案件的资金来源、贿赂款去向均无法查明，由此导致贿赂类案件的证据与其他刑事案件呈现出独有的特点。但是无论案件类型多么特殊和复杂，都不能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去认定事实。
一、孤证不能定案规则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不能仅凭孤立存在的证据来作出判断，而必须借助于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使得这些证据包含的事实信息环环相扣，共同指向同一犯罪事实，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明体系或者证据链条。“孤证不能定案”就是要求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使得本来孤立的证据发生逻辑上的联系，让事实信息发生交叉重合，所有证据形成一个完整唯一的结论。
如果仅有受贿人的供述，但是却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对此供述予以印证，其供述就是孤立存在的“孤证”，孤证无法定案。即便受贿人的供述属于直接证据，依然需要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和佐证，否则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同样的，对于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若间接证据之间孤立存在无法相互连接，那么这些间接证据仍然属于孤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对于贿赂犯罪，受贿人和行贿人的供述都属于直接证据，包含着案件主要事实的两方面内容，即“受贿事实已经发生”和“受贿人接受了贿赂”，行贿人的供述对于受贿人的供述在犯罪主要事实方面形成印证关系，使得受贿人所供述的受贿时间、地点、手段、金额等情节得到行贿人供述的印证和佐证。[3]
二、本案受贿人供述是孤证
公诉机关指控程某对吕某、徐某行贿，但仅有吕某的供述承认受贿，而行贿人程某一直予以否认，且无其他证据印证吕某的供述，因此吕某的供述就属于孤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徐某作出有罪供述，但是徐某的供述系自吕某处听来，是传来证据，且有臆测成分，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不能用于印证吕某的供述。
为什么法律要确定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因为当吕某的供述得不到其他任何证据相印证时，就会导致该供述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加之其他村委会成员否定收到贿赂款时，真实性进一步受到质疑。
因此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程某向吕某等人行贿，根据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对该指控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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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贿款的最终用途，不影响犯罪认定，但可成为酌定情节影响量刑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徐某收受贿赂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徐某在收受财物时，双方约定了用途，用于办理土地证照和同意村民意见，且收到品泰公司出具的“办事费”收条，不应算作徐某的受贿款，其中10万元应当认定为借款。
（一）对于辩护人关于“办事费”的辩护意见进行分析。
首先，本案“办事费”难以认定为合法劳务报酬，劳务报酬一般是指在本职工作之外，利用行为人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等专业技能为他人提供服务，从而获得劳务报酬，且劳务报酬应与其提供的服务相当。本案徐某作为村委会主任，协调管辖范围内企业与村民的纠纷是其本职工作，其应当利用职权通过合法手段调解村民的纠纷，并从村集体获得与职位相当的工资报酬。法律对于钱款性质的认定是去伪存真的，徐某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收受品泰公司额外再给的所谓“办事费”，其性质就不是合法收入，而是可以被认定为贿赂款。
其次，徐某收受品泰公司的“办事费”后，并未公开钱款的来源和去向，即便私下用于平息有意见的村民，也不属于用于集体事务，仍然是帮助品泰公司解决问题，更何况徐某还将部分钱款用于个人花费。
当然，有观点会认为受贿之后对收受财物的用途不会影响定罪，因为这只是其对涉案款项的再分配，故其所收受的全部款项均应计入受贿数额中。但是假若村委会主任收受他人财物后，具有向村集体公开表明财物的来源、价值、用途并全部用于村集体事务的行为，会影响到对其是否具有受贿的主观故意的认定，还真有可能不判定为贿赂款。
（二）对于辩护人关于“借款”的辩护意见进行分析。
二人之间是借款关系吗？从行受贿双方供述来看，受贿人供述是“借钱给其以后才能安心帮助做事”，以及“没有还钱，也没有想过还钱”，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产生所谓的借款其实是贿赂款。在鉴别“借款”是否是贿赂款时，应结合双方平素关系、借款理由、借款去向、是否还款等因素综合分析，本案借贷双方仅因为买地一事相识，没有真实合理的借款理由，借款方在借款后并无还款的意愿和行为，因此无非是打着借款的名义索要贿赂罢了，本质明显是“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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