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党政方面，都陷入不可遏止的危机当中。蒋介石对此情形了如指掌，尽管他做出了许多挽救的努力，但最终都无济于事。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蒋介石有着明显的性格弱点，实际上是由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国民党挽救危机无效，使人们逐渐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人心向背的变化无形中使社会发生了转向，对战后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事实及变化在时人的日记中有鲜明的体现。
近些年来，抗日战争经历者的日记大量涌现，如蒋介石的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徐永昌、王世杰、熊式辉、翁文灏、唐纵、何成濬、陈克文、胡适、竺可桢、黄炎培、顾颉刚、陈君葆等人的日记已公开出版。这些人或为民国时期的军政要人，掌握大量军国机密，在日记中多有记载；或为当时的文化名人，交游广泛，记录了大量的时事或新闻。这些丰富的日记史料，正在得到史学界的应用。这些应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日记史料来探索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1]，一类是探究战时大后方人们的生活状态。[2]其实从这些日记中，还可以考察时人对国共两党的切身感受。[3]本文即以这些日记为基本史料，观察国民党在战时遇到的深刻危机，俾便审视社会发生转向的深层原因。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队一度也有上佳的表现。1937年8月14日，沪杭、苏嘉铁路过运兵车七八列，浙大校长竺可桢发现，车上的士兵均面带笑容，15日在宁沪路上车中的士兵亦然，视死如归的气概慨然可见。[4]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的感受也是如此，11月6日，他“归途见我军冒雨开赴前敌，车麟麟，马萧萧，夜色蒙笼，雨声淅沥，步伐仍甚整齐，令人倍增感奋”[5]，给国人以无限的希望。
淞沪抗战中国军队英勇抵抗三个月，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失利，军容逐渐不整，陈克文在武汉看到，“归途沿路遇着向东开去的川省军队。人数很多，精神很不振，队伍亦极乱，体格长短不一，大都皮黄骨瘦。这些军队开到前方去，我想不到怎样能够作战”[6]。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从此到抗战结束，尽管其间国民党军队也有过顽强的拼搏，但总体上看，在军事上起色不大，问题重重。
首先，兵役败坏。
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仲麟报告，全面抗战以来征兵共达1100余万人，然而实际上到达战场者不到500万人，超过一半的应征者逃亡或病故。[7]这个折损率高得惊人。
兵役何以办得如此糟糕呢？军法总监何成濬以职务关系，深知其中缘由，“抗战以后，役政之败坏，几不可以言喻。推原其故，一为用人不当，二为主其事者藉端敛财”[8]，“年来庶政中之最坏者，厥惟兵役。自创办至今，无一处不骚扰，无处不敲诈。盖上上下下皆假借政令，压迫操纵，敛财自肥，几成为一完整之筹钱组织。只顾利己，而置国家大计于度外，其危害国家，实不可以言喻”[9]。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对抗战以来的役政办理情形也有坦白的说明，承认有不少扰民、病民之处，只可谓拉兵，并非征兵。[10]
役政办理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服役不公平。按兵役法规定，凡20至25岁的青年，均应服兵役，但如在高中以上学校毕业或在官公机关服务，即可免服现役或缓服现役。这条规定，成了一切达官贵人与富人的子弟免服或缓服兵役的护符。抗战以来，中央党部及政府要员的子弟几乎无一人服兵役，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以此为奇耻大辱，草拟《中委及简任以上官吏子弟服兵役办法》送蒋介石审核。[11]蒋将该办法送国防最高会议审定，结果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均表示反对，以致该办法胎死腹中。[12]
舞弊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黄炎培揭露，有个保长有七个儿子，但没有一个应征。[13]有人告诉何成濬，工厂内需服兵役的工人，买放免役的价码是700元。此款保甲长、镇长各分百元，其余500元交兵役科长支配，已定成例，各地都是如此。在陕西办理兵役的主持者无一不舞弊，应服兵役而运动不去者，每名纳贿高达千元之巨。[14]
无钱无关系者就要去服兵役，而服兵役正是应征壮丁噩梦的开始。在路上，为防止他们逃跑，将他们的拇指缚在一起，强迫他们做亲热携手的模样，以掩饰被强迫拉兵的惨状。[15]他们在路上的遭遇令人发指，虐待致死者所在多有，因运输第二十九团虐待新兵被蒋介石知晓，蒋拒绝白崇禧、冯玉祥、戴季陶等人的求情，执意将兵役署长程泽润处死。[16]程被处决还未出一个月，何成濬在批阅公文时，见有兵役部军法监判决呈核案一件，系某补充团班长训练新兵时，毒打一病兵，致其重伤而死，请处该班长以极刑，审判组改判无期徒刑，何尽管以宽厚著称，但仍毫不犹豫处其死刑。[17]
其次，待遇差。
竺可桢的长子竺津（希文）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竺可桢记录下了希文告诉他的军中境况，“军队中昏天黑地，不能见一线光明”。士兵连起码的饮食都不能保障，1941年每月只有9元的粮饷，广东始兴、南雄一带一元购不到2斤米，而士兵每餐可吃一斤，故每天只能吃两餐稀饭。士兵均偷蔬菜过活，凶横者则无所不偷。晚间行李不足，希文只有薄毯一条可盖。士兵均身体虚弱、两腿无力、出外畏寒，分明是饥饿的表现。希文不得已请求其父接济100元。士兵半年不能洗一次澡，弄得全身生疥疮。在广东接新兵，连排长种种舞弊，允许冒名顶替以便从中取利。[18]
1943年，费孝通出国到美国，因他出国前所居住的村子里就驻有军队，故对军队的苦况知之甚详。他告诉胡适，每个士兵每天可领24两米，但总不足额。每月饷金35元，连买柴都不够，根本无钱买菜吃。兵官每月薪金只有400元。[19]这一点钱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军队纪律差就不足为怪了。
如士兵生病或负伤，厄运就临头了。病兵不能行走，倒在地上，长官就用竹鞭、木棒乱打他们，就像役使牛马一般。如病兵已奄奄一息，就将其衣服扒去，然后扬长而去。[20]希文的同学王宜铨曾在南丹、车池一带作战，竺可桢问他何以无伤兵，王答士兵如在前线病倒或受伤，无人照顾，皆弃之而去。[21]军队往往视病兵为累赘，戴笠在西北某补训处发现有活埋病兵与枪毙病兵情事。[22]无独有偶，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记载第七十一军有活埋病兵行为。[23]
第三，缺额严重。
部队生活痛苦不堪，终日难得一饱，难怪士兵想方设法要逃跑了。为遏制这种势头蔓延，基层连排长要负连带责任，有逃兵就要扣薪，有两个逃兵就扣罚一个月的薪水。[24]于是官长时以防止士兵逃跑为急务，因为倘不如此，则其将因赔偿损失而不堪负累。[25]1941年，希文调任辎重营第四连连长。该营全部由挑夫组成，服装最破、纪律最坏、逃兵最多。连长需负经济责任，最难当，前任连长就是因为经济亏负无法弥补而逃走。希文接任后该连名义上有193名士兵，实则只有70多名，能挑担的只有二三十名，其余能跑的跑了，病的病了。[26]希文做连长三个月，赔累达500元之巨。[27]
尽管采取了经济措施，但士兵逃亡的现象仍层出不穷，每个师缺额至少都在3000人以上，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高级将领对此都心知肚明，陈诚估算第六战区12个军缺额达10万名，另需输卒8万名。白崇禧估计全国军队缺额达70万人。[28]到1944年底，据陈诚报告，全国军队实发饷项人数为530万人，而兵额实数仅有300余万人。[29]
第四，纪律差、坏。
全面抗战时期，何成濬出任军法总监，接触到许多军队违法乱纪的黑幕，在日记中此类记述不胜枚举。关于军队临阵退缩，他说，“自抗战以来，一般军官在阵前殉职者少，在法庭受审者多，此真民族之耻辱也！”[30]关于军队官兵犯罪，他说，“国内各战区强奸抢劫等事，几无日无地无之，绝难一一上闻”。[31]
虚报军功也是军队纪律差的表现之一。据何成濬称，“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32]事实正是如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浮报极为离谱。1942年，薛岳报告湘北三次会战，我军伤亡官兵29000余人，日军死伤5万余人。薛的浮报只能骗骗顾颉刚这样的书呆子，顾得到的消息是，湖北大捷，日军死伤增至79000人，为抗战以来最大胜利，顾欣喜地称赞“薛伯陵之功伟哉!”[33]而在军事委员会会报上宣布此项战绩时，“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人之甚者”。[34]而此前薛岳在重庆招待记者及武官，发表湘北之役日军遗尸达41000余具，由于此数字过于夸张，令军令部战讯发布组在发布战绩时大为作难。[35]
第五，战斗力羸弱。
全面抗战时期，军队生活困苦，解决生活问题占了军队很大的精力。据报第六战区的部队三分之一运粮打柴，三分之一病弱，三分之一做勤务，以至于训练太差。[36]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可想而知。在战争初期，在山西，“日军对我作战如人无人之境”。[37]到了战争后期情况更糟，“我方军队几如枯草朽木，不堪一击”。[38]这些记述如果不是来自国民党高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说军事不堪，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汉魂是不会同意的，他认为，“全国最不进步是党，其次是政，若军事在比较尚算最好”[39]。这也是时人日记中普遍的看法。
第一，国民党无人才。
陈克文曾记载，1940年初，陈之迈、郭斌佳、顾一樵都是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无党无派的学者，谈到人才问题时，常常对国民党籍的学生加以讪笑，说国民党的人才太可怜。有一个党员写了一篇英文文章送郭主编的《中国论坛》，因他的文章做得不大好，被他们尽情取笑了一番。[40]
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可谓是一个另类，得到唐纵、熊式辉异口同声的称赞。唐纵说“钱之为人颇有青年勇为与负责之精神，对于政治经济，亦颇有见地，官场中有此一人，亦为不可多见之机会”[41];熊式辉则称赞钱昌照所谈“真为一针见血之言”，表扬钱“亦有心人也，其言未必尽是，但彼知无不言，直爽可佩”[42]。不可多见的赞誉表明钱是政府内凤毛麟角的人物，亦反证国民党人才的匮乏。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侍从室陈方谈对这次全会的感想，认为“党国前途实为黯淡”，理由是用人不是为事择人，只因陈果夫是陈英士之侄，而被赋予党组织部的重任，结果“党将越来越小”。[43]
1944年11月，国民政府改组，参议章笃臣批评国民党无人才，十余年来，党务只见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操持，他人不能与闻。陈克文认为这话不无道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已做了十三四年，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1年，内政部部长周钟岳5年。这一方面有助于政治安定，但从训练人才而言，实不甚合理。[44]
第二，官员嫖赌成风。
全面抗战初期，各级官员曾忙碌一阵，但不久竟陷入无事可做的状态。陈克文评论道：“无事可做已成为政府机关之普遍现象。”[45]
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各级官员开始从事不正当娱乐。1937年12月4日，行政院下令禁止公务员挟伎跳舞，次日蒋介石又重申禁令。[46]但效果似乎不佳，1938年初，甘乃光给参事张伯勉饯行，席间除陈克文作壁上观外，甘乃光、李朴生、区家瑛、罗君强等人都婆娑起舞，蒋的禁令被抛诸脑后。[47]
打麻将也是少不了的。1938年2月，武汉模范区明庐成了“妇女运动的大本营，妇女运动的领袖都集中在那里，麻雀牌的声音是无日无夜不听见的”[48]。国民政府播迁重庆后，打麻将之风随迁到了那里。1940年10月，牌局在甘乃光宅展开，打牌的人分为两桌，男士一桌，女士一桌，女士“全是做妇女运动的女志士，譬如吕晓道、庄静、陈逸云、唐国祯都是现在最出风头的女权运动家”。当男士一桌散场时，女士一桌鏖战正酣，已准备通宵不散场了。[49]
1939年7月，有三位书记员签呈，要求预支8月份薪金，理由是迁眷下乡。陈克文后来才知他们是打牌输了钱。打牌已成行政院职员很普遍的消遣，并且赌注很大，不是随便玩玩消遣时间，科长谢耿民便输了300多元。[50]
离开了家庭的束缚，宿娼成了许多公务员的癖好。在陈克文的笔下，谷正纲、甘乃光、曾仲鸣、林汝衍、罗广霖都榜上有名。[51]1940年2月，《新民报》登载花边新闻，影射甘乃光放荡的生活，甘急求陈克文央求总编辑罗承烈、总经理陈铭德停刊。[5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命令组织别动队，侦查党政人员的不正当娱乐行为，结果他们在旅馆开了房间，终夜跳舞，叫妓赌钱，接受的任务一概不管。[53]
在国难深重之际，立法院院长孙科勾搭上一位蓝妮小姐，闹得满城风雨，监察院长于右任见太不像话，嘱秘书长程沧波发信劝阻。孙科竟然复信，“我非蓝小姐不能活，请勿干涉我！”[54]
陈克文愤慨地说：“混女人，吃、喝、跳舞，已成为这一群人国难中之生活矣，噫。”[55]
第三，党务空虚。
国民党无活动是时人共同的感受。1937年12月，陈克文遇到谷正纲，谷失望地说：“我再也不愿谈党了。”陈则说在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56]陈君葆也说，本来国民党平日里已不曾做出过什么为国家的事情，国难当头更不曾见过省党部出来做些救亡的工作，他气愤地说，这“党人之肉其足食乎。”[57]熊式辉也承认，关于党务，“各处皆然，毫无力量表现，尤于下层为然”[58]。
陈克文哀叹，国民党员对党态度淡漠，不重视参加组织活动，这是“国民党目前一种最普遍，亦最不良的现象”，“是国民党一个最不好的现象”。[59]1939年6月，他参加区党部执委会议，发现半年来的成绩几乎等于零，新党员只增加了一个。[60]7月，他参加两次党小组、区党部执行会议，行政院120余名工作人员中，有党员60人，已不算少数，但党务却若有若无，极不起劲，许多党员根本不肯报到。[61]1943年3月，蒋介石写作《中国之命运》一书，要求全体党员在6月底以前每人写一个研读报告。结果又过了三个月，虽经再三催促，但在行政院近200名党员中，只有一人提交了报告。[62]这表明战时的国民党已处于气若游丝的状态。
党部的代表还总欢喜唱高调，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至于事实如何，则是不管不顾的。[63]1939年3月，市党部提交一个议案，要求建造纪念堂或铸造铜像来纪念孙中山，并征求筹款的办法。陈克文对这种提议瞠目结舌，不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搞这种不急之务意欲何在。[64]
第四，意志消沉。
每次行政院例会，孔祥熙、何应钦等高阶官员的报告必以“中国那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做结语。[65]
到抗战后期，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折磨下，公务员越来越萎靡不振，工作效率愈来愈低，想尽方法仍不时出乱子。公文的稿子写好后，竟然两个月还没有缮发出去。这种事屡屡发生。[66]陈克文慨叹：“政府人员意气甚为消沉，似一切均无办法，大有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之势。”[67]蒋廷黻访美归国后也有类似感觉。[68]
有些官员干脆滞留美国不归，施其南在美时发现，在美国做寓公的中国官员为数甚多，“为过去所未有，日事征逐游宴，国内战争漠不相关“。[69]
第五，浪费公帑，贪污盛行。
高级官员乘机浪费公帑的事例比比皆是。1940年蒋作宾任国民大会选举事务所主任，还未出半年，汽车已修理了三次，每次修理费都有二三千元之多。奉派任云贵政务巡视团主任，规定的每日12元的出差费根本不够开销，就是再翻一倍，每日30元恐怕也不够，给人的感觉是，他要乘机发一笔小财。[70]陈立夫也率领一组政务巡视团去陕甘宁青四省考察，出巡两个月，花了差不多7万元。作为对比，蒋廷黻率领的那一组，出巡的时间和经过路程远近与陈立夫组差不多，但只用了9000多元。[71]农林部部长、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1943年请假两个月，滥用公帑达10余万元。[72]
贪污腐败更是国民党的痼疾。张治中1938年报告湘西视察状况，一县城阳沟竟然失修长达三十年，弄得满城臭不可闻。到处都有控告官吏贪污者，讯明后县长马上交付司法，属员立予枪毙。县党部悬挂的孙中山像被灰尘所笼罩，以至于看不清面目。[73]
陈方愤慨，“贪污的大的无人敢过问，小的做了替死鬼”[74]。黄炎培直言，“贪污问题现时如人身血中毒，四肢百脉皆毒菌”。[75]刘璞珩对何成濬说，昆明“所有军人公务员奉公守法者，皆困苦不堪，敢于作奸犯科者，即富不可言，因之人人效尤，风习败坏，已有难于收拾之势”，何则认为各地都不亚于昆明。[76]
平心而论，蒋介石本人不是奢侈、昏聩之辈。应邀与蒋吃饭的人对蒋的节俭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39年3月5日，竺可桢应蒋介石之约晚膳，饭菜极为简单，颇类似日本人吃的便当。席间蒋还提倡中国人应学习日本人能吃冷饭、喝冷水、睡冷觉的精神。[77]1943年2月20日，徐永昌应邀赴蒋的晚宴，结果“晚饭九人四菜，尤见不够”，不由得感叹“蒋先生俭德可钦”。[78]1944年1月16日，蒋再邀徐便饭，主客仅他们二人，徐未再记饭菜如何，想必也不可能丰盛，但“饭厅无火，冷几不可耐”，不由得再次感叹“蒋先生诚能俭矣”。[79]
蒋介石还有沉着的心态。1938年元旦，蒋介石在湖北省政府礼堂主持新年团拜礼，在首都南京失陷的严峻局面下，始终面带微笑，说了许多鼓舞勉励的话，给文武官员以极大的心理安慰。陈克文心想，“中国现在真是少不得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有他这样的一个领袖，国家前途是不会绝望的”。[80]蒋的医官吴麟孙曾透露，蒋介石自1943年旧历年初开始，出现吐痰带血的症状，但他镇定如常，仍旧日理万机，处理国家大事。唐纵得知后，极为感动，“令人感激无已！惶恐无已！”[81]
处理重大事务，蒋介石非常认真。1940年12月，侍从室送给行政院关于平定粮价、物价、工价的一个重要文件，要求即日油印分发给各关系机关。文件的开头部分是蒋介石亲手核定的五项原则，后面附有有关机关或专家条陈的两个重要方案，有近30页，每一页上都有蒋亲笔修改的红绿铅笔的符号，还有眉批指示要点。甘乃光曾出示一本名为《行政三联制》的小册子，上面也经过蒋的亲手批改，经过了逐句逐字的斟酌，满布了红绿铅笔的符号，仿佛国文教师批改学生的作文本一样。陈克文评价，“他这种对付任何问题，丝毫不苟，精密周到的精神，实在是平常人所难做得到。他一生之所以能成大功，建大业，这种精神当然是极大的因素”。[82]
蒋介石痛恨贪污。他在审核军法总监审理的高级官吏贪污舞弊案时，力主严惩，一般都加重刑罚，批示“枪毙”。何成濬认为蒋有万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不如此处理，这些人将更无所顾忌。[83]
对于国民党党政军的现状，蒋介石有着清醒的认识。出人意料的是，蒋可能恰恰是批评国民党最多的人，他并不讳疾忌医。在他的日记中，这样的批评比比皆是，仅举几例。1939年9月12日，他批评“本党新老党员落伍，而老党员为尤腐朽”。1940年2月15日，他又有相似的评论，“本党老者可叹，壮者幼稚”。在1940年7月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他又说“一般党政人员非病即老，均犯着醉生梦死之生活，苟且偷生之习惯，自私自利之企图，纷歧错杂之思想的罪恶”。1943年5月9日，他在“上星期反省录”里哀叹，“党政军皆无生气”。1944年7月24日，正值豫湘桂战役中期，他再次哀叹“地方党政组织之基础毫无”，“军队营商图利，以致军纪荡然、民心离畔”。[84]
在公开场合，蒋介石对国民党党政军的弊端也有许多直言不讳的批评。1937年12月，蒋介石在演说中说，“现在武汉的党政人员，还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又说，“过去党政人员都是做少爷，不肯动手，今后非把思想改过，生活改过，实实在在的动手不可”。[85]1942年11月，他又在总理纪念周上批评“上层有党下层无，都市有党乡村无，为私有党为公无”，要求国民党党部应重视县级以下工作，应有中心工作计划，加强干部工作，检讨法规，调整机构，检讨行政工作及党部工作，提倡实践、负责、有着落、自动精神。[86]其实早在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就在日记里思索，“各级党委应以下层党员生活潜入各地，考察党员工作与品格，严整纪律”。以后蒋对国民党屡次有深入下层、贴近民众的要求。对军队的乱象，蒋介石在历次军事会议上也有不假辞色的批评。
尽管蒋介石没有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受蒙蔽问题，他对国民党的现状心知肚明，也为挽救危机做了不懈的努力，但他多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一番心血终付东流，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1943年4月15日，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的“上周反省录”里写道：“盖社会经济之疲弱，军事政治之消沉，实以此时为最也。抗战以来，六年之间力竭心拙，未有如此之甚者也。”1943年11月，蒋对国民党党团的没有作为非常痛心，问陈布雷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难道就让他白说了这番话不成![87]1944年10月，蒋介石对三青团训话，提到国内外的情势时，表现得极为焦灼，以至于当场落泪![88]如此张皇失措，说明蒋已感到扑面而来的压力。
毋庸讳言，蒋介石有着显著的性格弱点。在重庆的外国人对国民政府指责颇多，认为其最大的毛病为蒋事事都管，而对大事的贯彻每每不能彻底。[89]熊式辉将这种指责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显然是认同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唐纵注意到，蒋介石对重大事件与动向往往能够敏锐地觉察到，也能够给出对策或预判，经常以下手令的方式要求下属去办，然而执行与否，成效如何，蒋往往不再跟进，下属即一拖了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唐纵分析，一是没有切实执行的干部，二是蒋本人也没有固执的精神，所以无成。[90]参事孙希文也有大致的判断，认为蒋介石在全面抗战时期在法律上、事实上均已享有绝大的权力，党政军最高权力均掌握在他一人手里，但他的威信却常常不能和他的权力相称，他所下的命令，常常不能贯彻。[91]
时人观察，蒋介石还有因循犹豫的毛病。1944年9月，张治中与唐纵晤谈，彼此都同意，时局已相当严重。张向唐询问对策，唐回答，“时局已病人沉痛，决非局部更新可以奏效，必须领袖宸衷独断，下最大之决心，确立方针，调整组织，更新人事，始有回春之望！”张再追问如何能使蒋下此决心唐则灰心地说，“在目前，不愿多所更张，战后当有一番改革，然而并非彻底之改革！且其时机过迟是否有效，颇为可虑！”[92]可谓一语成谶。
以上对蒋的评价和批评虽然都不无道理，但尚未说到点子上。国民党虚弱不堪是各界异口同声的评论，蒋介石也经常以此痛斥各级党部，但各种局面恐怕还是由蒋本人所造成的。他在1939年2月5日的日记里重申战前的禁令：“党员切戒干涉行政与领导政治之意。”剥离了党和党员的这两项权利，党还有何事可为呢？
1938年8月，冯玉祥在病中致信蒋介石，“须发动民众，以过去是包而不办”。[93]这个提醒，是切中时弊的，大革命后，蒋视民众运动为洪水猛兽，将管理民众至服服帖帖的程度作为其社会治理的最高目标。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仍顽固坚持这一立场。他在1940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记：“中央未许可之社会组织，一律禁止。”次日他又记到：“禁止罢工，设立劳资调节处。”在战时，能够扭转敌强我弱不利局面的利器，只有动员民众，把民众的抗战热情激发出来，将民众的抗战力量发动起来，但蒋出于其一贯的害怕民众的立场，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众，将国统区搞得死气沉沉，单纯依靠军队抗战，自然孤掌难鸣。
说到底，这依然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这一点连国民党人士也不否认。唐纵即坦言，“我们的政策，依然放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基础上”。[94]陈克文也发现，“四川的地主阶级现在是政治上最有势力的因素，一切的政治设施必须以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95]。只要这样的政权性质不发生改变，就不可能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蒋介石无论号召多少次都无济于事。
面对危局，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也在谋求挽救之策。唐纵曾问计于谭平山，从何处下手，才能挽救当前的政治危机。谭称，“救国必先救党，党不健全，便无法领导政治走上轨道”。至于健全党的方法，必须清理党的成分。据统计，三青团团员85%是公务员，国民党的党员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与三民主义的精神正好相反，怎么能期望他们执行三民主义的政策？故国民党的基本问题便是必须确定党的阶级性，党的阶级性确定了，吸收党员团员便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工作也有了一定的目标，说话做事，便不致处处顾虑，处处牵制。[96]
唐纵是否将谭平山的意见转告蒋介石不得而知，熊式辉则专门向蒋陈述过对国民党的改造意见，他也强调要改变国民党的性质，在抗战建国未成之日，不能效仿英、美、德、意等国的政党，而宜采用革命党的性质，斟酌苏俄共产党的方法，其要领即参考前所呈送的中共编著的《党的建设》小册子，否则难与共产党争胜。[97]蒋介石倒是非常看重熊进呈的《党的建设》，反复研读，但看重的是其中的策略，对改变党的性质这一基本点则无动于衷。[98]弃其内核，学其皮毛，如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滑向深渊了。
四、人心渐归共产党
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国民党连篇累牍的诬蔑性报道、歪曲性宣传，加之中共在这一时期的政策上具有“左”倾色彩，中共在国统区的形象被严重地“妖魔化”。[99]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尽管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对中共的防范心理渐强，但共产党的真实形象逐渐展布在国人面前。
许多人称赞中共领导的军队纪律好、战斗力强。陈君葆表扬与在五台山附近日军山田部队作战的林彪部，“堪称为红军中之铁军”。[100]阎锡山在全面抗战初期在与共产党合作上态度积极，缘于他“羡慕共军军纪好能游击”，[101]期望他的军队能在合作中学到游击战的经验，保住他在山西的地盘。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抗战前途的论述远比蒋介石系统，也给国人以信心。陈君葆在《申报》上看到了毛泽东在1937年10月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论现阶段》一文，尽管刊出的只是原文的一小部分，但他感觉“月来沉闷感觉几乎要窒息的思想，突然为之开朗”，“我相信读过这文后抗战的心理和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当然为之增强不少”。[102]1938年5月，毛泽东又写了《论持久战》一文，更成为国人坚持持久抗战的理论来源。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有对中共赞扬的参照系不言而喻都是国民党的表现。黄炎培在抗战末期就道明了其中的奥妙，“中共之存在与成长，乃国民党不争气使然。今后全看谁得国人信仰，谁得友邦援助谁生存”。[103]除了外援并非国共力量消长的必要条件外，赢得大多数国人的信仰确为胜出要着，质言之，国共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场民心争夺战。
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已执政十年，按理说与中共相比，它的技术人员要多一些，办法应该周密一些，但结果却正好相反。徐永昌发现，“朱、毛军可以用无线电，世人无能窃之者，我军因不能密，至今不敢用无线电。即此一端，亦见吾国军全体之不肯努力矣，无线电尚不能努力使其密，他岂易学哉”。[104]徐看到国民党对共产党防范甚严，他认为消极防范无济于事，“共坚忍刻苦，远非国所能及，国不当全出于忌人，而当自责自奋，方有胜共之一曰，不然，战乱相继，有未可逆料者”。[105]陈诚要徐永昌不可太看重政治工作，徐反驳他说，“共产党及其军队除依此利器外，尚有何事可述，有之即其热心与劳苦，但其热心与劳苦，又何尝不由政治工作而来”。[106]唐纵对共产党首长的工作任务赞不绝口，他认为共产党每一首长的最大任务是掌握干部、掌握政策，而不在躬亲于文牍事务之中。一切为了干部，进而要求干部的一切。干部对于个人生活不必劳心费力，一切生活由公家负担。他认为此种办法甚得要领，如果一个机关首长，不能掌握干部，不能掌握政策，虽劳无益。[107]这明显是对蒋介石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不满。
国共的表现不同，民众的反应即迥异。黄季宽告诉徐永昌，在晋北，当有军队过境时，一定会有人敲锣以警示众人，八路军、中央军或晋绥军过境，敲的锣数各不相同，民众一听便知。不同的军队过境，民众的应对也不一样。八路军来，民众争相慰劳、帮助；中央军来，人民敢出来观望；晋绥军来，民众则立即逃避到远野。[108]
面对国共声势此消彼长的局面，大后方各界人士的反应各异。极个别国民党人坚持“剿共”立场，陈立夫召集国民党员开茶话会，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对党内只有一手《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109]意即对党内外还有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对共产党则只能出于镇压一途了。更多的国民党人是研究共产党的优长之处，期望能够“师敌长技以制敌”，蒋介石、阎锡山、徐永昌等人就是这个心理。
还有的人放弃了战前敌视共产党的态度，在国民党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产生了不妨换人做做看的想法。参事张伯勉便说如果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朱德分别担任行政院长和军政部部长，认为他们的办法要多些。秘书胡彦远、参事邓介松也随声附和。[110]贵州大学校长张梓铭对于政治现状很灰心，大发牢骚，说应该对共产党采取妥协的态度。[111]
前中国农工银行总经理、上海信托公司董事长齐云青在与徐永昌谈话时，对时局非常愤懑、悲观，认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只知有私，局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转而认为共产党有办法，赞扬其政策和做法有改变。[112]以上这些言论，在战前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反映大后方的人心在逐渐向对共产党有利的方向转变。
有些人虽然还没有立即站到共产党一边，但认可共产党的某些观点或做法，为后来的思想转变埋下伏笔。这类人的典型是竺可桢。虽然他这一时期对中共仍有不理解的地方，但他认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些批评“可为国民党之药石”，如说国民党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他们反对民主运动、惧怕苏联、反对英美的自由主义。又批评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派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等等。[113]1949年鼎革之际竺不肯离开大陆去台湾，这些批评未尝未打动他。
年长的人出于观念、地位或利益的考虑，可能一时间还很难做出弃国投共的决定，但共产党明显对掌握国家未来的年轻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徐永昌即注意到，“有人詈中央、詈国军，则多数青年赞助之，若詈苏俄、詈共军则必激起反感”，他敏感地觉察到，这是“国（民党）之危机”。[114]
作为忠贞的国民党人，徐永昌忧虑“延安及八路军在青年脑中是个迷”。[115]其实还不仅仅只是一个“迷”，而是具有某种“魔力”。1941年2月，陈布雷的二女儿陈琏，最为陈布雷所宠爱，竟投奔共产党而去，陈向竺可桢诉说，“共党有不可解之魔力”。[116]高文伯与竺可桢谈到，遵义的监狱里曾监禁共产党嫌疑犯若干人，职业多为小学教师，且为地方富家子弟，为共产主义所“诱惑”。这回该轮到竺可桢惊叹“可知其魔力之不小矣！”[117]陈克文的女儿陈静给她父亲来信，说同学中有人受共产党宣传，日日骂学校教育为机械教育，憧憬陕北为理想世界。[118]
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背叛了自己的出身，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成为潮流，这一切恰好说明，在国民党每况愈下的时刻，共产党则脱颖而出，成为人们的希望，为战后中国的走向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此类代表作为杨天有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3）》（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
[2]此类代表作为郑会欣:《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以几位著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1期；郑会欣：《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3]从国民党角度看中共的论文多一些，如：左双文、何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一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魏晓锴、李玉：《从“敬佩”到“敌视”：抗战时期徐永昌对中共态度之转变——以（徐永昌日记〉为中心》，《河北学刊》2017年第4期；张太原：《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4]《竺可桢全集》（第6卷），1937年8月14日，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51页。15日的消息为18日补记。《竺可桢全集》第6-21卷是他的日记。
[5]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上），1937年11月6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
[6]《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9月17日，第271页。
[7]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以下简称《唐纵日记》），1944年11月27日，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
[8]沈云龙注：《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2年2月18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56页。
[9]《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3年7月18日，第291页。
[10]《陈克文日记》（下），1944年11月20日，第875页。
[11]林美莉编：《王世杰日记》（上册），1938年12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170页。
[12]《王世杰日记》（上册），1939年1月11日，第174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5卷），1938年3月14日，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14]《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2年8月15日，第147页。
[15]《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10月3日，第279页。
[16]张瑞德等:《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3页。
[17]《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5年7月27日，第641—642页。
[18][20][24][26]参见《竺可桢全集》（第7卷），1939年4月20日、12月23日，第72—73，507页；《竺可桢全集》（第8卷），1941年2月1日、1941年亲属情况，第12页、213—214页、第214页、第214页、第214—215页。
[1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43年7月28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34页。
[21]《竺可桢全集》（第9卷），1945年1月11日，第298页。
[22]《唐纵日记》，1941年3月13日，第195页。
[23]《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3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55页。
[25]《唐纵日记》，1940年9月20日，第159页。
[27]《竺可桢全集》（第8卷），1942年2月28日，第302页
[28]《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2月14日、6月12日、8月12日、8月23日，第281—282、339、386、395页。
[29]《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12月18日，第514页。
[30]《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2年7月20日，第133页
[31]《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2年3月13日，第69页。
[32]《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2年8月21日，第149页
[33]《顾颉刚日记》(第4卷)，1941年10月3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89页。
[34]《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2年2月25日，第59页。
[35]《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0月14日，第233页。
[36]《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3月13日，第59页。
[37]《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9月15日，第124页
[38]《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9月8日，第472页。
[39]《徐永昌日记》(第5册)，1940年8月3日，第380页。
[40]《陈克文日记》(上)，1940年1月3日，第502-503页。
[41]《唐纵日记》,1942年1月14日，第250页。
[42]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以下简称《海桑集》)，1941年4月8日4月22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271、274页。熊的回忆录由其日记连缀而成。
[43]熊式辉:《海桑集》,1944年5月27日，第447-448页。
[44]《陈克文日记》(下)，1944年11月24日，第877页。
[45]《陈克文日记》(上)，1937年10月18日，第116-117页。
[46]《陈克文日记》(上)，1937年12月5日，第138页。
[47]《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1月9日，第159页。
[48]《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2月2日，第171页。
[49]《陈克文日记》(上)，1940年10月3日，第628页。
[50]《陈克文日记》(上)，1939年7月18日，第427页。
[51]参见《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1月3、7、16日，第156、158、163页。
[52]《陈克文日记》(上)，1940年2月6日，第519页。
[53]《陈克文日记》(上)，1937年12月27日，第149页。
[54]《陈克文日记》(上)，1940年11月15日，第641页。
[55]《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4月9日，第201页。
[56]《陈克文日记》(上)，1937年12月9日，第140页。
[57]《陈君葆日记全集》(第1卷)，1938年1月27日，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第371-372页。
[58]能式辉:《海桑集》，1938年2月13日，第219页。
[59]《陈克文日记》(上)，1939年1月25日、2月9日，第341、348页。
[60]《陈克文日记》(上)，1939年6月28日，第418页。
[61]《陈克文日记》(上)，1939年7月18日，第427页。
[62]《陈克文日记》(下) ，1943年9月26日，第763页。
[63]《陈克文日记》(上)，1939年5月10日，第396页。
[64]《陈克文日记》(上)，1939年3月11日，第362页。
[65]《陈克文日记》(上)，1937年12月7日，第139页。
[66]《陈克文日记》(下)，1943年9月2日，第753-754页。
[67]《陈克文日记》(下)，1944年11月19日，第875页。
[68]《陈克文日记》(下)，1944年11月19日，第875页。
[69]《陈克文日记》(下)，1944年11月5日，第870页。
[70]《陈克文日记》(上)，1940年4月30日，第559页。
[71]《陈克文日记》（上），1940年8月26日，第614页。
[72]《陈克文日记》（下），1943年11月9日，第777页。
[73]《黄炎培日记》（第5卷），1938年6月20日，第313页。
[74]（唐纵日记》，1941年9月9日，第226页。
[75]《黄炎培日记》（第8卷），1944年9月8日，第309页。
[76]《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2月27日，第389页。
[77]（竺可桢全集》（第7卷），1939年3月5日，第43页。
[78]《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2月20日，第27页。
[79]《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1月16日，第232页。
[80]《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1月1日，第163页。
[81]《唐纵日记》，1943年2月21日，第342页。
[82]《陈克文日记》（上），1940年12月21日，第651—652页。
[83]《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2年12月22日，第198页。但也有例外，对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顾虑国内外舆论，只能轻轻放下，参见郑会欣：《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发生及处理经过》，《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84]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出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下同。
[85]《陈克文日记》（上），1937年12月21日，第146页。
[86]《翁文潮日记》，1942年11月16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30页。
[87]《唐纵日记》，1943年11月13日，第390页。
[88]《陈克文日记》（上），1944年4月10日，第803页。
[89]熊式辉:《海桑集》，1939年5月19日，第281页。
[90]《唐纵日记》，1940年8月15日，第148页。
[91]《陈克文日记》（下），1943年5月28日，第717页。
[92]《唐纵日记》，1944年9月14日，第459—460页。
[93]《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8月26日，第366页。
[94]（唐纵日记》，1940年9月10日，第156页。
[95]《陈克文日记》（下），1945年2月14日，第906页。
[96]《唐纵日记》，1940年11月8日，第173页。
[97]熊式辉:《海桑集》，1939年1月30日，第243页。
[98]张太原：《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
[99]参见石岩：《“共产公妻”谣言在中国的生成与早期流布》，《苏区研究》2019年第1期。
[100]《陈君葆日记全集》（第1卷），1937年10月4日，第341页。
[101]《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1月26日，第187页。
[102]《陈君葆日记全集》（第1卷），1938年12月14日，第428页。
[103]《黄炎培日记》（第8卷），1944年10月6日，第317页。
[104]《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0月2日，第139页。
[105]《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4月29日，第49页。
[106]《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7月28日，第102页。
[107]《唐纵日记》，1943年11月25日，第392页。
[108]《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11月24日，第185页。
[109]《黄炎培日记》(第8卷) ，1944 年8月26 日，第 305 页。
[110]《陈克文日记》(上)，1937 年 12 月 23 日，第 147 页。
[111]《陈克文日记》(下)，1943 年9 月20 日，第 761 页。
[112]《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 年5 月21 日，第 313 页。
[113]《竺可桢全集》(第9卷)，1945 年5月20 日，第 406 页。
[114]《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 年 12 月 24 日，第 206 页。
[115]《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6月20日，第81-82 页。
[116]《竺可桢全集》(第8卷)，1941年10月13日，第167 页。
[117]《竺可桢全集》(第8卷)，1941 年11月3日，第178页。
[118]《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7月19 日，第24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