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这本简短的小书中，作者杰克·古迪 (Jack Goody) 所讨论的都是从前讨论过的问题。
我将回溯一些文章，因为有个问题让我反对许多关于“神话”、“口述文学”及其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充满一种神秘性质，我的证据很难证实其观点。由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用大量时间记录、转述与转译各种版本的罗德佳“神话”或记诵文，现在看来，似乎有必要尝试把一些总体观察结果综合一下。
神话与仪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学家的主要兴趣点，人类学认为二者就像动物崇拜（自然崇拜）与英雄崇拜（死人崇拜）一样，是“原始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二者作为“他者文化”的特征，被排斥在“现代”理性之外，遵循其他逻辑体系，或者在我们的词汇中将其称作“前逻辑”、“非理性”。一定程度上出于对交流方式，尤其是口语与文字交流的兴趣，我想采用一种更偏重认知学的方法，而不是用结构一功能方法（或后结构主义）研究这些活动。
神话故事经常被看做人类对话方式的主要特征，更为流行的说法则把叙述说成一种最普世的表达形式，既能用来表现单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可用在社会交往中。在口语文化中，讲故事经常被看做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这种活动被看做是文字社会的核心创造力。
我把宗教的“最初状况”想象为：使用语言的原始人面对的问题，他们既要发展出一种有系统的声音(音韵)，还要为他们自身与所处环境赋予一套表象与意义。人类被迫创造出词语概念进行交流。
民间传说主要是为儿童设计的，成人没有兴趣。因为虚构被看做不真实，因而遭受批评。
人们更容易研究过去的神话(有文本的那种)，因为文本能够为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规定一个界限。以口语形式连续讲述的巴格尔神话没有这种界限，因此记诵出来的总是不同。一旦将其书写下来，人们就有了可以不断查看的权威样本。
在转向更为具体的口语文化叙述问题时，有五种“文学”形式需要我们关注，它们是传奇、史诗、神话、民间传说与个人叙述。史诗叙述风格最有特点，有一部分是虚构的，经常讲述英雄事迹，战场英姿。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叙述诗歌，赞美一些历史或传统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也就是说，有一定真实性)。
与那些相信人类失去主恩是因为偷吃禁果，还有那些相信世界是在创世七天被“魔幻地”地创造出来的人相比，神话信仰者并没有更为“癫狂”。
神话的作用很多。神话有很多叙述成分，但叙述的重要性却被神话(与神话学）收集者严重夸大了，他们经常刻意向应答者询问故事内容，但却不关心这种记诵文的哲学、神学与知识意义。这是过去常犯的错误，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制造了相当多的错误观念。
作者经常为虚构部分的真实性进行辩护，但这里的真实不是真实经历，而是按照字面理解、反映现实的真实。
永远不要把“结构主义”方法用于神话研究，因为研究者只是选取希腊神话学某一版本的某个要素，而不是在更广泛的语境中阅读这个要素。
神话则非常不同，它们通常有强烈的宗教 意味，甚至带有解释的任务，神话不是人们围坐篝火旁记诵的“粗浅之物”(raw)，而是在特殊仪式上叙述给成人的东西。
必须分别对待每种版本，即使在同一文化下，所谓“世界观”也是纷繁复杂，不是多数人类学家那种单向度的“民族志呈现”能够思考出来的。
口语文化之所以没有虚构叙述，不仅是因为许多虚构作品尚处幼稚状态，也因为人们想象出来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许多与长篇叙述相关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对我而言，听众坐在下面乖乖听着记诵的情形很少出现。多数情况都是对话为主。倾听者对他们听到的东西做出反应，打断长篇叙述的进行。
我曾说过，在回顾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人们讲述古代传说，除了那些历经多重文化语境，仍旧保存下来的社会生活的故事，这些传说在今天已经没有位置。
正如书写让“历史”成为可能，它也会推动个人史的发展。我不认为口语文化没有过去的概念（无论是社会层面的还是个人层面的)，而是想说口语文化里有组织叙述的历史很少，也没有碎片化的档案。
关于神话，叙述的合法性来自于采用一种论述超自然事件的形式，这就自动避开了涉及表象真实性的反对意见。
原始人思考超自然的特征呈现出一种与我们并无多大分别的方式，对上帝献祭与对“存在物”献祭是一样的。后者是在一个与书写时代相比，更加简单、更具自我反省意识潮流之下的一种“进化”观，与上帝创世观形成对比，也多少展现出了一些哲学话语的雏形。
文艺复兴与印刷术的出现让通俗的小说大放光芒。但是它们经常是讽刺剧，被看做有闲妇人的玩意，为严肃的男人所不齿，对读者有极其消极的潜在影响。18世纪的英国，笛福及其后继者的现实小说补充了浪漫幻想故事的不足，它们要更为严肃，缺少想象。
传说面对的听众与神话不同，无论口语社会还是文字社会都在不断地传诵这些传说一但是它们主要用于取悦少年听众，不会被当做严肃的东西。
与宗教一样，巫术也是社会现象。例如，魔法想要产生效果需要人们达成某种共识，需要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接受一系列社会规范。尽管在某种层面上巫术是“反社会的”，但在另一种层面上，巫术则非常“社会化”。为了让人们信任采用以非经验方式实现经验目标的做法，完全建立在没有环境因素的干扰，亦即不能有人类外部世界的直接干预。
因为书写的发明把所有文化内部都分成两个群体，两种亚文化，一个主要由能阅读的人构成，另一个则是由不能阅读的人构成。而人们在与同伴的交流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会话而不是书写实现的。
因此为有符号性的行动进行分类本身无法分割出某个领域或社会行动的对立模式，社会行动总是能描述为具有仪式或宗教性质。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社会行动都是对社会结构的“表达”或“符号”，因为更普遍的概念只是从更具体的概念里抽象出来的。
口语和书写文学之间明显的差异在于作者与受众。在口语文化中，作者记忆虽然不会完全缺失，但也不具有多少普遍意义——他们只是偶尔创作歌曲，而不是神话、民间传说，更很少创作史诗(尽管史诗是文字文化的早期特征)。
在早期书写社会里，宗教领域一般会因为经典(这是最重要的经文作品)的介入让文本融入其中，把口语文学，如咒语、神话，排挤到边缘地位。有了文学作品，就要不仅考虑演说者，还要考虑受众、情境和语境。
因为很多民间传说都是讲给儿童的，那些人类学家如果将其看做原始社会典型的思维证据，或历史学家用同样方法研究17世纪欧洲农民则是错误的。童话是讲给特殊年龄段听众的，可以跨文化流通，古今无不如此。
认识到一点非常重要，文化绝不能被看做一个个不同的整体，它们经常会边界不清，成员也因年龄、性别与阶级差异而分层，每一阶层都有自己喜欢的文学形式。
寓言是民间传说的一个分支，主角是动物与人。我们对这种形式非常熟悉，无论古希腊罗马寓言(例如《伊索寓言》)还是印度寓言，其实都是书写文化的产物，就像《圣经》里的箴言故事(parable)一样。它们在很多方面更像是民间传说，通常具有讽喻意味，涉及道德议题。
表演别人会遇到抵制，使用面具就是一种暗示：呈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类别或另一个人。
最近有人喜欢把仪式放在宗教活动之下分析，包括戏剧在内，象征一种在可分析框架下把神圣与世俗结合起来的努力。诚然，戏剧像提到过的例子那样，可能源于神圣的仪式，但将其放在一起则会忽视作者的动机，二者在今天的动机明显不同。
神话通常被看做口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它对局外人最有吸引力，有时也很难体悟，因为虽然它关注宇宙，在一定程度上却是最本地化的文体，最深刻地嵌入文化行动之中，有时还与仪式活动精确地捆绑在一起。
“死去的语言”也只是与书写文化有关的概念（在口语文化中，语言从来没被记录下来，因此没人知道它们最初是什么样的)，虽然纯粹口语文化中一些程式化的历史记诵确实也保留了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形式与内容。前代人的话能够让记诵材料具有合法性，让他们在背诵时候更有价值、更加神圣。
即使同一个仪式，同一个演说者在前一个表演结束之后再次记诵的时候，版本都会不一样，甚至更像不同的演说者而不是同一个人说的话，每个人都以一种或多或少精确的方式把自己的版本做个性化处理，并按照自己的需求生产出来。
尽管人类学分析能够通过引入比较方法或在更为系统的空间维度辅助历史研究(正如历史学可以帮助人类学处理变迁与时间维度一样)，系统建构还是有其消极一面，因为可能会对经验材料不是很敏感。
真实和历史性与虚构（讲故事）有很大差别，神话（尽管只有观察者的标准没有表演者的标准)在神话分析中被不断提及，对很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过时的用法。
很多民间神话研究者主要研究农民文化，即有书写能力的复杂社会里“未受启蒙”、“不识字”的那部分人的文化，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做落后、没有进步、“传统”的一部分人。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工作理解为追溯这些活动的早期、“原始”形态。
神灵、动物与人在同一故事里相互变身，很少只扮演一种类别。因为影响都发生在叙述语境中，他们之间必须发生变身。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都要说人类的语言，并尽可能以人能理解的方式行动。
无论神话、传奇或民间传说，口语叙述都有很多功能，能阐释多个层次。当人们谈及创世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要求解释，或给出解释。因此创世是一个独特事件，他们会诉诸超自然的单一面向——也就是神。若在人类语境下寻找，他们则找到首领、酋长作为人类的代表。
口语文学类型(文体)甚多，但它们与书写文学有重大不同。例如“神话”就被看做典型的口语形式。这是因为我们的定位所导致的。但神话却比很多当下的理论所认为的还要多样，它有许多复杂内涵有待分析。
神话因为存在着多元形态，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也能产生不同走向。神话显然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一把打开所有问题的钥匙。
记诵这个观念假设存在一种书写文本，有进行阅读的可能。
人类的一切交流行为都涉及反思的方法，但很明显书写更是如此，被“说出来”的话被读者反复思考，通常会加速文化变迁的速度。当然，宗教对话是个例外，人们不会反复反思变化莫测的人类词语，而是不断研读永恒不变的上帝及其使者的每句话。
在书写文明出现的第一个五千年里，多数人的阅读与书写能力都是在庙宇、教堂、清真寺中习得的。教士就是教师，难免会把宗教文本当做教学的主要部分。唯一的例外是希腊与中国，这两个社会没有唯一的书写宗教，不像近东地区与印度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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