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上将刘峙以治病为名，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及四个子女来到香港。刘峙敛取了不少的钱财，因此在香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过得可谓是逍遥自在。

但好景不长，当时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很多，有不少就曾是刘峙的旧部。这些人生活困顿，在见到老长官刘峙挥金如土后，愤愤不平，在一个军官的牵头下，一帮刘峙的旧部隔三差五去刘峙的住所索要钱财。

刘峙本就是胆小之人，每次勒索都不敢不从，奉送来人一笔钱财。几番折腾之下，刘峙被吓得大病一场。这时，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在得知刘峙在香港滞留后，勃然大怒，下令免去了刘峙仅有的“上将战略顾问”这一头衔。

在这种境况下，刘峙就不敢待在香港了。1950年9月，刘峙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及四个儿女，从香港乘船前往印尼。

途中客轮在新加坡临时停靠，刘峙带着家人在新加坡城内闲逛，不想又被人盯上，在一群凶徒的勒索威胁下，刘峙交出了大部分财物。

到了印尼后，去目的地茂物市（茂物市为印尼名城,拥有上百万人口。在荷兰殖民时期，曾是印尼的首都）的途中，沿路军警大肆公开勒索，刘峙又损失了不少钱财。

到茂物后，刘峙所剩钱财已经不多，为了避免坐吃山空，刘峙开始了经商，然而很快就亏了个精光。

就在刘峙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顿之时，当地的华侨学校招收教员，刘峙的妻子黄佩芬有大学学历，很快应聘成功。后来，刘峙也成了这所学校的教员。

刘峙的国文基础很好，早年还是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又当过国民党的省主席和“剿总”总司令等要职，所以授课对他而言，是游刃有余。

在印尼当了两年多的教员后，和刘峙私交不错的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元老纷纷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一想，让一个国民党上将待在印尼当老师也说不过去，于是便发话，同意刘峙到台湾来。

1953年11月，刘峙带着家人离开印尼，辗转到了台湾。在台北机场，刘峙看到前来迎接他的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昔日同僚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刘峙一下飞机，稍事休息，就马上去见蒋介石。见面后，蒋介石对刘峙一顿训斥，刘峙乖乖的站立，一言不发。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67岁，身体大不如前，在骂了一会后就气喘吁吁，摆手让刘峙离开。挨了骂的刘峙反而心情大好，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实在是太了解了，清楚只要挨完这顿骂，一般就风平浪静了。

不出刘峙所料，在他见完蒋介石二周后，就接到了“上将国策顾问”的聘书，蒋介石虽然恼恨刘峙的指挥失当，但毕竟还是视其为心腹的。由于刘峙有在印尼当“孩子王”的经历，蒋介石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印尼侨务委员会主任的兼职。

“上将国策顾问”虽然是个闲职，但是可以领取一份还算不错的薪水，解决了刘峙及一家人的生活问题。加上刘峙又相继兼任了好几个可以领取“车马费”的挂名职务，对比在印尼时的日子，刘峙的晚年生活算是安顿下来，至少是衣食无忧的。

到台湾后，刘峙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出去走一走，他经常对三姨太黄佩芬抱怨，说台湾实在是太小，让人待着很局促。

出去游历，需要一大笔资金，好在刘峙的人缘还不错，他当年的黄埔学生胡宗南、罗列、黄杰等人给刘峙资助了一笔钱。

有了钱的刘峙，以去美国治疗糖尿病为由，向蒋介石提出申请。蒋介石对于白崇禧、薛岳等有能力且非嫡系的人一直是限制出行，但对刘峙就没有这个顾虑，所以很快就批复了，同时还给了一笔旅费。

1961年9月，刘峙和黄佩芬从高雄港乘船，途经日本神户停留后，于10月初来到了美国西海岸。

刘峙从西海岸的洛杉矶港登陆后，游历了美国不少的地方，从洛杉矶一路来到了东海岸的纽约，之后又从芝加哥折返回来，回到了西海岸。

历经大半年游历的刘峙，在返回台湾后，嫌台北太吵闹，和黄佩芬选择住在了台中。在台中，刘峙基本上很少出门，每日靠看书和写回忆录打发时间。刘峙的回忆录写成后，自己和黄佩芬动手油印，装订成册，送给好友、同僚。后来，刘峙的回忆录传播开来，渐渐有了名气，便有出版商主动找上门，这才让刘峙的回忆录得以公开出版。

1965年，与刘峙患难多年的黄佩芬因病去世，这件事对年迈的刘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后他落落寡欢，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

1970年，刘峙中风后瘫痪，被送到了“荣民医院”疗养，一年后病死，年79岁。

刘峙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五虎将”之一，也是“八大金刚”之列，曾一度是被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几人之一。刘峙在早年的军事生涯中，可谓是一帆风顺，有“常胜将军”和“福将”之称。然而，刘峙腐化堕落的速度也是惊人的，自抗战开始在平汉路一溃千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亮眼的战绩，被人耻笑为“长腿将军”。

对于刘峙其人，有学者评价称：“刘峙是北伐时的骁将，中原大战时的悍将，抗战中的逃将，解放战争中的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