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焚书

梁元帝其人

梁元帝萧绎，自号金楼子，是梁武帝萧衍第七子。早年患眼疾，梁武帝亲自动手为其医治，结果瞎了一只眼睛^[5]。天监十三年（514年）封湘东王，太清元年（547年）累迁镇西将军、都督、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太清二年（548年），萧梁内部发生侯景之乱，梁武帝被侯景叛军困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次年三月被俘虏，五月去世。552年，萧绎平定侯景之乱，于江陵称帝，改年号为承圣。^[6]

梁元帝酷爱读书。由于眼睛有疾，经常下令让左右之人朗读书籍，入睡时也要听人念书，以读书声为睡眠环境，甚至在睡眠中能觉察出左右之人是否念错，是否偷工减料。一旦发现，便会严惩朗读者^[6]。明末学者王夫之认为，梁元帝对读书的嗜好已经误入歧途，到了“兵临城下而讲《老子》”的地步，跟其他亡国之君醉心歌舞、玩物丧志并无不同。^[7]

在雅好书画的同时，梁元帝的性格又非常喜欢猜疑、妒忌。《梁书》评价他“禀性猜忌”。^[5]《南史》称他性格猜忌且好粉饰，容不下比自己优秀之人。^[6]司马光评价他“于兄弟之中，残忍尤甚”^[8]。

梁元帝也擅长绘画，尤其善于画外国使臣。图为梁元帝所绘《职贡图》之北宋摹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江陵藏书概况

梁朝藏书之风

自刘宋开始，南朝各代都很重视藏书事业，其中又以萧梁为最。梁武帝萧衍尚未称帝时，就用心搜藏图书；起兵攻打南齐萧宝卷时，采纳手下的建议，在攻陷都城之日，首先保护收藏图书^[9]；称帝后，又颁布征书令，号召天下藏书之家向官府献书^[10]。萧梁的官方藏书机构包括秘阁、文德殿、华林园、西省、寿光殿、东宫、国子学等。鉴于前朝典籍频遭毁损，梁武帝时期创造了“正御本制度”，要求秘阁藏书至少抄写三部，“正御本”专供帝王阅读，“副御本”作为备份，“重杂本”供臣子使用^[11]。这些措施让梁朝的官藏图书数量很快超越了前朝，后人评价称“在南朝中，萧梁时期的官府藏书算是最丰富的”^[12]。

受梁武帝影响，萧梁的政治文化中有着浓厚的藏书风气。宗室中，昭明太子萧统（梁武帝长子）与萧劢（梁武帝侄子）各有书三万卷；大臣沈约、萧纶、张缵有书两万卷，任昉、王僧孺、张缅等有书万余卷^[13][14]。

元帝个人藏书

梁元帝所著《金楼子》中有《聚书》一篇，按时间顺序，专述其个人数十年来辛苦找书、抄书、藏书的经过，最后总结称自己四十年来，得书八万卷^[15]。学者丁红旗认为，《聚书》明确卷数的藏书虽然只有七千余卷，但加上一些趁宗室、大臣死后占有的图书，以及诸多未提及具体卷数的书籍，梁元帝本人的藏书很可能确实有八万卷之多。^[16]

萧梁国家藏书

除了梁元帝私人藏书外，江陵城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藏书。这批藏书主要来自萧梁的前都城建康，原先集中在秘阁、文德殿等官方藏书机构。侯景之乱中，秘阁与东宫的藏书被焚毁，其他地方的藏书幸存了下来。侯景之乱平定后，梁元帝将这批幸存的国家藏书，加上建康城内部分私家藏书，共计七万余卷，集体运至江陵。^[16][17]。自此，中国南方地区的图书几乎全部集中在梁元帝之手，丰富程度明显胜过北方，达到了“史籍以来，未之有也”^[18]的水平。^[3][18]

焚书浩劫始末

兄弟阋墙

侯景之乱爆发后，萧绎以江陵为根据地，先后出兵攻击以长沙为根据地的侄儿河东王、湘州刺史萧誉，以襄阳（今湖北襄樊）为根据地的侄儿岳阳王、雍州刺史萧詧（chá），以郢州（今湖北武汉）为根据地的兄长邵陵王萧纶，荆、湘之地沦为萧氏叔侄内部争夺权力的战场^[19]。最终，萧纶投降北齐^[20]，萧誉被杀^[21]，萧詧投靠西魏^[22]。

平定侯景之乱期间，萧绎与弟弟武陵王萧纪之间再次发生了严重冲突。萧纪以益州刺史的身份坐镇蜀地，抢在萧绎之前于成都称帝，并率军出川东下参与争夺^[23]。萧绎写信向西魏求援，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兵伐蜀^[24]。最终萧纪兵败身死，益州则落入西魏之手^[25]。

江陵之战

侯景之乱引发的皇室内斗，使得萧梁国力迅速衰弱，大片土地落入北齐和西魏之手，只能偏安长江以南。承圣三年（554年）三月，梁元帝致信西魏太师宇文泰，要求恢复过去的国界，引发宇文泰强烈不满^[24]。九月，西魏发兵五万，与之前投靠西魏的梁朝宗室萧詧并力进攻江陵。十二月，江陵被攻破，梁元帝投降，被萧詧下令以土袋闷杀。^[6]

元帝焚书

《南史》《二王书录》《三国典略》《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了江陵陷落前后的场景。西魏军队防火烧栅，攻破南城。南梁大臣朱买臣、谢答仁劝梁元帝乘乱逃出城外，但梁元帝不善骑马，没有信心突围，而是接受了左仆射王褒的意见，决定投降。梁元帝命人将自己所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和珍贵书画全部烧毁，还想投入火中，一同毁灭，最后被左右拉住；毁完书后，他又把宝剑在柱子上折断，感叹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战后，西魏将领于谨、普六茹忠等从城中收集了四千卷幸免于难的藏书，带回长安。^{[6][24][26][2]}

浩劫之因

《资治通鉴》记载，梁元帝投降后有人问他为何焚书。梁元帝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24]当代历史学者左华明解读认为，梁元帝将图书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然而江陵陷落这个结果与他对书籍收藏的重视程度不匹配，因而感到深深的困惑与不甘，才选择焚书。^[27]

当代文化学者张国功将梁元帝焚书与秦始皇焚书进行比较，认为秦始皇焚书是因为厌恶图书，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梁元帝焚书则是因为痴爱图书，在即将失去藏书时由爱生恨，目的是为了宣泄个人情绪，是一种心理变态的极端行为。^[28]

影响和评价

隋代秘书监牛弘指出，梁元帝焚书对文化的伤害极大，虽然之后南北各朝都致力于收集整理典籍，但到隋文帝开皇年间，朝廷所藏图书总量仍远不如萧梁时代的水平，阴阳术、医术方面的图书尤其缺乏。牛弘将江陵焚书列为自秦汉至隋代中国图书典籍的“五厄”之一。这五次文化大浩劫分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末年长安陷落宫室藏书尽数被焚；东汉末年董卓迁都毁弃洛阳藏书；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大批书籍被毁；梁元帝江陵焚书。^[3]

当代历史学者葛剑雄认为，“江陵焚书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经过江陵焚书，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了。”“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公元555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4]

《中国图书散佚史》认为，梁元帝焚书“愚昧之态，不可思议”，其罪超过了项羽焚烧秦朝宫殿，理由是梁元帝“把藏书完全看成是自己的私产，让藏书为自己'殉葬’，14万卷藏书只剩下4000余卷，江南的文化种子在他手中化为一缕青烟”，“由于印刷术尚未发明，图书都是抄本，大量图书属于孤本；因为是皇帝藏书，又多是善本。他这一烧，基本把南方有价值的图书烧光了。”^[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