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
中国的历史很长,地域广袤,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尽相同,经常有新的东西出现。因此,研究和学习历史,一定要有重点,靠一个人的力量要兼顾各方面是不可能的,必致挂一漏万。
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要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找出可以用之于社会科学的规律。过去,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3句话:一、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时间不能倒过去;三、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这三点。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
一、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二、时间先后不能错乱;
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在技术科学中,某些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也适用。如在技术改革和研究中,每讨论一个问题,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然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三、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研究历史,这个方法也适用。如研究明末农起义时的“荥阳大会”,这就要先看如果不搞它行不行?如果行就不必搞了;如果不行,那就要再看能不能和别的题目合并起来搞?如果认为也不行,那么再看能否用其他更宽的题目或更细的题目取代它,从而就可以证明“荥阳大会”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展是个关键。应当广泛联系,从各个方面都来比较一下,然后决定是否研究这个问题和怎样研究。研究历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得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应当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追下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规律。
我建议同志们研究问题应做到深、广、新、严、通5个字。
深:包括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追下去。
广: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
新:要求不断提出新资料、新问题、新见解,核实新资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
严:要严格,不虚构,不附会,要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代,要说清楚,不回避问题。
通:找出规律,前后一贯。
要详细占有材料,扩大眼界,广泛联系。研究问题不能光靠别人已整理过的间接材料,主要是掌握直接材料,特别是新材料。考古发现、档案材料等就是直接材料。民间传说也是材料来源之一,但要考证是否确实。只有详细地占有材料,才能有所突破,弄清问题。扩大眼界,就是不仅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各方面的来源,也要注意别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过去我们知道日本人很注意中国历史,近几年通过同美国的交往,才知道美国人对研究中国历史也很重视。我们也要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注意他们的研究方法。广泛联系,就是在研究问题时,要对有关的材料,有关的方法,其它学科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等,多方面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比如清代的人口问题,乾隆时的人口比康熙时多了10倍,时间才过了80年。有的人认为在80年间人口增加这么多是不可能的。有的经济学家从当时的生产水平考察,认为当时的粮食产量养活不了增长这么多的人口。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他们只看到了当时水稻和小麦的产量,而没有看到自明朝以来,中国从国外引进了许多杂粮品种,不是光靠吃米和面。咸丰、道光时有许多记载,说明当时吃杂粮的占人口的多数,吃米面的是少数。虽然当时粮食还不太充足,还有挨饿的,但还是渡过了人口膨胀的大关。
既然要详细占有资料,这就需要读书。陶渊明有几句诗:“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长安)”。前两句说明书的重要;下两句是说实际考察的重要,这和我们今天的要求相差不远。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不是不主张读书,而是说要对书中说的进行分析,要比证,要思考,不要盲从,孤证要存疑。
读书时要勤查、勤翻,首先是字书,所谓读书必先识字。过去读书时离不开《说文》和《广韵》,整天自己翻,往覆查阅,查后不懂再找别的书。今天方便多了。有字典,有辞典,有年表,要勤查勤问,问题就逐步解决了。现行字典查不到,可查《康熙字典》和《经籍纂诂》。
历史书早出者接近真实,价值高;晚出者详细。读书,我们建议做到“博、精、新”3个字。“博”是博览勤闻“,这样可以“多闻阙疑”,要反对“孤陋寡闻”。过去说“闭门自精”是不确切的,无选择、无目的泛览,是不易于精的。“囿于一隅”固然不对,但也不应当乱找书,这样不能集中。过去说:“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方之明”(《淮南子·说林》),就是这个意思。
学习历史的目的即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结合。求真就要详细占有材料,研究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及结果如何。不是想象,不是道听途说。历史总有前因后果,有来龙去脉。要弄清一个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就要根据当时真实情况的材料一点一点地核实了,把事实真相反映出来。求用,是指研究历史要有用,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向导和借鉴。要研究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生产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求真和求用两者是统一的。要求事件经过真实,时间、地点、环境真实,因果先后真实。在方法上则要求多看、多想、多联系、多比较,找出规律,以便实用。顾亭林讲的“经世致用”,就是“真”和“用”都求。乾嘉时史学家的求真,往往钻牛角尖了,钱大昕还是强调求真和求用结合。
我们提倡求真和求用相结合,就是说,要根据真实的客观历史事实,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孤立地为求真而求真,不找出它们的规律,就不能为现实服务,求真就失去了意义,那就会走上旧中国考据学派的老路。但如果片面地求用,看到一点材料,不问它的真伪,就忙于用来说明问题,那就可能做出错误的结论,造成有害的结果。事实是最有力量,也是掩盖不住的。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总是站不住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把求真和求用结合起来。否则,历史学也就不成其为科学了。
在真用结合的问题上,还应当注意到精。精是精密,精深通贯,详明严密,反对“浅尝辄止”,也反对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读书目的在求用,这就要求新方法、新研究、新努力、新结论、新见解的“五新”,反对固步自封。人云亦云。
读书要选择读好书,读有用的书。中国过去的史书有其传统的体裁,大致有三种类型,各有其优缺点:
一是编年体。以年为主,先后次序清楚。但重点不易突出。
二是纪传体。以人为主。详尽,但难免重复,时代先后亦不鲜明。
三是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时间明确,重点突出,但有时不免烦琐,系统不分明。因此,我们应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人物、制度贯穿其问。仿佛看图画和地图那样,先找出上下,定出方向,然后山川原隰错列其间,才更为清楚。
看二十四史,不妨先看一下“本纪”的赞语,再看“志”,最后看“传”。因为“传”中材料比较多,但较杂乱,不用时代穿起来不行,所以后看较为便利。
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当然不可能都读,因此一定要缩短战线。战线太长容易流于泛泛,读书如此,写书亦如此。过去一写就是通史,这要付出很大劳动,时间也太长,又不容易深入。要深入就要缩小范围,各个击破。美国一位教授说中国的历史太长了,他想只研究明清史;但明清一段的史事仍很多,所以就专门研究这一段的农民起义;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次数仍不少,人物也多,最后决定研究明清之际李自成起义军中的重要人物李岩。这样战线就缩短了,就容易有所突破。我们研究学问必须有渊博的知识;但要取得新的成果,却必须由博返约,也就是对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深入系统钻研古汉语并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最好选择一部史书精读。
要精读一部书,就要了解这部书的资料来源,观点如何,与其它同类书的不同之处,以及后人对这部书有哪些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史书中,当然以《史记》和《资治通鉴》最负盛名。《通鉴》包括的时代更长,事迹更多,文字也是经过锤炼的。虽然多数取材于原来诸史,可是并不尽同诸史,而是有剪裁,有组织,兼采笔记杂说而又不囿于笔记杂说(可参见《通鉴·考异》)。《通鉴》的文字简洁,层次井然,容易抓着重点,没有芜杂、造作或生硬的地方,也没有文学家的调子和套头,比其它史书——如《明史》——更有文学味(指刻画或描写、渲染方面);比《史记》、《新五代史》等书更多史书味(指记实、朴素方面),阅读《通鉴》不仅学习了历史,同时还可以从《通鉴》的文字中学习如何修辞、选字,如何安排写作,如何句读等等,所以比较深入地阅读较好。
在阅读史籍择取史料时,必须防止粗暴武断,而不求其解。如在谈到王安石时,有人说:“苏洵《辨奸论》是假的,这是常识”;而不去分析何以假,更不去分析假使是真的,哪些地方和王安石的品质不相符。因此必须说理,粗暴是不能服人的。同时,对于史料还要善于比较、分析和综合。下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 关于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年代
明人陆深《平胡录》中说:“乙未,(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以韩林儿称帝,国号宋,改元龙凤,都亳。七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阳渡江”。这条材料出于《元史·顺帝纪》。其实朱元璋起兵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不在十五年,其自序《皇陵碑》、《纪梦》记之甚详。此盖明初人讳言太祖曾从红巾之郭子兴,有意以渡江为起兵年月。其后已不复讳。陆深虽生较后,仍袭其说。
二、 关于历史上的传统故事
历史上的传统故事很多,应用时,需要鉴别。《明史·外国传·吕宋》条:“时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而稍征其税如国法。”此牛皮故事,《大唐西域记》中首见之,后人对澳门、台湾亦有此传说。此类资料盖传闻,不足信。果有之,何能再三?又如《三国志·魏书·邓哀王冲传》记曹冲称象事:“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曹操)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成莫能出其理。冲日:'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这个记载在印度故事中亦有,究竟谁在先?何以三国时已传入中国?如传说甚广,何以无人知,均可疑。此事可以两存,不必一定说谁抄谁。
此外,朱元璋起事前占卜事,所记与宋太祖同;红巾起义“石人一只眼”事,与黄巢起义时所记同。前者记朱元璋欲以赵匡胤事自神,不足据;后者是农民起义鼓动群众的传统手法,见于元末各种记载,确。
三、关于风阳花鼓的传说
俞正燮的《癸巳类稿》,谓风阳花鼓为明太祖时移富户往凤阳,因思乡乃冒为逃荒者,乞食以归。此记载不尽可信。太祖时路引甚严,无引决不能远行;若在后世弛禁之后,则亦不必冒为逃荒者。
四、关于刘基之死
《明史·李仕鲁传》:给事中陈汶辉疏言:“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从这段史料看,似刘基已为朱元璋所忌。但祝允明的《野记》却说:“御史中丞涂节信:'(刘)基以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召问广洋,对:'无之。’上怒,以为欺罔,贬之。则诚意之殁,未得其实也。”然后再看《明史·刘基传》,中曰:“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从而肯定了刘基系被毒死。同时,再参照《诚意伯文集》卷1,所记朱元璋接见刘基子刘璩的谈话,其中说道:“刘伯温,……他吃他每(们)蛊子”,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更证明刘基被毒死,是确实的。
总之,我们在应用史料时,凡是同样的材料,我们则选用时间较早的;时间早,一定是第一手的材料;要用第一手的材料,不用转手材料。如果是同时的材料,则选用最典型的;典型的,是指比较完整、全面、鲜明、突出的;要用典型材料,不用泛常的材料。至于孤零的材料,则应有旁证,即间接证明;无证不信,孤证难立。此外,对于记载矛盾的材料,则应有交代。交代材料对不对和自己取舍的理由。要多闻阙疑,择善而从。
史料必须经过甄别才好用,这就不免流于考证。小考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连篇累牍的烦琐考证,时间精力费得很多,往往得不偿失,并不可取。
最后,谈一谈关于学习理论的问题。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仅仅记录以往的历史事实,而是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全面掌握理论,就会使问题简单化。但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去记诵个别结论或只言片语。对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我们也要全面地去理解它的本意,反对教条。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句话过去常被引用,但往往不是在它本来的意义上被引用,而是片面地用来强调暴力的作用。助产婆就是助产士,她只能在孕妇分娩时起助产的作用;如果一个妇女根本没有怀孕,助产士再努力也没有用。可见暴力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起革命的作用。仔细想一想,就可知片面强调暴力的作用并不符合马克思这句话的本意。所以我们在学习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时,一定要全面地去理解,并且要了解这个论断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这样才能理解得完整和准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研究历史就一定要努力地去学习。但理论还需要材料证明。要详细占有材料,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此外,我们还应当懂一点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某些专门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