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
中国的历史很长，地域广袤，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尽相同，经常有新的东西出现。因此，研究和学习历史，一定要有重点，靠一个人的力量要兼顾各方面是不可能的，必致挂一漏万。
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要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找出可以用之于社会科学的规律。过去，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3句话：一、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时间不能倒过去；三、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凡是搞科学研究的人都要牢牢掌握这三点。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
一、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二、时间先后不能错乱；
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在技术科学中，某些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也适用。如在技术改革和研究中，每讨论一个问题，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然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别的题目合并？三、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研究历史，这个方法也适用。如研究明末农起义时的“荥阳大会”，这就要先看如果不搞它行不行？如果行就不必搞了；如果不行，那就要再看能不能和别的题目合并起来搞？如果认为也不行，那么再看能否用其他更宽的题目或更细的题目取代它，从而就可以证明“荥阳大会”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发展是个关键。应当广泛联系，从各个方面都来比较一下，然后决定是否研究这个问题和怎样研究。研究历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得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应当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追下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规律。
我建议同志们研究问题应做到深、广、新、严、通5个字。
深：包括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追下去。
广：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
新：要求不断提出新资料、新问题、新见解，核实新资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
严：要严格，不虚构，不附会，要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代，要说清楚，不回避问题。
通：找出规律，前后一贯。
要详细占有材料，扩大眼界，广泛联系。研究问题不能光靠别人已整理过的间接材料，主要是掌握直接材料，特别是新材料。考古发现、档案材料等就是直接材料。民间传说也是材料来源之一，但要考证是否确实。只有详细地占有材料，才能有所突破，弄清问题。扩大眼界，就是不仅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各方面的来源，也要注意别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外国人的研究成果。过去我们知道日本人很注意中国历史，近几年通过同美国的交往，才知道美国人对研究中国历史也很重视。我们也要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注意他们的研究方法。广泛联系，就是在研究问题时，要对有关的材料，有关的方法，其它学科与此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等，多方面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比如清代的人口问题，乾隆时的人口比康熙时多了10倍，时间才过了80年。有的人认为在80年间人口增加这么多是不可能的。有的经济学家从当时的生产水平考察，认为当时的粮食产量养活不了增长这么多的人口。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他们只看到了当时水稻和小麦的产量，而没有看到自明朝以来，中国从国外引进了许多杂粮品种，不是光靠吃米和面。咸丰、道光时有许多记载，说明当时吃杂粮的占人口的多数，吃米面的是少数。虽然当时粮食还不太充足，还有挨饿的，但还是渡过了人口膨胀的大关。
既然要详细占有资料，这就需要读书。陶渊明有几句诗：“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长安)”。前两句说明书的重要；下两句是说实际考察的重要，这和我们今天的要求相差不远。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不是不主张读书，而是说要对书中说的进行分析，要比证，要思考，不要盲从，孤证要存疑。
读书时要勤查、勤翻，首先是字书，所谓读书必先识字。过去读书时离不开《说文》和《广韵》，整天自己翻，往覆查阅，查后不懂再找别的书。今天方便多了。有字典，有辞典，有年表，要勤查勤问，问题就逐步解决了。现行字典查不到，可查《康熙字典》和《经籍纂诂》。
历史书早出者接近真实，价值高；晚出者详细。读书，我们建议做到“博、精、新”3个字。“博”是博览勤闻“，这样可以“多闻阙疑”，要反对“孤陋寡闻”。过去说“闭门自精”是不确切的，无选择、无目的泛览，是不易于精的。“囿于一隅”固然不对，但也不应当乱找书，这样不能集中。过去说：“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开，不如一方之明”(《淮南子·说林》)，就是这个意思。
学习历史的目的即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结合。求真就要详细占有材料，研究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及结果如何。不是想象，不是道听途说。历史总有前因后果，有来龙去脉。要弄清一个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就要根据当时真实情况的材料一点一点地核实了，把事实真相反映出来。求用，是指研究历史要有用，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向导和借鉴。要研究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生产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历史事件的教训中吸取经验。求真和求用两者是统一的。要求事件经过真实，时间、地点、环境真实，因果先后真实。在方法上则要求多看、多想、多联系、多比较，找出规律，以便实用。顾亭林讲的“经世致用”，就是“真”和“用”都求。乾嘉时史学家的求真，往往钻牛角尖了，钱大昕还是强调求真和求用结合。
我们提倡求真和求用相结合，就是说，要根据真实的客观历史事实，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孤立地为求真而求真，不找出它们的规律，就不能为现实服务，求真就失去了意义，那就会走上旧中国考据学派的老路。但如果片面地求用，看到一点材料，不问它的真伪，就忙于用来说明问题，那就可能做出错误的结论，造成有害的结果。事实是最有力量，也是掩盖不住的。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总是站不住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把求真和求用结合起来。否则，历史学也就不成其为科学了。
在真用结合的问题上，还应当注意到精。精是精密，精深通贯，详明严密，反对“浅尝辄止”，也反对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读书目的在求用，这就要求新方法、新研究、新努力、新结论、新见解的“五新”，反对固步自封。人云亦云。
读书要选择读好书，读有用的书。中国过去的史书有其传统的体裁，大致有三种类型，各有其优缺点：
一是编年体。以年为主，先后次序清楚。但重点不易突出。
二是纪传体。以人为主。详尽，但难免重复，时代先后亦不鲜明。
三是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时间明确，重点突出，但有时不免烦琐，系统不分明。因此，我们应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人物、制度贯穿其问。仿佛看图画和地图那样，先找出上下，定出方向，然后山川原隰错列其间，才更为清楚。
看二十四史，不妨先看一下“本纪”的赞语，再看“志”，最后看“传”。因为“传”中材料比较多，但较杂乱，不用时代穿起来不行，所以后看较为便利。
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当然不可能都读，因此一定要缩短战线。战线太长容易流于泛泛，读书如此，写书亦如此。过去一写就是通史，这要付出很大劳动，时间也太长，又不容易深入。要深入就要缩小范围，各个击破。美国一位教授说中国的历史太长了，他想只研究明清史；但明清一段的史事仍很多，所以就专门研究这一段的农民起义；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次数仍不少，人物也多，最后决定研究明清之际李自成起义军中的重要人物李岩。这样战线就缩短了，就容易有所突破。我们研究学问必须有渊博的知识；但要取得新的成果，却必须由博返约，也就是对一个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深入系统钻研古汉语并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最好选择一部史书精读。
要精读一部书，就要了解这部书的资料来源，观点如何，与其它同类书的不同之处，以及后人对这部书有哪些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史书中，当然以《史记》和《资治通鉴》最负盛名。《通鉴》包括的时代更长，事迹更多，文字也是经过锤炼的。虽然多数取材于原来诸史，可是并不尽同诸史，而是有剪裁，有组织，兼采笔记杂说而又不囿于笔记杂说(可参见《通鉴·考异》)。《通鉴》的文字简洁，层次井然，容易抓着重点，没有芜杂、造作或生硬的地方，也没有文学家的调子和套头，比其它史书——如《明史》——更有文学味(指刻画或描写、渲染方面)；比《史记》、《新五代史》等书更多史书味(指记实、朴素方面)，阅读《通鉴》不仅学习了历史，同时还可以从《通鉴》的文字中学习如何修辞、选字，如何安排写作，如何句读等等，所以比较深入地阅读较好。
在阅读史籍择取史料时，必须防止粗暴武断，而不求其解。如在谈到王安石时，有人说：“苏洵《辨奸论》是假的，这是常识”；而不去分析何以假，更不去分析假使是真的，哪些地方和王安石的品质不相符。因此必须说理，粗暴是不能服人的。同时，对于史料还要善于比较、分析和综合。下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 关于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年代
明人陆深《平胡录》中说：“乙未，(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以韩林儿称帝，国号宋，改元龙凤，都亳。七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阳渡江”。这条材料出于《元史·顺帝纪》。其实朱元璋起兵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不在十五年，其自序《皇陵碑》、《纪梦》记之甚详。此盖明初人讳言太祖曾从红巾之郭子兴，有意以渡江为起兵年月。其后已不复讳。陆深虽生较后，仍袭其说。
二、 关于历史上的传统故事
历史上的传统故事很多，应用时，需要鉴别。《明史·外国传·吕宋》条：“时佛郎机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贿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至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而稍征其税如国法。”此牛皮故事，《大唐西域记》中首见之，后人对澳门、台湾亦有此传说。此类资料盖传闻，不足信。果有之，何能再三？又如《三国志·魏书·邓哀王冲传》记曹冲称象事：“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曹操)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成莫能出其理。冲日：'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这个记载在印度故事中亦有，究竟谁在先？何以三国时已传入中国？如传说甚广，何以无人知，均可疑。此事可以两存，不必一定说谁抄谁。
此外，朱元璋起事前占卜事，所记与宋太祖同；红巾起义“石人一只眼”事，与黄巢起义时所记同。前者记朱元璋欲以赵匡胤事自神，不足据；后者是农民起义鼓动群众的传统手法，见于元末各种记载，确。
三、关于风阳花鼓的传说
俞正燮的《癸巳类稿》，谓风阳花鼓为明太祖时移富户往凤阳，因思乡乃冒为逃荒者，乞食以归。此记载不尽可信。太祖时路引甚严，无引决不能远行；若在后世弛禁之后，则亦不必冒为逃荒者。
四、关于刘基之死
《明史·李仕鲁传》：给事中陈汶辉疏言：“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从这段史料看，似刘基已为朱元璋所忌。但祝允明的《野记》却说：“御史中丞涂节信：'(刘)基以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召问广洋，对：'无之。’上怒，以为欺罔，贬之。则诚意之殁，未得其实也。”然后再看《明史·刘基传》，中曰：“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从而肯定了刘基系被毒死。同时，再参照《诚意伯文集》卷1，所记朱元璋接见刘基子刘璩的谈话，其中说道：“刘伯温，……他吃他每(们)蛊子”，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更证明刘基被毒死，是确实的。
总之，我们在应用史料时，凡是同样的材料，我们则选用时间较早的；时间早，一定是第一手的材料；要用第一手的材料，不用转手材料。如果是同时的材料，则选用最典型的；典型的，是指比较完整、全面、鲜明、突出的；要用典型材料，不用泛常的材料。至于孤零的材料，则应有旁证，即间接证明；无证不信，孤证难立。此外，对于记载矛盾的材料，则应有交代。交代材料对不对和自己取舍的理由。要多闻阙疑，择善而从。
史料必须经过甄别才好用，这就不免流于考证。小考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连篇累牍的烦琐考证，时间精力费得很多，往往得不偿失，并不可取。
最后，谈一谈关于学习理论的问题。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仅仅记录以往的历史事实，而是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全面掌握理论，就会使问题简单化。但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习它的基本原理，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去记诵个别结论或只言片语。对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我们也要全面地去理解它的本意，反对教条。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句话过去常被引用，但往往不是在它本来的意义上被引用，而是片面地用来强调暴力的作用。助产婆就是助产士，她只能在孕妇分娩时起助产的作用；如果一个妇女根本没有怀孕，助产士再努力也没有用。可见暴力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起革命的作用。仔细想一想，就可知片面强调暴力的作用并不符合马克思这句话的本意。所以我们在学习经典作家的某些论断时，一定要全面地去理解，并且要了解这个论断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这样才能理解得完整和准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研究历史就一定要努力地去学习。但理论还需要材料证明。要详细占有材料，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此外，我们还应当懂一点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这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某些专门的问题也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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