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作者翁文灏，原标题《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
翁文灏（1889—1971）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出生于绅商家庭，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3年回国[1]。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中国早期的最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
担任过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校董。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其生产。翁文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氏本是一粹然学者，时乎运乎，却一度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
正文
一九三七年春间，伦敦要举行英王加冕典礼。那时我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做秘书长，忽然見到命令：中国派代表团前往庆贺，孔祥熙为特使兼团长，海军部长陈绍宽和驻英大使郭泰祺为代表，我为代表团秘书长，此外还有参赞、秘书等人。此事内容意义如何，我并未预先知道。我兒了秘書长头街，吃了一惊，就往见行政院长蒋介石，面告他：孔不会要我管事，我也不愿管他的事，希望改为参赞。蒋说：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各有不同的任务。孔做什么，你不用过问。你的工作直接对我负責，不必对孔报告。你的任务是什么呢？日本对我国不断侵犯，免不了要用武力抵抗。但武力抗日，双方强弱不同，我国势必大败。那时，不但我国吃亏，欧美各国在我国所取得的诸多权利，定必尽归消灭，被日本一口独吞。可见中日交战于它们具有切身利害关系。可是它们究竟将有如何办法，我们还不知道，此时还不宜正式提出交涉。你在外国来有声誉，我盼你趁这机会，訪问欧洲各大国当局，告以当前危机，问它们如何看法，对我密电报告。意在探询它们的具体方針，并不要你同它们签订任何协定。”
我对这样一个任务是愿意担任的，因即同代表团诸人乘船赴英，后又转到欧洲大陆。所有访谈情况，就我记忆所及，撮要叙述如下。
在伦敦，我先拜访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我在南京就已經先与他认识，那时他在中国帮助孔祥熙收集园内银币，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名为法币。当时由他的接洽，英美两国在我国所设的银行，都将所藏银元交给国民党政府。随后，孔与他商量一笔借款。李滋罗斯却托人对我说，要我约蒋与他作一次单独談話，必须宋美龄和孔祥熙都不在场。后来蒋果然定期接見，我就当了翻译。在这次談話中，李滋罗斯竭力说孔的不好，表示用他做财长，英人极不信任,必须改任别人,他才可把这笔借款介绍成功。蒋对此意見不置可否，只说了些中英友谊的空话。
在伦敦見及李滋罗斯时，他对这次仍用孔来英要借两千万(英)镑事,大发牢骚。我要他言归正事,介绍我访问英国当局。他說,保守党内阁首相包尔温就要下台，接任者是张伯伦（时任財政大臣），外交大臣仍为艾登。当经商定分别会见。
张伯伦和艾登二人的意见基本上相同。他們认为日本要在华北单独投资，但在华南则要求英国依照四国银行协定，遇有投资和借款的机会，必须通知日本共同参加。他們面告我說，英国不論在华北或华南都有权投资，英国愿意在华投资經办各种企业，英人经验优良，必能抵制日本，份中国政府加以信任；至于武力战争，英国决不参加，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
我听了此话后，白加考虑，深觉当时纳粹德国武力日强，英国力不能敌，自顾不暇，所以畏惧战事，但英国政府要借此机会更进一步扩展它們在我国的經济势力，专为它們自己打算，于我国没有好处，只有置之不理，因即停止进行动弱。
回到大陆，先往巴黎。我见法西内阁极不稳图，此起彼倒。循环变化，觉得此种大事无从谈起。因此，我对他們没有談到具体问题，旋即转往柏林。
那时德国由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派当权。我首先访问了經济部长兼德国银行总裁沙赫特。于此必须先说明一些那时蒋介石政权与粹政府的关系。
蒋介石手下原聘有少数德国高级军官做顾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曾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重建国防军、因而在德国很有重望的塞克特将军。此人年高，不久即去。在期较长的德国顾问为法根浩森将军，后来德军在欧西侵战胜利时，希特勒迫令他回去，任为比荷总督。
纳粹派先曾派秘密代表克当到广州，拉拢反抗蒋介石的陈济棠，表示愿意用德国军械交换中国货物（如同钨砂和锑）。军事顾问德国某将军表示不满，因此纳粹派就表克兰改到蒋介石方面去接洽，当由蒋命孔祥熙与他于一九三四年签訂交换货物合同。蒋想用这个方法来取得德国所制的上等枪械。那时我因被汽车撞伤，病势沉重，当时又尚未参加蒋的政府，对此事完全隔膜。而且这个交涉极为机密，其具体内容连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都不知道。接着，又密派顾振（开滦矿务局总經理）率领凌宪揚（孔所找的人）、酆悌（蒋的特务）等往柏林与沙赫特部长当面洽谈，订了一个长期贷款合同。依照这个合同，中国建設有关国防的工业厂矿，可与德国訂立契约，由德国帮助建設，所需资本即由德国贷款支付。这段交涉，我在行政院秘書长任内参与闻其事，因此，我先到了柏林，就找見了沙赫特。
沙赫特对我大事鼓吹中德两国联络交谊的重大意义，认为决不只是供应少数枪炮，实需要为经济发展前途争取远大效果。谈到对日本武力抗战的问题时，他就这事是参谋部职掌，介绍我去动見当时主持軍略的某少将（忘其确名）。
那时，孔祥熙等还在柏林，由沙赫特做中心隆重招待。有一次孔和我被邀往德国外交部，由次长（部长往别国访问去了）郑重说明，德国同日本订有防共协定，但决没有丝毫妨碍中国的意思，相反的，德国方針是极愿与中国增加联系。有一次，我们被邀到柏林郊外去看一个军事演习。一支军队保卫住一个据点，另一支年队施以攻击，因为攻击者弄错了目标，所以无法攻破，而且防守者突出一支奇兵，把攻击者包围了。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含有用意的表示。
在那时候，孔祥熙突然飞往美国，大约是去見美国总统罗斯福，談話情况，我不知道。后来他又回到欧洲，等到中日已开战之后才回国。陈绍宽在英国要购买潜水艇，没有成功。他在德国也曾商洽购买，也沒有成功。
德国某少将同我谈話时，首先说明：德国经济工作全以增强武力为前提，现在德国武力强大，设备充足，已经冠于世界各国；中国要德国帮助抵抗日本军队，必须相信德国对中国的真正好意，不可怀疑。
他又说：中国目前军队要同日本正式作战，条件相差极多，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采取守势；守，又必须能久，必須在工事上和设备上准备十分充足，才能有效。为了这个目的，他提議：中国宜聘用一整批德国军事顾问，包括各部门专门军官，归一个德籍总顾问统率，这个军事总顾问归蒋指挥，对蒋負责。这个德国軍事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中国政府选定地区，建筑对抗日军进犯的坚固防线。这种防线应当能够因守两年，使日年不能越线内犯。在这个时間内，中国应努力作国际活动，以期转危为安；至于防线以外的地区，只好暂时放弃。他以为这是比较可靠的方法。
我不是军人，对軍事一点沒有修养，所以我无法估计这位少将所提办法是否在战事上足够有效。可是从整个办法看，我觉得如此做法是把我国军事指挥权交给德国，交给富有野心的纳粹德国。这好比前門拒狼，后門进虎，危险一定很大的。因此我认为这个提议我国不应接受。我以此意密电蒋介石，并建议续往苏联商談。蒋复电催我迅速前往苏联，并告我时机很紧，不可迟延。
我于此必須补述一些粹德国拉拢蒋介石的經过。蒋请德国軍事顧问是在纳粹派当权之前，并不是为了交结納粹派。德国老派軍官与纳粹派之間是存有矛盾的，纳粹派很費苦心，用打破凡尔赛条约、自强独立、反苏反共等道理来说服和联络国防軍，才能勉为合作。
纳粹派拉拢蒋介石，訂立换貨合同只是开始第一步，真如某少将说，供应少数枪炮是无济于事的。
纳粹派对中国的野心计划曾有好几次表示。有一次，在中日交战之前，蒋介石正在设法对付广州号称独立的陈济棠，忽然有德国元帅赖世瑙奉希特勒之命，到来拜访。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向在德国学习軍事，就在赖世瑙元帅的部下，赖世瑙就是利用这个关系，叫他来联络的，具体用意没有预先通知。蒋指定熊式辉招待他，并請他参加阅兵。这个军人说话直率简单，他对蒋说：中国军队对外作战是沒有用的，所聘軍事顾问不够好也不够多，不能发生作用，唯一补救方法是，聘用許多軍事上各有专长的德国军人；这些军人又不可能各自独立行动，必须由一个总顾問居于统率的地位来部物和指挥他們；这个总顧問代表整个团体对蒋建议，对蒋负责，其他顾問則听总顾问的指挥。
蒋的答复是，德政府推优良军官做顾问是可以的，但每个顾问应訂立个人愿为中国服务的受聘合同，中国政府有权直接指揮，并有权聘用和解聘，总顧問統筹重大的事情，但不能因此使蒋断断对其他各顧間的直接关系，所有顧問都应对中国負责，不是对德国政府负责。意見概不相同，这位元帅只好悄然回去了。
又一次是在中日已经开战、蒋政权中枢移往武汉的时候，那时宋子文统辖中国银行，住在香港。德国纳粹代表克兰也在香港，向宋游說，要創設中德合办的南洋航业公司，由宋主持其事，由德国供給輪船及技术人員，用很低的运費来帮助华侨。他说，华侨在南洋是一支很火的經济力量，中国政府应当使用德国的物質能力来支援他們，輪船旗帜全用中国国旗，德国完全赞同。这个办法明明是要用中国作媒公，使德国势力伸展而进入到南洋地区。大家知道，纳粹派对于当时富藏石油的苏門答腊、爪哇等荷兰抱有掠夺的野心，他们想用联船中国为名来实現这个目的，其自私阴谋是很显明的。这个办法也幸而没有实现。
我往苏联是以参加莫斯科国际地质学会议为名的，經由驻苏大使蒋廷黻(fú)通知苏联外交部要商洽一些公事，苏联政府派人招待。
说到大使，驻英郭泰祺、驻法顾维钧、驻德程天放，对我此行的活动都是不知道的。在苏联则不全相同。
蒋廷黻原是清华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外交史。他和我同时往南京加入行政院，我做秘书长，他做政务处长。我所注意的是对付和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蒋廷黻却着重对苏对共的关系。他对蒋介石说：“你同时反苏反共是不对的。苏联是一个很大的新兴力量，你必须取得苏联的友谊谅解，使苏联对你放心，然后你才真能反共。”所以他的结论是：“反共必須联苏。”将介石接受这个主张，就叫他做苏大使。实际上他并没有达成这个使命。
经蒋大使的介绍，我见到了苏联外交部长（那时称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他用英国话和我相谈。李维诺夫的态度是痛快的，他不绕圈子，明白地说，蒋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本来是很坏的，现在从头做起，建立交情，应当速即訂立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根本不会侵略别国，訂立此约就是表明中国可得苏联帮助的意思，他说，中国应了解苏联和纳粹德国是不能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军队不能交给德国军官指挥，实行帮助的方法应先訂立中苏交换貨物的合同，如此，苏联就可帮助一部分设备。
从这次谈话中，我明白看到苏联果真具有助我抗日的好意，互不使犯条约和交换货物合同，简单明了，都是极可欢迎的办法。我自觉这次总算不虚此行，电蒋建议完全接受，并询问我应否留苏面洽换货合同的内容。蒋的复电是，互不侵犯条约已令外交部与苏联大使治订，换货合同可以暂为缓议。蒋对这合同为什么如此决定，我真完全不能了解。没有换货办法，怎么能取得苏联军械呢？如此消极做法，自然要耽误了一些时间。后来，在已经对日开战以后，蒋续派孙科往苏联，才订立了这个合同，为履行这个合同而应运交苏联的钨、锑、锡、汞等矿产品，都由我（时任经济部长，兼管资源委员会）依约如量交付清楚。由孔祥熙主管的农产品却拖欠很多。
如上所说，蒋的复电既然如此，我觉得我的任务已了，就利用这个机会，商得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具会同意，往乌克兰各地参观好些崭新伟大的工厂，以领略苏联新建设的气象。正在参观期间，接到消息，得知我国对日战争已经开始，形势紧张，我即停止参观，回到伦救，乘坐荷兰国远东飞机飞行回来。
回到南京，见蒋介石，他叫我改任经济部长，筹划抗日期间内陆生产的工作。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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