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这一年时间里，毛泽东曾写过著名的《三个月总结》（1946年10月1日），《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革命七个月时）。及时对战争的走向作出预判，提出科学的应对策略。
一年过去了，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城东南约四十多公里一条南北走向沟壑内的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会议在总结作战经验基础上，作出战略反攻的重大部署，揭开了解放战争反攻的序幕。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收录了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这次讲话中围绕“变”与“不变”这个主线，分析了如何赢得战略主动。值得认真研读体会。
陕北靖边县小河会议旧址
“千举万变，其道一也。”（《荀子·儒效》）。这个世界冥冥之中有一个规律在支配着万物运行。
中国古人想方设法寻求的“道”，二十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寻求的“真理”，都是想发现那个支配万物的“规律”，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又是千变万化的。无论什么样的“道”和“真理”，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不变”的“真理”，也在于其从中国大地上找到了如何应对“变化”的“真理”。
因为“不变”中孕育着“变”，“变”本身就是“不变”的规律。
1947年3月18日，转战陕北前夕的毛泽东
分析形势，要看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民族统一战线、土地革命，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发动突然的进攻，这些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们经常会为种种纷繁复杂的现象迷惑着双眼。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看哪些才能判断未来发展趋势？
毛泽东在此告诉我们：越是容易看得见的，越不真实；越是表面的，越不可靠。这些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
就解放战争而言，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和装备、突然发动袭击的战术，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不要被其迷惑双眼。
真正可以拿来判断战争趋势走向的，应该是经济和政治等深层次因素。政治上，民心在谁？经济上，谁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这才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也是那些永恒不变的根本判断因素。
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才能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三个月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
大趋势判断，明确的是战略方向，增强的是必胜信心；小趋势判断，需要更详细的数据分析，这是不变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在《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中分析，全国敌军正规军加特种部队、伪军、交警等共约430万，我军第一年歼敌112万人，我军有主力部队90万人，地方部队60万人。
在实际数据支撑下，毛泽东分析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1946-1951）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分析“不变”因素下作出的趋势判断，还需要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有力支撑。
小河会议旧址
经济是基础，经济纠纷是所有纠纷的缘起，也是所有纠纷的终结。
经济政策的着眼点是什么政策能够最大程度为广大民众谋取利益。在毛泽东看来，除了“土地改革”别无其他。
土地改革，就是那个革命的“不变”量。其本身不变的，是维护最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
土地改革政策又因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而不同。“不变”中孕育着永恒的“变”。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变为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又变为解放战争的平分土地。
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到抗战时期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缓和国内矛盾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如土地推平。——《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土地政策的“变”，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处理地主土地”而变。
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各民族最广大民众共同抗日。在地主的土地和农户的地租之间，选择了折中的方案：减租减息（保持地主土地，但给农民减租减息）。
解放战争时期，地主成为革命的对象，不平分土地，就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经济需求。
但是，倡导平分土地的解放战争时期，仍有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一些不变的土地政策：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民主人士）。同时，刚打到外线的时候，不要立刻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平分土地。
1947年土地改革丈量并平分土地
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改革。政治政策的核心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政策地位一直没有变。
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开始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期间，又建立了广泛的各民族统一战线。她在持续探索与社会各阶级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历练成熟起来的。
毛泽东在文中说“抗战结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减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变化”。
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实行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但南方的地主因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而同蒋介石闹翻，与我党尚未决裂。
增加的是：中间派。尤其是那些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人，现在会同我党共同反蒋。
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是紧密结合的。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有利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该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坚持土地改革，会失去大部分地主的支持，却能得到占全国人口近90%的农民支持。对民族资本家无害，且又会因为得到农民支持，赢得革命胜利而最终赢得民族资本家的支持。
不坚持土地改革，虽会赢得地主的支持，但却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无法与国民党抗衡，失去革命，最终也得不到民族资本家的支持。结局与国民党无异。
当然，即便坚持土地改革，也要坚持地主土地不能不分。要坚决避免十年内战时期犯过的“左”的错误“在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倡导“一律平分”。
因为，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宗旨没有变，始终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注意不是国民党的全部）。要在城市中也建立统一战线，“团结民族资本家”，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所有查抄的地主家的物件，不少字画和古董都摆在了明面之下。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自解放战争开始之初就反复强调的作战方法 ，“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贯串始终的指导战术。但这一战术，在与战略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要适当作出调整。
关于军事计划，西北战场原先打算由西北野战兵团和陈赓纵队两部集中起来打胡宗南，现在决定分开打，这样在战略上和粮食供给上都有利。——《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按照集中兵力歼敌的作战方法，彭德怀和习仲勋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和陈赓、谢富治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应合兵歼灭胡宗南，但这是在内线防御作战的战略下的决策。
在作出“主力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决策后，“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
战略方向变了，着眼点就不同了。虽“只能削弱胡宗南”无法合并歼灭之以保卫陕北的中央，但却可会同刘邓大军实现“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进攻态势，一举扭转局势。
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抄送朱德、刘少奇的电报）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毛泽东一向高度重视并提倡要争取战争主动权。“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
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他，“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
所以，他认为战争就是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采用“完全主动作战政策”。这里，游击战和运动战，因其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往往能够摆脱被动，恢复主动。
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
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中作出跳出包围圈，千里挺近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就是通过进攻摆脱防御，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战略也需要诸多战术配合方可实现。
01.巩固后方。
陕甘宁边区90%以上地区已被胡宗南攻占，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除毛泽东带领的几百人队伍尚在陕北之外，超过2万的中央机关人员到了晋绥边区。
毛泽东自己在会议上坦言，“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以依靠晋绥边区为主，今后更是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都缩小了。”为巩固后方物资供应，毛泽东作出了系列决定。
一是明确领导机关，加强后勤统筹。“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和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二是干部带头，内部精简节约。“各个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先从干部降起”。奢侈品、非必需品不许入口。
三是坚持严格统制，团结微小力量。“这是任何弱小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作斗争时所必须坚决实行的。”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大公、小公、群众贸易都要严格统制”。
四是坚持自给自足，自己掌握供应链。“就是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也不许入口，而由自己生产。中纺公司的布又好又便宜，我们还是要禁止入口，发展农村的自纺自织，只有这样才有活路。”
02.联系群众。
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要学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坚决克服一些干部中偏向地主富农的情绪。——《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满足最广大农民的经济需求。经济上满足之后，政治上就要发动和教育。
土地改革之后广泛开展的“诉苦运动”，真正让农民、投诚士兵从思想深处触动了“总开关”，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才是造成这些苦难的根源。
无数以前持锄的人，但现在变为持枪的人。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私有财产，都将枪口对准了国民党蒋介石。
解放战争期间的诉苦运动
村民们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当年剥削他们的暴行，地主们脸上神情凝重，面如死灰。
正是因为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有广大受过思想教育的群众，毛泽东才敢于带几百人的队伍与二十万胡宗南部队在陕北兜圈圈。
1946年10月间，延安劳动模范杨步浩前来拜访毛主席，兼送代耕粮。毛主席问：“你们的战备工作是怎样做的？”
他回答：“首先是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和衣物等，甚至把各种用具等都藏起来了。我们这些强劳力都组织起来，敌人来了就进山打游击战——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总之，要把我们过去的游击战术和经验全都用上，使敌人得不到一日安宁。
所以毛泽东说：“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
正因如此，才可能在青化砭打埋伏而没有一人告密。与刘戡的大部队相隔一道山沟，而敌不知！
03.长期斗争。
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后来又说还要几个月，到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时常告诫党内同志：“凡事要设想 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给王震、王首道的电报）
凡事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赢取最好的结果。
局势发展，趋势判断，我党五年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实际上，也只用了3年时间就建立了新中国。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一再强调，“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去解释。敌人把取胜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之所以孤注一掷，顶着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和谈斡旋压力，大举借债，就是认为随着大量城市和土地的被占领，毛泽东的战略空间被严重积压，后勤供给必然无法持续，必定“不能长期支持”。
国民党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人那么能吃苦，又那么得团结。军民关系如此之好，竟然能够做到“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国民党更想不到的是，共产党人放着毛泽东这个中央首脑在陕北不管，竟然能够渡过黄河，挺近大别山，不守反攻。这与蒋介石飞抵延安视察，胡宗南不得不将原本要去小河村勘察的2个旅抽回以保卫，形成多么巨大的反差。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文中所有引用和红色字体，未指明出处的，皆出自《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收录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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