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1822年9月22日，法国天才语言学家商博良写就《致达西尔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副标题是《关于埃及人在纪念碑上书写希腊和罗马统治者姓名和头衔时使用的象形文字音符表》），并于27日在铭文与美文学术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宣读。文中主要探讨了埃及象形文字书写希腊和罗马王名（如托勒密、克里奥帕特拉、凯撒等等）时使用的表音字符，并归纳出了一个象形文字“字母表”。这篇文章尽管有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但通常被视为埃及学的奠基之作。因为，它一方面认出了许多象形文字书写的王名，更重要的是，它确证了象形文字中表音字符的存在，纠正了千百年来象形文字只有表意字符的错误认识，使象形文字的解读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事实上，任何一种成熟文字（这里指具备逐词记录语言能力的文字）都必然包含表音符号，人类第一批成熟古文字（如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汉字、玛雅文字等）都综合使用了表意和表音两种记录语言的方式，都是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的混合系统。当然，这些古文字所使用的音符与后来表音文字系统中的字母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通过图画符号来激发谐音联想，后者则主要是通过抽象符号来与语音成分约定。可以大致说，前者是理据性音符，后者是规定性音符。
为纪念埃及象形文字破译和埃及学建立200周年，本站选译英文维基百科“Decipherment of ancient Egyptian scripts”词条，供学界朋友参考。
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军队在埃及作战时发现了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上面有分别用圣书字、民书字和希腊文刻写的三语对照文本（中古埃及语、晚期埃及语、希腊语）。学者们试图根据希腊文的对译，特别是结合科普特语（埃及语演变的最后阶段），来破译埃及文字。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只有安托万-伊萨克·西尔韦斯特·德萨西（Antoine-Isaac Silvestre de Sacy）和约翰·戴维·奥克布拉德（Johan David Åkerblad）的解读工作取得了微弱进展。托马斯·杨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发现民书字字符是从圣书字字符演化而来的，并认出了民书字中的几个音符。同时他还推断出许多圣书字字符的意义，其中包括埃及外族国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王名环中的音符。但是他认为音符只用于书写非埃及语的外来词语。1820年代初，商博良将托勒密的王名环与其他王名环进行比较，意识到圣书字是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的混合系统。他的说法最初遭到学界质疑，还有人指责他擅自剽窃了杨的观点而不承认杨的功劳，但后来他的观点逐渐被学界所接受。商博良接下来又粗略地识别出了大多数音符的音值，并对古埃及语的语法和词汇多有构建。与此同时，杨利用罗塞塔石碑与其他一些希腊文和民书字的双语对照文本，在很大程度上破译了民书字。
杨和商博良分别在1829年和1832年去世，此后，埃及文字的破译工作陷入停滞。但1837年出现突破，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指出很多圣书字字符不是代表一个单辅音，而是两个或三个单辅音的组合，这纠正了商博良的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后来，伊曼纽尔·德鲁热（Emmanuel de Rougé）等其他学者，进一步改进了对埃及文字的理解，以至于1850年代埃及学家们已能够完整翻译古埃及文文本。楔形文字也大约是在同一时期破译的，这两个创举使人类历史最早阶段如天书般的文献得以理解和利用。
古埃及文字及其消亡
古埃及历史中，大部分时段主要使用两种文字：一种是圣书字，起源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是主要用于正式场合的以图画符号为元符号的文字系统；另一种是僧书字，是由圣书字衍生而来的草写体系统，主要写在莎草纸上，其历史几乎和圣书字一样悠久。直到公元前7世纪，第三种文字才从僧书字中演变出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民书字，它与其圣书字祖先相差甚远，字形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模糊不清。【注释1】然而，后来民书字逐渐成为书写埃及语的最常用文字，圣书字和僧书字则主要用于宗教领域。公元前4世纪，埃及开始被古希腊托勒密王朝统治，古希腊文和民书字成为在埃及并行使用的主要文字，后来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亦是如此。圣书字变得更加鲜为人知，主要由埃及祭司使用。【引用5】
“圣书字字符->僧书字字符->民书字字符”的演变过程
这三种文字都是由表音符号（代表口语中的语音）和表意符号（代表概念）组成的混合系统。表音符号包括单辅音音符、双辅音音符和三辅音音符，分别表示一个、两个或三个辅音。表意符号包括意符（logograms）和定符（determinatives），前者代表整个词，后者写在表示词音的音符之后指明词语的意义范围。【引用6】
许多古希腊和罗马作家都曾述及这些文字，并且他们大都知道埃及人有两种或三种文字，但他们流传到后世的作品中没有一个含有对古埃及文字原理的真正理解。公元前1世纪，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明确地将圣书字描述为一种表意文字，而大多数古典作家都持这一假设。普鲁塔克（Plutarch）在公元1世纪提到了25个埃及字母，这表明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圣书字或民书字中的表音成分，但他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清楚。【引用7】公元200年左右，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主教（Clement of Alexandria）曾指出一些字符是表音的，但他更关注符号的隐喻意义。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Plotinus）声称，圣书字并不代表语言，而是一种神的启示，是针对其所描绘事物的本质而产生的一种洞见。【引用8】公元4世纪，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抄录了别的作家对一座方尖碑上的圣书字的翻译，但这个翻译非常粗疏，不足以帮助理解埃及文字系统的原理。【引用9】流传到现代的唯一一部大量讨论圣书字的作品是《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这本书可能写于公元4世纪，作者是赫拉波隆（Horapollo）。这本书讨论了一些圣书字字符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些符号是如何组成短语或句子的。书中所描述的某些字符的意义是正确的，但更多的描述是错误的。最为误导的是，它把所有字符都解释为象征。例如，赫拉波隆说鹅的图符表示“儿子”，是因为据说鹅比其他动物更爱自己的孩子。而真正的原因是埃及语中“鹅”和“儿子”含有相同的辅音，二者谐音。【引用10】
圣书字和民书字都从公元3世纪开始走向消亡。【引用11】这时以神庙为基础的祭司制度瓦解，埃及人逐渐皈依基督教。因为埃及基督徒使用源自希腊字母的科普特字母，所以它逐渐取代了民书字。最后的圣书字铭文，是由菲莱岛伊西斯神庙的祭司于公元394年刻写的，最后的民书字也在公元452年刻于此处。【引用12】公元前1千纪以前的大部分历史都是用埃及文字或楔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系统）记录的，随着这两种文字知识的失落，人们只能依靠一些对遥远过去的有限且含有歪曲的记录资料。【引用13】其中关于埃及的，最重要的要算公元前3世纪由埃及祭司曼涅托（Manetho）撰写的《埃及史》（Aegyptiaca）。不过，原书早已亡佚，只有部分内容存留于古罗马作家的总结和引用中。【引用14】
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后阶段，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大多数埃及人仍然使用科普特语，但它后来逐渐被阿拉伯语取代。科普特语在12世纪开始走向消亡，此后它主要作为科普特教会的礼拜用语而存在。【引用15】
早期探索
此部分包括中世纪伊斯兰世界、15-17世纪欧洲和18世纪欧洲对古埃及文字的探索和理解，我们暂不译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英文维基百科原文。
识别符号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领导的法国军队入侵埃及，也带去了一批科学家和学者，通常称其为“savants”（专家团），以研究这片土地和它的古代遗迹。【引用50】1799年7月，法国士兵在罗塞塔镇附近重建一个马穆鲁克要塞，并将其称为“朱利安要塞”。此间，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中尉（Lieutenant Pierre-François Bouchard）注意到从原要塞墙上拆下的石头中有一块刻满了文字。这是一块古埃及石碑，其上文字分为三层，石碑右下角和上层的大部分都已残损。石碑上刻着三种文字：上层是圣书字，下层是希腊文，中间层是一种未知的文字。【引用51】【引用52】其内容是托勒密五世在公元前19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以给予埃及祭司特权。法令结尾要求用“神圣文字、本土文字和希腊文”将该法令刻写并树立在埃及主要的寺庙里。【引用53】法国人阅读完上面的希腊文后，马上就意识到这块石头上刻的是对照文本，可以根据希腊语译文来破译埃及文文本。【引用54】专家团急切地寻找其他石碑碎片，以及其他希腊文和埃及文的对照文本。但专家们此后再也没有找到这块石碑的碎片，而且他们发现的其他双语对照文本也大多字迹模糊，对破译毫无用处。【引用52】【引用55】不过专家团在研究此石碑时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让-约瑟夫·马塞尔（Jean-Joseph Marcel）说，中间的文字是“古埃及语的草书体”，与他在一些莎草纸卷上看到的文字相同。他和路易斯·雷米·雷格（Louis Rémi Raige）开始比较这部分文本与希腊语文本，认为研究中间层的文字将比研究大部分已残损的上层圣书字更有成效。他们根据专有名词在希腊语文本中的位置，猜测出它们在中间层文字中的位置，并想方设法地认出了托勒密名字中的p和t，但未取得更多进展。【引用56】
重构的罗萨塔石碑原貌 三个文本区域皆未残损时的样子
1800年，碑文的第一批复制本被送往法国。1801年，埃及的法国军队被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联军围困，于是投降并签署了《亚历山大投降协议》（Capitulation of Alexandria）。按照协议，罗塞塔石碑被转交给英国。石碑一抵达英国后，伦敦古董协会便制作了其上文字的摹刻本，然后送往欧洲各地的学术机构。【引用57】
拿破仑远征的消息激起了欧洲对古埃及的狂热。法国和英国撤军后，埃及陷入一片混乱，但在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控制该国后，一些欧洲收藏家造访埃及并带走了大量古物，一些艺术家也前来抄录古文物。【引用58】尽管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物的历史背景，【引用59】但它们增加了可资比较的语料，为学者们尝试破译埃及文字系统提供了方便。【引用60】
3.2 德萨西、奥克布拉德和杨
曾于1787年破译了波斯巴列维文字（Pahlavi script）的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安托万-伊萨克·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是最先研究这块石碑的人之一。像马塞尔和雷格一样，他专注于系联希腊文文本与中间区域的民书字文本。参考普鲁塔克的说法，德萨西认为这种文字由25个音符组成。【引用61】他在民书字文本中寻找希腊文文本中提到的专有名词，并试图识别出其中的音符，但除了识别出托勒密（Ptolemy）、亚历山大（Alexander）和阿尔西诺伊（Arsinoe）的名字之外进展甚微。他意识到，民书字的字符远不止25个，并且民书字文本很可能不是希腊文文本的严格对译，而这使得破译任务比意想的更加困难。在1802年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后，他便停止了对这块石碑的研究。【引用62】
同年，德萨西将石碑铭文的复制本交给了他以前的学生约翰·戴维·奥克布拉德，他是一位瑞典的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业余的语言学家。奥克布拉德取得了更大的研究成果，他分析的字符组与德萨西相同，但正确辨识出更多的符号。【引用62】在给德萨西的信中，奥克布拉德提出了一个由29个民书字字符号组成的字母表，其中有一半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基于对科普特语的了解，他还辨认出几个人名之外的民书字词语。【引用63】但德萨西对他的结果持怀疑态度，后来奥克布拉德自己也放弃了研究。【引用62】尽管其他学者又进行了尝试，但始终成效甚微，直到十多年后托马斯·杨开始涉足此领域，才出现进展。【引用64】
杨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英国学者，他的专业领域涵盖物理学、医学和语言学。当他把注意力转向埃及时，学界认为他是当时该领域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引用64】1814年，围绕罗塞塔石碑问题，他开始与德萨西通信，几个月后，他便做出了对石碑上圣书字和民书字的“翻译”，其实是试着把碑文分成一些符号组，并找出它们所对应的希腊文。这种方法效用有限，因为三个文本之间并不是准确的对译。【引用65】【引用66】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抄录其他埃及语文本，这使他在其中发现了别人所忽略的文字构成模式。【引用67】和佐伊加一样，他意识到圣书字字符太少，不足以实现一符一词，从而认为每个词应由两个或三个字符组成。【引用66】
1822年的托马斯·杨
杨注意到圣书字字符和民书字字符之间有相似之处，并得出结论：民书字字符由圣书字字符演变而来。杨推断，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书字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表音文字，其中肯定包括从圣书字演化而来的意符。他在1815年给德萨西的信中提出了这一见解。【引用66】【注释3】虽然他希望在圣书字中找到音符，但由于这种文字使用的表音方法多样而复杂，这一工作难以推进。由此他得出结论：表音的圣书字字符并不存在——只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引用69】德萨西在1802年曾说，圣书字或许在书写外来词时发挥表音作用。【引用63】1811年，在学习了汉字中类似的用法后，【引用70】他认为王名环表示其中的词是音符写成的，例如非埃及语的外族统治者名字“托勒密”。【引用71】杨采纳了德萨西的这些观点，研究罗塞塔石碑上的王名环。有些王名环很短，只有8个字符，而有的除了这八个以外，还包含另外的一些字符。杨猜测，这些较长的王名环包含了希腊语铭文中给予托勒密的埃及头衔：“永生，普塔（神）的挚爱”。因此，他将重点集中在对应着托勒密的希腊名Ptolemaios的前八个字符上。杨借鉴了奥克布拉德提出的一些音值，将这八个圣书字字符与其对应的民书字字符相匹配，并提出有些字符表示几个音值，而另一些字符只代表一个音值。【引用72】随后，他尝试将所得结果应用于托勒密王后贝勒奈西（Berenice）的王名环，但收效不大，只是发现了一对标志女性名字词尾的圣书字字符。【引用73】最后，他得到了13组圣书字字符和民书字字符的音值，其中6组是正确的，3组部分正确，剩下4组是错误的。【引用72】
杨对托勒密王名环的分析【引用72】
杨于1819年在他的文章《埃及》（匿名发表在《大英百科全书》的一个增刊上）中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文章对218个民书字词语和200个圣书字词语进行了猜测性翻译，并将大约80个圣书字字符和与之相应的民书字字符正确匹配起来。【引用74】正如1922年埃及学家弗朗西斯·卢埃林·格里菲斯（Francis Llewellyn Griffith）所说的那样，杨的研究结果“掺杂了许多错误的结论，但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绝对可靠的，奠定了完全破译的基石。”【引用75】然而比起古埃及文本自身，他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一种思维谜题的文字系统，而且他的兴趣涉及多重科学领域，使他很难专注于破译古埃及文字。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这个领域没有再获得什么成就。【引用76】
1803年到1805年间，正值青春期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就对古埃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在德萨西和其他人的指导下学习了近东语言，其中包括科普特语。【引用77】他的哥哥贾克·乔瑟夫·商博良-菲热克（Jacques Joseph Champollion-Figeac）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院长邦-约瑟夫·达西尔（Bon-Joseph Dacier）的助手，凭借这一职位，他能帮助让-弗朗索瓦与学界对埃及的研究保持同步。【引用78】杨开始研究圣书字的时候，商博良已经出版了一本总结古埃及既有知识的纲要性著作，并编了一部科普特语词典。尽管他已经写过很多作品来讨论尚未破译的埃及文字，但却尚未取得任何进展。直到1821年，他仍然认为古埃及文字中没有表音成分。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这一领域突飞猛进。不过，我们今天难以完全了解他取得这些成就的过程和细节。【引用79】
商博良最初对杨的成果不屑一顾，仅看了杨得出的圣书字和民书字词语表的节选。1821年中期，他从格勒诺布尔（Grenoble）移居巴黎，有更多机会获得一份杨的研究的完整本，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也就是大约在这个时候，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识别王名环中的表音成分。【引用80】
此时出现了一个来自菲莱方尖碑的重要线索，碑上刻有希腊文和圣书字。英国古董收藏家威廉·约翰·班克斯（William John Bankes）将此方尖碑从埃及运往英国，并复制了上面的铭文。不同于班克斯的设想，这些铭文不是罗塞塔石碑那样的双语对照文本。但是，其上的希腊文和圣书字中都含有“托勒密”和“克里奥帕特拉”两个名字，其中圣书字版本写在王名环内。【引用81】基于已有的罗塞塔石碑研究，班克斯很快辨认出托勒密的王名环。而克里奥帕特拉的名字，是班克斯根据希腊文本进行的猜测。他用铅笔在复制本旁写下了克里奥帕特拉王名环的读法。商博良在1822年1月看到这个碑文复制本后，也把王名环中的人认作克里奥帕特拉，但未说明他是如何辨识的。基于他所掌握的材料，获得这一结论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但班克斯很愤怒，认为商博良采用了他的观点却并不归功于他，因此拒绝继续帮助他。【引用82】
商博良采用与杨不同的方式对托勒密名字中的圣书字进行了分解，并发现他推测出的三个音符（p、l和o），也适用于克里奥帕特拉的王名环。还发现第四个音符e，在克里奥帕特拉的王名环中由一个圣书字字符表示，而在托勒密的王名环中是由该字符重复两遍来表示的。第五个音符t，似乎两个王名环各自用了不同的字符书写，但商博良认为这对字符一定是同音字符（homophones），即表示同一读音的不同字形。他接着在其他的王名环中测试这些字符，成功辨识出了埃及许多希腊和罗马统治者的名字，并推断出更多音符的音值。【引用83】
商博良对托勒密王名环的分析【引用84】
商博良对克里奥帕特拉王名环的分析【引用85】【引用86】
同年7月，商博良批驳了让-巴蒂斯特·毕奥（Jean-Baptiste Biot）对一幅埃及神庙浮雕（即丹德拉星图）周围文字的分析。他指出，在这个文本中，星形的字符似乎表明它附近词语的意义与星星有关，例如各个星座。他称这种用途的符号为“类别符号”（signs of the type），不过后来他为这类符号起了另一个名字——“定符”（determinative）。【引用87】
商博良在1822年9月22日写就《致达西尔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其中宣布了他对圣书字中希腊罗马统治者的王名环的解读。9月27日，他在铭文与美文学院宣读了这篇文章，杨也是听众之一。【引用88】这封信通常被认为是埃及学的奠基性文献，可是它反映的只是在杨的研究之上稍微前进了一步。【引用89】然而，文章结尾提出，表音符号可能在埃及历史上很早的时候就用于书写专有名词了。【引用90】这一结论商博良是如何得出的，同时代的文献中大多没有记载。但从他自己的著作中似乎可以看出，其关键论据之一是他发现阿拜多斯王名表（Abydos King List）上包含曼涅托著作中提到的“拉美西斯”（Ramesses）这个王名。另外还可看出，他的其他论据来自于让-尼古拉斯·于约（Jean-Nicolas Huyot）的埃及铭文复制本。【引用91】
赫敏·哈特勒本（Hermine Hartleben）在1906年出版的商博良传记涵盖的内容最为广泛，根据他的说法，商博良研究的突破出现在1822年9月14日，也就是写这封信的几天前，当时他正在仔细研究于约的圣书字复制本。【引用93】其中有一个来自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的王名环，内含4个圣书字字符。商博良猜测（或参考了杨发表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文章），其中第一个字符代表太阳。科普特语中“太阳”是re。末尾出现两次的字符，在托勒密的王名环中表示“s”。如果这个名字以Re开始，以ss结束，那么它可能对应于Ramesses（拉美西斯），照此推理中间的符号可能代表m。进一步的证据来自罗塞塔石碑，其中m和s字符一起出现的位置正对应于希腊语文本中表示“出生”的词，而科普特语中“出生”是mise。另一个于约复制本中的王名环中有3个字符，其中两个和拉美西斯的王名环相同。而剩下的第一个字符是一只鹮的形象，已知是托特神（Thoth）的象征。如果后两个字符的音值与拉美西斯王名环中的相同，那么其中的名字将会是Thothmes，对应于曼涅托提到的国王名“Tuthmosis”（图特摩斯）。他们两个都是埃及本土国王，时代远早于希腊统治时期，但他们的名字都有一部分用音符书写。此时商博良转而研究罗塞塔石碑上较长王名环中的托勒密的头衔。商博良知道与希腊语铭文所对应的科普特词语，且能判断之前得出的圣书字音符（如p、t）是适用于这些词语的。由此他还猜出了另外几个符号的音值。据哈特勒本的描述，在发现这些后，商博良飞奔到他哥哥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办公室，甩下手中的一套铭文复制本，喊道：“Je tiens mon affaire！”（“我做到了!”），随即就晕倒在地，昏迷了数天。【引用92】【引用94】【注释4】
Ramesses 拉美西斯【引用92】
Tuthmosis 图特摩斯【引用92】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商博良将他的圣书字字母表运用到许多埃及铭文中，识别出几十个国王的名字和头衔。在这一时期，商博良和东方学家安托万-让·圣马丁（Antoine-Jean Saint-Martin）仔细研究了凯乐斯花瓶（Caylus vase），花瓶上有古波斯楔形文字以及一个用圣书字写成的王名环。圣马丁认为，这段楔形文字有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帝国（当时埃及亦在其统治下）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I）的名字。商博良确认王名环上能识别出的字符与薛西斯的名字是相配的，这更加证明了在希腊统治埃及之前，圣书字就已经使用音符，并为圣马丁解读楔形文字提供了帮助。这成为破译楔形文字的关键一步。【引用96】
凯乐斯花瓶上书写薛西斯一世之名的圣书字及楔形文字，抄录于《古埃及圣书字体系概论》（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大约在这一时期，商博良又取得了第二次突破。【引用97】他已统计出大约860个不同的圣书字字符，然而他发现所有的圣书字文本都主要是由一小部分字符重复使用来构成的。他还看到了阿贝尔·雷木沙（Abel Rémusat）对汉字的新近研究，该研究表明，即使是汉字，也大量使用音符，而且其意符往往要结合成连体组合字，才能记录所有的词语。圣书字中连体组合字似乎很少。商博良发现了安提诺乌斯（Antinous）——一个非王室罗马人的名字，用圣书字书写却没有用王名环，并且旁边的字符似乎是表意的。如此看来，音符并不只用于王名环。为了验证他的猜想，商博良比较了可能表达相同内容的圣书字文本，发现它们拼写上存在差异，这表明有同音字符的存在。他将得到的同音字表与他在研究王名环时获得的音符表进行了对比，发现它们是相互对应的。【引用98】【注释5】
1823年4月，商博良向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宣布了这些发现。从那时起，他在辨识新字符和新词语方面进步飞速。【引用100】他得出以下结论：这些音符构成的是辅音字母表，而元音只是偶尔写出。【引用101】1824年，他在文章《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概论》（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以下简称“《概论》”）中总结了自己的发现，文章写道：“圣书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同一个文本，同一个句子，我甚至可以说，同一个词的文字符号中兼有象形性（figurative）、象征性（symbolic）和表音性（phonetic）。”《概论》识别出了数百个词语的圣书字形式，描述了圣书字和其他文字的区别，分析了专有名词和王名环的用法，并描写了该语言的一些语法。商博良正在从破译文字转向翻译其背后的语言。【引用102】【引用103】
商博良在《致达西尔先生的信》中提到杨在研究民书字，并提到杨尝试破译贝勒奈西的名字，【引用104】但没有提到杨分解托勒密的名字，也未提杨发现了女性名的词尾（这个词尾也用在菲莱方尖碑的克里奥帕特拉名字中）。【引用105】杨相信这些发现是商博良取得进展的基础，所以他希望商博良无论最终取得何等成果，都承认有杨的主要功劳。听完商博良选读此文后不久，在他给商博良的私人信件中，杨引用了一句法国谚语，意思是“这（指杨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不过，他也曾说：“如果商博良真的借用了一把英国钥匙，那锁锈得极为严重，常人的手臂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转动它。”【引用106】【引用107】
1823年，杨出版了一本有关其埃及研究的书——《记圣书字文献和埃及古物的最新发现》（An Account of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in Hieroglyphical Literature and Egyptian Antiquities），并在副标题中回应了商博良的轻蔑：“内含作者最早提出的圣书字音符表，以及商博良先生的扩充”。商博良愤怒地回应道：“我绝不同意承认除了我自己的音符表之外的任何其他原初音符表，这涉及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圣书字音符表的问题。”【引用105】次年，商博良在《概论》中承认了扬的研究成果，但商博良也说，这是他独立得出的结论，没有参考扬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文章。从那时起，关于商博良讲的是否是真话，学界产生了分歧。【引用108】杨继续争取更多的承认，他的言辞中既有对商博良研究工作的赞赏，同时也有对商博良某些结论的怀疑。【引用109】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热情和争吵之间波动，直至1829年杨去世。【引用110】【引用111】
商博良继续从事圣书字研究，在取得诸多成果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错误，因而他被迫卷入一场与其他学者的纠纷中，这些学者拒绝承认他研究成果的正确性。这其中包括一位参与过拿破仑远征的老兵埃德姆·乔迈尔（Edme Jomard），以及一位德国东方学家海因里希·朱利叶斯·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支持杨的观点。【引用112】反对商博良的破译成果最久的学者是古斯塔夫·塞法特（Gustav Seyffarth），【引用113】1826年是反对最激烈的时候，他与商博良公开争吵。【引用114】此人后来继续提倡自己的圣书字破译方法，直到1885年去世。【引用113】
随着圣书字的性质越来越清晰，这类批评者逐渐消失，但关于商博良得益于杨多少的争论仍在继续。英法之间的民族主义对抗激化了这个问题。埃及学家通常不愿意批评商博良，因为商博良通常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进而他们也不愿意称赞杨。【引用115】埃及学家理查德·帕金森（Richard Parkinson）持中间立场：“即使我们承认商博良对杨最早研究的了解远超过他后来所承认的，他也仍然是圣书字的破译者……杨发现了部分音符——这是一把钥匙——但商博良解锁了整个语言。”【引用116】
解读文献
1820年代，杨逐渐停止了对圣书字的研究，但他在民书字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这得益于一次偶然的发现。杨研究民书字的资料之一是叫作卡萨蒂莎草纸（Casati papyri）的收藏品，他从中辨识出了几个希腊人名。1822年11月，他的一位熟人乔治·弗朗西斯·格雷（George Francis Grey）借给他一盒在埃及发现的希腊文莎草纸。通过仔细观察，杨发现其中一张纸上含有的希腊人名与卡萨蒂莎草纸中民书字书写的希腊人名相同。原来，这两份文本是同一文件的希腊文版本和民书字版本，记录的是代表一群已故的埃及人出售部分祭品的情况。【引用117】长期以来，杨一直在搜求罗塞塔石碑之外的第二份双语文本。有了这些文本之后，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他把注意力分散到了其他领域，但在1827年，意大利科普特语学者阿梅德奥·佩隆（Amedeo Peyron）的一封信成功警醒了他。信中说杨做研究总是从一个学科换向另一个学科，这阻碍了他取得成绩，并提出如果他专注于研究古埃及，他可以获得更多成就。杨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致力于钻研民书字。有一次，他向当时已是卢浮宫埃及文物部负责人的商博良请教，商博良对他很友好，让他查阅自己关于民书字的笔记，并专门花时间带他参观卢浮宫收藏的民书字文本。【引用118】1831年，杨的著作《古埃及民书字词典雏形》（Rudiments of an Egyptian Dictionary in the Ancient Enchorial Character）在他离世后出版。其中收录了对一篇民书字文本的完整翻译和对罗塞塔石碑上大部分民书字文本的翻译。根据埃及学家约翰·雷（John Ray）的说法，杨“或许应该被称为民书字的破译者”。【引用119】
4.2 商博良的最后岁月
到了1824年，罗塞塔石碑上的有限文本，已经不足以支撑圣书字的进一步研究。【引用120】商博良需要更多的文本，而法国却几乎没有他想要的资料。于是，1824年到1826年间，他两次造访意大利，研究那里的埃及文物，特别是那些近期从埃及运到都灵埃及博物馆的文物。【引用121】通过阅读几十座雕像和石碑上的铭文，商博良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辨识出授意建造这些雕像和石碑的国王的学者，尽管他的判断也有错误之处。他还研究了博物馆的莎草纸，并能够分辨出它们所写内容的主题。其中特别有趣的是“都灵王表”（Turin King List），这张莎草纸列出了公元前13世纪以前埃及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时期，它后来为埃及历史年表提供了框架，但当商博良看到它时，它已成了碎片。在意大利，商博良与比萨语言学家伊波利托·罗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结交，后者被商博良对古埃及的热情所感染，开始跟他学习。【引用122】商博良还在卢浮宫从事收集埃及文物的工作，其中包括他后来给杨看过的文本。1827年，他出版了《概要》的修订版，里面收录了他最新的一些发现。【引用123】
居于埃及的古文物学家，尤其是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早已将商博良的发现运用到当地发现的文本中。商博良和罗塞里尼也想实地考察，于是和其他一些学者和艺术家一起组成了前往埃及的弗朗哥-托斯卡纳探险队（Franco-Tuscan Expedition）。【引用124】在去埃及的路上，商博良停下查看一位法国古董商手中的莎草纸。这是一份《阿蒙尼姆赫特教谕》（Instructions of King Amenemhat）的抄本。《阿蒙尼姆赫特教谕》是一部智慧文学作品，记录了阿蒙尼姆赫特一世（Amenemhat I）死后给他儿子和继任者的忠告。它成为第一部被解读的古埃及文学作品，但商博良的解读不够准确，未能完全理解它的内容。【引用125】1828年和1829年间，探险队顺着埃及境内的尼罗河河道行进，不断抄录和收集沿途的文物。【引用126】在研究了无数文本后，商博良确信他对圣书字系统的理解适用于埃及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圣书字文本，也是在那里他明确提出了“定符”（determinative）这个词。【引用127】
从埃及回来后，商博良花费很长时间对埃及语进行完整的描述，但他几乎没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从1831年年底开始，他接连中风，身体日渐衰弱，并于1832年3月离世。【引用128】
4.3 十九世纪中叶
从1836年到1843年，商博良-菲热克分期出版了他弟弟的《埃及语语法》（Grammar of Egyptian）和一本配套的词典。但这两本书都不够完整，尤其是词典，内容编排混乱，并且许多翻译都是臆测的。【引用129】这些作品的不足反映了商博良去世时学界对埃及文字的认识仍不完善。【引用130】商博良也经常因为高估了古埃及语和科普特语之间的相似性而误入歧途。正如格里菲斯在1922年所说：“事实上，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一个关系很远的衍生物，就像法语和拉丁语的关系一样；因此，商博良假定的转写有时对应于十分贴切的科普特词语，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或多或少是没有意义或不可能的，在转写短语时，要么完全违反了科普特语的语法，要么必须颠倒圣书字词语的顺序。这一切都十分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引用131】还有，商博良尚未意识到音符不止可以表示一个辅音，还可以表示两个或三个辅音。相反地，他认为每个音符只代表一个单辅音，每个辅音都有大量同音字。因此，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的王名环中，中间的字符本是双辅音音符，代表辅音组ms，但商博良把它误读作m。另外，他也没有考虑到现在被称为“音补”（phonetic complement）概念，即在一个单词的末尾加上一个单辅音符号，以重复的方式提示本已用其他字符写出的音。【引用132】
大多数与商博良合作的学者都缺乏进一步破译圣书字所需的语言能力，而且其中许多人都英年早逝。【引用133】以破译楔形文字为主要兴趣的爱尔兰牧师爱德华·希克斯（Edward Hincks）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为圣书字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商博良的圣书字翻译所提供的明智猜想基础上，试图对古埃及语做更系统的解释。【引用134】他辨认出古埃及语中的一些语法成分，如小品词和助动词（这些科普特语中没有）。【引用134】他还认为埃及语中有些读音与闪米特语相似。【引用135】另外，希克斯还推进了学界对僧书字的理解，而这在之前的埃及学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引用134】
普鲁士语言学家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起初用商博良的语法书来研究埃及语，后来他纠正了商博良研究中最根本的错误。莱普修斯与罗塞里尼建立了友谊，并开始就语言问题与他保持通信。【引用136】1837年，莱普修斯发表《关于圣书字音符问题致罗塞里尼教授的信》（Lettre à M. le Professeur H. Rosellini sur l'Alphabet hiéroglyphique），解释了双辅音音符、三辅音音符和音补的功能，尽管在当时尚未创造这些名称。文中列出了30个单辅音音符，相比之下，商博良构建的系统中有200多个，而现代圣书字研究的观点则认为有24个。【引用137】莱普修斯的信更加证实了商博良总体思路的正确性，同时也纠正了其研究的不足之处，并且明确地将埃及学的重点从破译转移到文本翻译上。【引用138】商博良、罗塞里尼和莱普修斯通常被认为是埃及学的奠基者（有时杨也被包括在内）。【引用132】
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的画像（1850年左右）
莱普修斯是19世纪中期涌现出的新一代埃及学家之一。【引用139】伊曼纽尔·德鲁热于1839年开始研究埃及语，首先翻译出一个完整的古埃及文本。185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埃及文学作品的译本。用德鲁热的学生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的话来说，“德鲁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商博良的方法，并使其臻于完美”。【引用140】其他学者则专注于更鲜为人知的文字。海因里希·布鲁格斯（Heinrich Brugsch）是在杨离世后第一个推进民书字研究的学者，他在1855年出版了民书字语法。【引用141】查尔斯·威克里夫·古德温（Charles Wycliffe Goodwin）于1858年【引用142】发表了《僧书字莎草纸》（Hieratic Papyri），这是僧书字研究中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引用143】它强调，理解埃及语最丰富的资料是僧书字文献，而不是纪念性的圣书字铭文。古德温与同时代的弗朗索瓦·沙巴（François Chabas）极大地推进了僧书字的研究。【引用144】
1866年，莱普修斯发现了《卡诺普斯法令》（Canopus Decree），上面是类似于罗塞塔石碑的平行文本，其铭文基本上完好无损。上面的圣书字能直接与其希腊语译文进行比较，毫无疑问，比较的结果证明了商博良方法的正确性。【引用145】19世纪中期英国埃及学的领军人物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于1867年出版了第一本埃及语大词典，同年布鲁格斯出版了其圣书字和民书字词典的第一卷。【引用146】布鲁格斯的词典借鉴了闪米特语的音系学（如希克斯建议的那样），由此建立了对埃及语语音的现代理解。【引用147】直到现在，埃及学家一直不断完善着他们对这种语言的理解，【引用148】【引用149】但此时他们的理解已经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引用150】同一世纪内楔形文字的破译和古埃及文字的破译，为研究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开辟了道路。【引用13】
注释
【注释1】 破译埃及文字的学者们对于如何称呼民书字存在分歧。托马斯·杨根据罗塞塔石碑的希腊文中的ενχωριοις这一词组，将其命名为“enchorial”（通俗语），意思是“属于国家的语言”“土语”【引用1】或“本地语”。【引用2】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使用了希罗多德的术语来表示它：即希腊词语δημοτική或者“demotic”，【引用3】表示“通用语”。【引用4】商博良使用的术语最终成为了惯用名称。【引用4】
【注释2】 14世纪以后，书面科普特语不再被用来撰写新的文本，但僧侣们抄写科普特语文本一直持续到19世纪。【引用27】在上埃及的一些区域里，在教堂仪式以外使用科普特语的现象可能一直持续到20世纪。【引用28】
【注释3】杨和其他学者认为，僧书字代表了圣书字和民书字的中间阶段，但它的实际性质，以及它是否应该被视为与民书字不同的文字，在杨与商博良研究埃及文字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争议。【引用68】
【注释4】关于商博良惊呼和昏厥的故事，最早的版本来自于一位名叫阿道夫·罗查斯（Adolphe Rochas）的作家在1856年写的文章，据这篇文章所说，此事发生时商博良正在为这封信做笔记。哈特勒本的描述是最早将该事件与于约的铭文拓本联系起来的。【引用95】
【注释5】哈特勒本说，根据一个既定的“传说”，商博良是在他生日那天，即1821年12月23日得出这一发现的。一个更新商博良传记的作者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则认为这个日期过早，因为写于次年9月的《致达西尔先生的信》中没有提到王名环以外的圣书字也有音符。罗宾逊认为商博良可能在1822年12月意识到埃及文中拼音方法的使用范围，那时他的研究已更深入了一步。【引用97】杰德·Z·布赫瓦尔德（Jed Z. Buchwald）和黛安·格雷科·乔塞福维奇（Diance Greco Josefowicz）认为，在一手文献中，没有迹象表明商博良研究的突破发生于1823年3月之前。【引用99】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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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深入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