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民国时期的土匪》。
正文
四川土匪猖獗的首要原因，是由于该省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从1911—1935年的24年间，四川境内发生大小规模的军阀混战有400余次。四川军阀派系之纷杂，混战次数之繁剧，延续时间之长久，人民被祸之惨烈，“甲于全国”。这种局面的造成，推其原始，与四川防区制有莫大关系。
所谓防区，原指军队驻防的区域，它是各个军阀拥兵割据的地盘。各个军阀在防区之内，“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施，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无论省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队长官许可，皆不得有效通行于区内”。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情况不但四川存在，云贵也存在，其他地区也有，但是四川的防区制最为典型。且延续至三十年代中期。
四川的防区制，萌芽于护国战争时期，正式开始于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时期。在熊克武与四川各军联合滇黔军驱走刘存厚之后，熊克武被任为四川督军，兼摄军民政务，旋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当时川局异常复杂，熊克武仅领一师兵力，不足以控制整个局势，遂决定主客各军“就防划饷”。熊克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长期的连年战火，四川真是到了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境地，而主要的病在四多：军队多、匪盗多、捐税多、纸币多。我决定采取整编军队，清剿盗匪，取消苟捐杂税，改革币制四项措施，稍苏民困，却因此引起了内部的大风波。”他的四项措施集中起来就是“就防划饷”。而军人知道有了防地就有军费，有了军费便可扩军，军越多则实力越强，因此竞相划分防区。
防区制形成以后，各军首脑为了保持并扩大自己的防区和实力，遂不免互相勾结，互为声援。他们或利用封建宗法和乡土关系，结成派系，或以所领部队作为基础，各树一帜，这就造成了四川军阀中极其复杂的派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武备系（以刘存厚为首）、速成系（以刘湘为首）、保定系（以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为首）、大邑系（刘湘、刘成勋、陈洪范）等等。这些派系以同乡、同学等关系为幌子，实质上都是以扩张实力，争夺地盘为前提而结成的封建军阀集团。当彼此间的利害关系一致时，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一旦这种关系削弱，彼此间的矛盾突出时，则又翻脸无情，以兵戎相见。例如刘湘、杨森虽同为速成系，但自1932年后新旧二军之分裂及后来的下川东之战，两人的关系就撕得粉碎；又如刘文辉与邓锡侯、田颂尧虽同为保定系，他们之间却长期明争暗斗，终至势同水火；而刘文辉、刘湘以叔侄关系，初曾相好，后长期争战，二刘大战成了四川军阀史上最大的一次混战。
四川军阀部队在防区制的温床培养下，随着战争次数的增多和战争规模的加大而越来越多。民国初年，川省军队只有三个师，后增编两师。1914年陈宦率北洋军入川，裁减川军，但1916年护国之役后仍恢复为五个师。1918年“靖国之役”击败刘存厚之后，川军扩编至八个师和四个“路司令”。1920年川军联合驱逐滇黔军之后，进一步扩编为三个军，计有10个师，九个混成旅，一个川北边防军和一个川边军①。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川军易帜，全川共有八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约30余万。到30年代初二刘（刘湘、刘文辉）大战前夕，川军人数已近40万，其发展之迅速，全国罕见。
防区的大小贫富可以决定军阀实力的强弱，争夺防区就成了四川军阀长期混战的重要原因，随着战争的胜负和实力的消长，军阀防区也在经常发生变化。如21军军长刘湘初到重庆驻防时只有巴县和璧山两县，被人讥之为“爬（巴）壁虎”，但不久扩张防区，打败杨森，将下川东一带完全占领，控制了四川与省外的交通，其实力仅次于刘文辉的24军。至30年代初二刘大战时。刘湘打败刘文辉，获得了更多的防地，实力猛增，成为四川霸主。相反，24军军长刘文辉的防区之广、兵力之强在二刘大战前是四川首屈一指的，他“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其势力所控制，二刘大战后，刘文辉于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不但兵力锐减，防区也较伐前大大缩小，费用更是难以筹措，只好在西康地区大种鸦片，“所以，各军都把防地的肥瘠，看作他们的生死问题，防地的争执，每每成了战争的导线，至于各军在防地中间的横征暴敛，搜刮勒索，更可不言而喻”。军阀之不断混战，也就是防区的不断更易。
可以说，防区制是四川军阀混战的根源，为祸深远。1932年，当二刘大战酝酿时，天津《大公报》曾发表一篇社论，对四川军阀防区制及其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文中写道：
查川省养兵百万，巨酋六七，成都一地，分隶三军，全省割裂，有同异国。其最大特色为兵愈打而愈多，帅时离面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宗者为扩张私利，保存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故夫人欲横流，百般诈谲，捐输苛酷，并世无两。……论其民生困苦之情状，则此天府之国；早陷入地狱底层；盖兵益多则饷益绌，饷益绌则争益甚，军阀之莫能相安者，则势然也。
四川土匪猖獗的第二个原因，与袍哥势力有关。袍哥就是指四川的哥老会。
哥老会发源于四川的啯噜会。清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南方天地会势力的北移，与川楚一带的白莲教啯噜会势力相会合，他们之间经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哥老会的组织名目。
迨至清末民初之际，四川哥老会已经遍及全省城乡，内部组织十分成熟，并普遍开始以“袍哥”相称。
袍哥是四川土话，俗名“嗨皮”，也叫“嗨光棍”。其组织宗旨,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为标志，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相结纳，所以，四川袍哥又常以“关了巫山峡，袍哥是一家”相标榜。
袍哥组织原为十牌，即“仁义礼智信，威德福至宣”十个字号（一说为“仁义礼智信，松柏一枝梅”）。从现在所能接触的材料看，至少在民国年间，袍哥一般仅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尤以“仁、义、礼”三个字号为普遍。在清朝时，参加袍哥者绝大部分是下层社会人民，尤以游勇、流民为多。民国以后，袍哥中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以致参加各字号的人互相区别。参加仁字号的人，多以士绅、富户、钱粮、官员、书生为主，该字号“位最尊，称为清水，又称为上堂”①；入义字号者以行商、坐贾、业主为多；入礼字号者成分比较复杂，以烟、赌、匪盗为多。当时，人们以“三多”来形容仁、义、礼三个字号：仁号上的谷子多，义号上的银子多，礼号上的定子（即拳头）多。至于智、信两号，其成分更为复杂。
参加各字号的会众，多半是自然结合而成。凡有会众百数十人，即开设一个山堂，分为十排，推袍哥兄弟伙中威望较高者为首，即一排，普通称为坐堂大爷，或称舵把子。二排又称为圣贤二爷，或称剩闲二爷，一一般堂口这个位置都空着，没人愿嗨（担任），据说嗨了二爷要倒霉，因为关云长排行老二，神威太大。三排为当家三爷，管理钱粮，并负责内部人事、组织发展；每一堂口有很多三爷，但只有一个执法的，实际上是袍哥中的第二把交椅。四排、七排无人嗨，因为《海底》记载，当时钱四、胡七是袍哥叛徒，后便不设此二排；也有的袍哥组织以已婚妇女、未婚妇女分别充任四排、七排。五排是管事，嗨的人多，但只有一个正管事，称为“红旗大管事”，简称“正五”，其他则称“闲五”。五排的职务主要是统率本堂兄弟伙行动，是真正的带兵官，同时关于对外联络事务、引荐新入袍者也是五排的管事范围。六排以下称小老么、么大，也称老六、老八……，初“进步”的人都是么满（即十排），入袍到一定时候，或为袍出力，或与拜兄对路子的，就得到提升，由十而九、而八、而六……。袍哥的这些龙位，就是由小老么逐步提升起来的。也有初入袍即成为大爷的，在袍哥里称为“扯旗放炮，一步登天。②例如，辛亥时期，留日学生、同盟会员侯橘园就是初入广汉县向阳场袍哥组织，便成了大爷。这为有钱有势者操纵袍哥提供了机会，“富家大族之子弟,遂至用钱捐当帽顶之事”。辛亥时革命党人加入袍哥组织也是利用了这个规定。
袍哥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最初要求很严格，凡入袍者，都要“身家清，己事明”。所谓身家清，是指三代人无丑事，男的不偷不抢，女的不娼不淫；所谓己事明，除了不偷不抢外，举凡下贱职业如推车、抬轿、吹鼓手、剃头、擦背、修脚、看门、裁缝、老鸨、倡、优、隶、卒等，都不得入袍。实际上，到后来嗨袍哥者的职业，几乎无所不有了。
在袍哥内部，还有许多戒条，初有十条十款的纪律，后来逐渐废弛。一般说来，主要有四不准：一一不准穿人卖人（装桶子出卖袍哥）；二不准卡拿灭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看内财，与袍哥妻女通奸）；四不准红面肆凶（发酒疯，乱出言语，不认黄）。②至于犯规者，必须受到“家法”制裁，轻者磕头认罪，最严重的必须“三刀六个眼”，弄来“传”了。“袍哥人家，要脚不敢拿手”，正说明其律令相当森严。③这些处罚，多在袍哥每月的“哨期茶”上解决，重者则在每年5月13日（关帝圣君生日）的大聚会（称“单刀会”或“磨刀会”）上解决。
袍哥的聚会活动地点多在各场镇的茶馆（称为“码头”）进行。袍哥的钱粮来源，主要是嗨袍哥时缴的基金或有钱人的投资；其次是拜码头、开茶馆的收入；再就是大摆赌场抽头吃利、经营烟毒私货。在民国年间，更多的则靠匪盗活动维持。
随着时代的变迁，袍规对袍哥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袍哥内部各堂口之间的隔阂、磨擦、争斗愈来愈多，袍哥中渐渐有了“清水”、“浑水”之分。清水袍哥主要是指袍哥仁字号的“安分”之辈，如位居军政绅商者；其他字号者，则主要是以赌为生。浑水袍哥指的是依靠非正当途径谋生的袍哥，特别是流氓地痞、绿林匪盗中人。
进入民国以后，四川袍哥与军阀势力互相渗透，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
首先，袍哥组织内部的规章戒条日见失效，很多袍哥的“堂”、“社”、“公”开始向匪股转化。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四川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造成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这时，有野心的袍哥大爷，便利用袍哥势力，招集流亡，暗收枪弹，组织武装，在偏僻地区，霸占要隘，强征货税，暗中贩运私盐和烟土，有的甚至盘踞一县或数县，称霸一一方，如陈兰亭、魏辅臣、邓国璋、杨春芳、汤子谟、郑启和、范绍增等都是靠吃袍哥饭起家的。袍哥组织被这些人操纵，丑类麋集，袍哥中原先的禁条统统抛诸脑后。这时，人们对袍哥的看法是：袍哥即盗匪，盗匪即袍哥。这些为非作歹、血债累累的袍哥当然指的是浑水摸鱼者。如大竹袍哥范绍增，13岁就嗨袍哥，追随达县百灵口大舵把子张作林（前清秀才）设赌抢劫，后又一同参加四川辛亥革命。讨袁战争结束后，张作林被熊克武部刺杀，范绍增逃走后，挖出军队整编时埋藏的枪支，纠集袍哥兄弟伙二三百人，占据达县、渠县、大竹三县交界处，就地筹款，扩充势力。其筹款办法如下：（1）收货物税。对往来船只，按其所载货物多少、贵贱不同抽税，保障船货安全。(2）摆赌场。（3）包绅粮收租子。(4）抢人。由此积的钱多了，又去买枪，招集其他小股匪类，不久，范绍增又被颜德基部队招安当了营长。至于清水袍哥中的下层，在民国时，也大多以赌博、欺行霸市为生。
其次，袍哥组织向军界政界以及其他各行业普遍渗透。有记载表明，当时“无论城街乡镇，各行各业，男妇老少，均为袍哥势力所渗透。全川人口有袍哥身份者在百分之七十以上，重庆的袍哥人数亦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从省主席、参议员、县长、乡镇保甲长，没有袍哥身份的，几乎难以寻找”0，如王陵基、杨森辈都是袍哥。1934年刘文辉24军败退西康后不数年间，袍哥组织在军队中发展迅速，各师旅团营长都嗨起袍哥来，在雅安一地，就成立了九道公口：进同社、忠义社、荥宾合、成仁大同社、会仁同、国光社、群贤社、辛已俱乐部、会礼同，除会礼同的主持人是生意人（社长李辉庭，开木器铺；副社长周不成，开碗铺）外，其余均为24军军官所操纵。从这里就不难看出袍哥与军队联系的紧密了。
除军队外，袍哥势力还向党政团参文教各界渗透扩张。国民党雅安县书记长邓宋勋、天全三青团干事长刘茂松，都是荥宾合的三排。天全县书记长熊大武是荥宾合的大爷，宝兴县长权先烈、芦山县长杨方叔、丹巴县长段崇实、泸定县长陈叔才，都是袍哥。王达生担任天全县长后，感到不是袍哥吃不开，赶忙跑回雅安向荣宾合总社长陈耀伦叩头，请求栽培，陈耀伦提他为三排，他感到“恩同再造”。唐湘帆当荣经县长，带的卫队都是袍哥成员，别人叫他县长他还不高兴，总希望人家称他唐大爷。1938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政权设四川省会疏散区（包括成都、华阳、双流等七县)，警备司令李树骅虽然是95军直属旅旅长，但他同时又是遂宁县袍哥组织“永和公”的总社长，他本人也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李大爷或李舵把子，而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李旅长或李司令官。他自己常说，“我这司令官、旅长的名字，都没有我李大爷的名字吃得开”。可见，一方面袍哥组织在国民党党政军中势力极大；另一方面，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操纵袍哥组织，使之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动力量。
综上所述，四川土匪的大量产生，与军阀和袍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四川兵、匪、袍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军阀连年混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破产，农民大量失业，为土匪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后备源。
在防区制下，一般川军将领因为防区变化迅速，实力消长太快，便在他们拥有军队和地盘时，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经济政策，拼命地罗掘榨取，其主要形式是田赋附加和预征。所谓附加，是指在征收田赋时，附加各项杂税，而预征则是指当年预先征收以后若干年的田赋。当时关于四川田赋附加和预征的记载很多。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地方、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 26 种名目。而附加税额之沉重，更是骇人，到防区制末期，“有的竟达正供数十倍”。至于田赋预征，在各防区都很普遍。据《名山县新志》记载，刘成勋部刘国孝师驻防各山两年，“征粮七次，除额征两年外，预征者五次，从十五年征至二十一年”。杨森的20军，1934年在其防区内“开征四十六年粮税，每石征粮计洋五十元，另加'剿赤’补助费十五元”。在刘湘的防区内，“每种一斗田，除纳正税六元外，另征军费三十元，附加税二十元，临时派款十元，烟亩捐六元二角,团费六元伍角，共七十元左右。而各区乡镇及保甲，亦从而乘机剥削，挨次附加，有的一斗粮竟征至九十余元或百余元者”。“田颂尧的防区射洪县，一年竟征十四年之粮。邓锡侯的防区灌县,前年年底已征至民国六十一年。刘文辉防区亦每年征赋六次。刘湘防区表面上虽是一年四征，但事实上却是一月一次。去年四月，已征至五十八年，若再过五年，当可征至民国百年以上”。实际上，有些地方已经征到百年以上了。
除了田赋附加和预征外，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使当时的四川社会到了“行者逐处纳买路之钱，居者不时缴新纳之税”的地步。据《四川工商社会苛捐杂税概录》…书所载《四川各县初期杂捐表》中所列，捐税名日有101项，盐烟糖酒自不待言，连农民穿鞋进城也有“草鞋捐”，打赤脚又有“赤脚捐”，就连上厕所也要收“茅厕捐”。总之，无货不税，无物不捐。甚至敲门而入，强行索款，称为“打门捐”。1932年南江县长宣称，“杀人可恕，欠款难容”。军阀、官僚和地主，对拖欠税款的穷人，动辄捆、打、吊、押，无所不用其极。
战火绵延，完全摧毁了农民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战争愈是频繁，水旱灾害对民众造成的威胁和破坏就愈大。因为战争期间，斩伐林木，填塞沟渠，挪用治河公款，这些防御水旱的条件既已毁坏无余，天气变劣的时候，便演成摧毁农村吞灭农民的无穷灾祸。如1923年夏，川西各属大水灾，广汉、什邡、新繁、新都、金堂、崇庆、郫县、温江、双流、新津、安县等县，受灾均极重大，各县“淹人民以数千计，淹没田地多达数千亩，淹坏禾苗豆梁房舍无算。发现之尸，有子尚负其父，母尚抱其子者，手牢不可开，多并置一棺，合计大小河捞获之尸，已达三万余，尚有继续发现者，诚可谓浩劫也”。而这次水灾之所以肆虐如此，就是因为“水利知事不得其人，堰费又为军队提取”，以致泯江之都江、暮颐、通济各堰，均未及时修理。
四川水旱雹蝗并作的年份，也间有发生。1934年，川省遭受水灾的区域达31县，此外还有风雹蝗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灾情惨重的地方如邻水县在几天之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的人竟有3000余，向外逃荒者在千户以上，田地荒芜，无人耕种。1936年时，四川全省有148个县，受灾县份竟达125个，受灾面积之广，人数之多，向所罕见。
军阀们不但毁坏防御天灾的条件，有时甚至直接制造灾祸。据1933年9月《申报》记载：“刘文辉部十七日占崇宁，黄隐部退集灌县，决堰死守，沿河十余县，泛滥成灾，禾稼淹没，农事堪虞”,“十九日二次下令总攻邓军，灌县金马城青红树，战事均烈，刘强渡未逞，令将都江堰掘毁，减少昆河水势，但外河水涨，沿河各县均受水灾”。战争与灾荒，与年俱增，使得四川农民生活每况愈下，以至于完全断绝生计，造成四川城乡经济破产并产生大量的失业人群。失业人群不但为军阀提供了兵源，也为土匪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例如四川西北地区，“为冻馁所迫之饥民，加入土匪群中，日甚一日。虽西北二十余县目下不在战区以内，匪焰之甚，拉人索财，抢掠焚烧，各县人民几无宁息之日”。
（2）四川军阀对待土匪的政策措施，实际上是造匪、养匪、纵匪。
针对遍地土匪，四川军阀一般都采取以抚为主的方针，各大小军阀鲜有不滥招匪队者。护国战争时，杨森任泸州清乡司令,招抚了永宁关子久、王风岗两股土匪，后来成为他的基本力量。①刘斌为了将队伍凑成师，把灌县大袍哥申户藩、新都匪首胡厨子、双流袍哥大爷彭某某等都一一收纳，委以名义。后来又在绵阳、罗江、广没一带收编了乔德寿一支袍哥土匪队伍，编为独立旅。②其他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而且，不但一般军阀滥招匪队扩充实力，就是革命党人起事如护国、护法诸役，也多招集袍哥土匪队伍以张声势。
各著名匪股差不多都被编制成军，如第5师之骑兵团长喻翔（绰号老磨）、独立团长何鼎臣、石青阳所部之汤子沐（谟）、颜德基部之郑启和、殷老和尚等，“皆川东南北之著名之匪也”。即如号称司令之颜德基，其初在川东骚扰时，亦不免有股匪之名;而当时驻扎万县，堂堂皇皇之援鄂中路司令杨春芳，其初亦是下川南之巨匪；又如援鄂副司令卢师谛所部多属长宁叙永一带招募匪徒而成（如赵蚊子匪股、李摩摩匪股、“俄枪老跳”匪股等）；重庆镇守使余际唐所部之江防军，则多招募璧山、铜梁等处匪徒及叙永古宋匪股而成；援鄂支队长方化南所部，多招募大足一带匪徒而成。这些部队，土匪成分占了绝大多数。其他旧川军及正规靖国军中亦多有匪徒掺和。旧川军如刘成勋所部汉军统领王利宾部、刘湘下属之邱怀玉部，“皆以匪队编成者也”③。有些匪首甚至成了队伍中的高级将领，如范绍增做了师长（抗战时升为88军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凤藻当了旅长，乔德寿当了旅长，杨春芳也做了师长，等等。
军阀中招抚土匪最出名的是刘存厚。1920年，刘存厚在由陕回川之初，大肆收编团队匪棚，尽量扩充部队。他委任路司令、师长、旅长等多人，“各树一帜，遍布城乡，兵匪不分，秩序混乱，人民不堪其扰”。刘存厚并不是这时才开始滥招匪棚的，还在1918年败退入陕之前，所部即大量收编土匪队伍成军，招致各界舆论的攻讦。当他驻广元时，收编李布客匪股，刘存厚强迫广元人民将所有的团枪交给李匪，编为独立营，营部设在县政府，县长黄筠，别号月峰，与李匪狼狈为奸，“竟在广元城内绑票拉肥，向人民勒索现金。……当时广元城区是随时拉夫、拉兵、拉肥、掠款、夺粮，搞得家家关门，人人自危”2。由于刘存厚的军队中土匪成分比例太大，比起其他军阀部队来，作战能力更差，因而刘部在四川军阀中也是最早败绩的。
（3）兵、匪、袍结成一体，是军阀时代四川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兵、匪、袍一体首先表现在军队与土匪之间采取结拜通袍的形式相勾结，如当时驻防金堂的川军团长许达权就曾与匪霸赖金廷结为兄弟，以求达到联络声势，互相支援的目的。其次表现在军队大量收编袍哥土匪队伍和军队本身的匪化，关于军阀滥招匪队，已如前文所述，这里谈谈军队匪化问题。
军队匪化的原因，首先在于军队中被招抚的土匪占很大比例，加上许多官佐都是匪首出身，因而军纪废弛，士兵行为等同土匪。如1923年间，成都驻军的盗匪行径层出不穷。某日，北门外有招安匪兵抢劫行人银钱，行人向巡警投诉，该兵竟将巡警击毙。在倒石桥地方，有三名妇女路过，被匪兵数名拉至某庙后，先将银钱首饰劫夺，继乃轮奸，其最惨者衣裤不留，加之鞭打，妇女等饮泣藏匿，候至深夜，始觅得稻草遮身逃回。又西门外夫妇二人方入睡，忽有匪兵五六人闯入，先劫取衣物，并将该妇奸辱而去。“据调查，成都附郭一带被匪兵奸污之妇女在二百六七十人以上。被杀害之良民在三百以上”。军队匪化情形，在战争发生时更形严重。如广汉在历次战争期间，“四方各场驻军与溃军践踏沿途各处居民，无一家不被奸淫抢劫，损失财物甚巨”。再如1923年初，邓锡侯、陈国栋部在什邡县境溃败，“溃军过境，疲敝之兵，多伙聚于匪以安身，所荷枪弹亦皆接济于匪，兵匪啸聚，蔓延于全县各区，抢劫不分昼夜，掳掠不分男女。鼓楼街近在城下，三月初四已劫掳一百余家，而较远之区则可想见矣。其妇女之拉去被奸污，或估迫成婚而不得其踪迹者，不知凡几，更有逼毙于匪巢，犹索银以赎尸”。因此，当时人民之对于兵和匪，都是深恶痛绝而恐惧不安的。
军队匪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军队中也存在着剥削，中上级军官克扣下级军饷之事极为普遍，同时，为了使士兵有所补偿，便任由士兵在营外为非作歹。当时有记载说，“军中官佐皆只食饭，不能领薪水，盖在各地搜刮之款项，均为师旅团营长充入私囊，下级官佐及士兵不能分润，于是狡猾者遇事生风，以剥削人民。……故驻兵之处，即多匪之处”。当时的匪兵邹善成后来在回忆中也说：“那时的军队，无饷无粮，几乎全靠搂抢维持生活。……因为队伍不关饷，弟兄伙又要烧烟，有的还要供家养口,'长官’没法管，于是上上下下，都搞这个'台子’。面子上说查出抢人要枪毙，事实上是鬼哄鬼，从不追究，我每次做了'生意’，送点给我们的连长，连长也欢喜，我的胆子就愈来愈大,缺钱用的时候，几个兄弟伙便出去走动走动，每次走动总有一些收获。”又说：“我在吴克仇部挂个营长的名，插杆旗子，表面是军队，暗地还是搞土匪的勾当。实际上，兵就是匪，匪就是兵。”所以当时人们把军阀部队称为“匪军”，把军阀统率的士兵称为“匪兵”，是恰如其分的。
由此可见，兵、匪、袍融为一体是四川军阀战争的基础，也是四川军阀统治的一个特征。
资料来源:
《民国时期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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