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就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应为徐渭的看法；遗憾的是，这一见解却是建立在一个似乎不可思议的有关姓名的大误解之上1。
因此，随着误解被点破，旧「徐渭说」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被弃若敝屣，无人理睬。
但是，人们没有想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存在巧合，人文科学的研究同样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将无数的蛛丝马迹归到一起，应该承认，那位英国汉学家的确撞着了《金瓶梅》作者的秘密。
第一，廿公跋署名暗示作者姓「徐」。
词话本卷首跋的署名为「廿公」，「廿公」的对应词是「廿女」。
廿女，据清吴翌《逊志堂杂钞》甲集引〈兼明书〉载：「吴王之女名二十，故吴人呼二十为念。」
廿女既可指吴国公主，那么，廿公可解为吴国公子；古代吴国的最著名公子乃春秋时的季札。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背）吾心哉！」
季札悼徐君，即吴国公子悼徐君，即廿公悼徐君。此跋署名寓悼徐君意，暗示《金瓶梅》作者当姓徐。
第二，小说所安排的唯一的历史见证性人物，所虚构的唯一的正面官员都姓徐，也暗示作者姓「徐」。
从第三十回西门庆生子加官，到第八十回西门庆出丧，在小说主体部分，活跃着「阴阳徐先生」这一人物：西门庆两次升官，由他选择衙门到任的日期；
西门庆上坟光宗耀祖，由他看风水，复位坟门方向；爱子官哥儿，爱妾李瓶儿，直至西门庆自己的死，全由他批黑书，破土，定大殓和出丧的日期。
徐先生成了西门府鼎盛至衰亡时期一切重大活动的冷静参与者与历史见证人。
和全书绝大多数人物不同，徐先生在小说中除了履行事件目击者的职责，没有个人品性善恶的任何表现。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性人物，无疑，他是作者客观视点的自况。
全书正面官员有两个，一即前半部中的曾孝序，此人《宋史‧忠义传八》有传，非作者故设；
一即后半部中的浙江「严州府知府徐封」。此人不贪财徇私，不胡涂断案，不官官相护，与蔡御史、宋巡按、西门提刑等一大批贪官、昏官、恶官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虚构这个人物，显然寄托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都姓徐，这一设计不寻常。
《逊志堂杂钞》书封
第三，故事背景改在清河县，暗示作者籍贯为「山阴」，名字与「清」「渭」等字相关。
《水浒》中武大从清河县搬来阳谷县，相关故事遂发生在阳谷县；《金瓶梅》则改为武大从阳谷县搬来清河县，全书故事都围绕清河县展开。
至于清河县的上一级行政区划，作者有一明一暗两种安排：
明里，如第一回所写，武松在清河县打虎，「传得东平一府两县，都轰动了」，清河县的上级行政区划是东平府；
暗里，如第二十八回所写贺金从清河县提刑升淮安府提刑，第一百回所写韩爱姐逃难「出离了清河县」，「将到淮安上船」等暗示，清河县又隶属于淮安府。
明里的用意在照顾《水浒》原有的故事基础，暗里更有特殊目的在。
据《明史‧地理志》，明代淮安府辖九县二州，首县山阳县治即府治。「阳」很容易使人想到「阴」，「山阳」关联着「山阴」，山阴乃绍兴府首县，县治亦即府治。
由此可见，故事背景改在清河县，目的在于带出淮安府，带出淮安府，也就带出山阳县，山阳县遥遥影射山阴县，此当即作者籍贯。同时，清河又即清水，清水即渭。
《诗经‧谷风》：「泾以渭浊。」
朱熹注：「泾浊渭清，然泾未属渭之时，虽浊而未甚见；由二水既合，而清浊益分。」
小说第九十二回特地点明徐封，「系陕西临洮府人氏」。
临洮府为渭水发源地，境内并有清源河，在渭源县东南流入渭水。可见作者对「清」「渭」二字情有独钟。
《徐文长三集》卷二十六〈自为墓志铭〉：「初字文清。」卷四〈休宁范君灿诗〉：「流水孰可堤，趋渭舍河浊。」
另外，卷十一有〈山阳歌，醉中赠鲁君二首〉，从诗意来看，徐渭到过淮安府山阳县。
《徐文长逸稿》卷十四有〈代宾峰石先生应召序〉，内云：「当丙子冬，乡同年永嘉蒋君某者，道病，至清河，既委顿，往投知清河者石公。余与六人计偕者过清河，……又未几，而某亦承乏山阴。」可见徐渭还曾有友人任职山阳。
第四，「兰陵」隐指「绍兴」，「明贤里」隐指「浙东」。
词话本卷首欣欣子序与弄珠客序的署名不同，前者无年代，亦无乡贯，只有一个模糊的「明贤里之轩」；后者则年代、乡贯俱全。
廿公跋更不同，除了「廿公书」三字，干脆什么也没有。如果说，弄珠客序即词话本刊刻者所制；那么，欣欣子序、廿公跋当出作者之手，笑笑生、欣欣子、廿公均作者自名，兰陵、明贤里亦作者乡贯自道。
不过，作者既要藏名遁迹，名不实指，乡贯亦绝非实书。因此，以往的研究者按一般思维定势，把「兰陵」直接当作作者乡贯之称，又各按所需地指认为有「古兰陵」「南兰陵」或「侨兰陵」之称的某地，其实均误。
「兰陵」二字应该拆开理解才对。
「兰」即兰亭，在绍兴府城西南二十七里，为越王勾践种兰和王羲之永和雅集之所，系越文化文采风流一面的最好象征。
「陵」指大禹陵，在绍兴府城东南十五里会稽山下，为「禹巡守江南，上苗山，会计诸侯，死而葬焉」之地，象征着越文化重视事功、刚健有为的一面；或指南宋高、孝、光、宁、理、度六帝陵，在府城东南二十五里宝山（又名攒宫山）。
六陵在元初被西僧杨琏真伽破棺毁骨、盗掘一空，元以后成为国家灭亡和民族耻辱的象征，为卧薪尝胆的越文化增加了一个含垢忍耻的层面。
一亭二陵包举了越文化的主要内涵，实可视为绍兴的标志，故用「兰」「陵」二字隐指绍兴，十分自然。
徐渭主编的《万历会稽县志》，对此三景关注颇多；《徐文长三集》《徐文长逸稿》《徐文长佚草》（以下分别称《三集》《逸稿》《佚草》）中直接涉及此三景的作品更是不少。
「明贤里」则可拆为「明代集贤里」。
《逸稿》卷十五有〈少保公五十寿篇〉，系徐渭作幕浙江总督胡宗宪时为其所写寿文。寿文称：
渭常观郭汾阳王，当唐天宝中，值天下多事，遂以朔方镇一军，收东、西都，还以两乘舆于蜀、陕。……次则有如裴晋公，其威誉德业，不减汾阳，而身所享食者亦大略相等。然晋公起文科，故所致多名士。
史称其居集贤里，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达昼夜相欢。而留守东都时，亦辟皇甫湜为判官。
以渭所见，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仓猝，取名酋数十辈于虎穴中，还三吴若浙、闽数千里地于将去之际，使自东以南，诸番夷胁息不敢西望，其勋业颇有类于汾阳。
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加秩，以成茂功，又与晋公以御史中丞视师淮、蔡，其后加侍郎平章招讨，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而横戈破阵，为下论道，握寸毫以斫文士之锋于杯酒晏笑之间，磊磊然燕居集贤留守东都之风烈，抑不知汾阳于此为何如也！
……渭小子，叨载笔之列，在拜伏末行，使居易、禹锡、湜等处其间，上晋公寿，必有弘词以章厥美，而渭浅劣不能也。
将胡宗宪比为唐代名将郭子仪，更比为名相裴度，将其提携文士周旋浙东（胡作为御倭总督主要活动地是浙东），比为裴度之唱和集贤里。如此一来，徐渭自己也就成了集贤里中人。
《徐文长逸稿》影印本
第五，「笑笑生」的着落与「廿公」的第二重由来。
徐渭常以「一笑」为行文作书的打趣语，两个「一笑」连用即成「笑笑」；又喜用像声词「呵呵」，「呵呵」亦即「笑笑」。
例如，《逸稿》卷二十一〈答张太史〉结尾「一笑」，〈简友人〉结尾「呵呵」，《佚草》卷二〈题昆仑奴杂剧后〉之一结尾「一笑，一笑」，卷四〈复李令公〉之一结尾「公定都发一笑」，〈致李长公〉之一结尾「一笑」，〈答某馈鱼〉结尾「呵呵」。
要之，徐渭一生怆悲，故最好用笑来排解。《梦园书画录》卷十二载其〈头陀趺坐〉诗跋云：
人世难逢开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耳。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笑者。譬如到极没摆布处，只以一笑付之，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
抑闻山中有草，四时常笑，世人学此，觉陆士龙之顾影大笑，犹是勉强做作，及不得这个和尚终日呵呵，才是天下第一笑品。
「生」本指「生员」，实指「天池生」。
徐渭以生员终身，又自号天池道人，故人以「天池生」称之，如澄道人〈四声猿引〉〈四声猿跋〉，袁宏道〈徐文长传〉皆如此。
此「生」亦与「绍兴老儒」之「老儒」相合，均指没有功名之人。「廿公」还有第二重由来：「徐」「渭」二字各含一「十」，二「十」即「廿」。
第一，前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已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
徐渭是绍兴人。
第二，前文〈佛、道教描写：有关《金瓶梅》成书时代的新启示〉，已证明小说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创作过程相当漫长，约在万历十七年稍后定稿，作者当是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对道教的态度始终是否定，对佛教的态度则经历了从满怀敌意到相当友好的转变。
据诸史记载，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而主要事迹，如痛失爱侣、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等等，都发生在嘉靖朝，且多半与嘉靖末朝政密切相关；同时，徐渭一生对佛教，恰经历了一个由厌弃到亲善的态度转变过程。
厌弃，表现在实际生活中，也体现于剧作。前一方面的例子如，他在受重于胡宗宪时，曾「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袁宏道〈徐文长传〉）；
后一方面的例子，《玉禅师》中的玉通和尚，道行虽高，一旦毁于红颜，《歌代啸》中的李和尚是彻头彻尾的淫棍，张和尚又是财迷心窍。这是早年的态度。晚年不同了。
《逸稿》卷二十一〈答钱刑部公书〉「渭疑佛谤经，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绝无也。恃爱一明此心。」：据目录学家考证，徐渭晚年亲手抄写了多部《金刚经》2。
另外，徐渭襁褓失父，多赖长兄徐淮看养长大；但徐淮迷于炼丹，徐渭成年不久他即服药而亡。这对徐渭当然是个不小的情感打击。
《金瓶梅》对道教始终持否定态度，也可由此找到说明。
《徐文长传》
第三，前文〈小说家之外：《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已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数据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
徐渭是戏曲学者，有《选古今南北剧》和《南词叙录》，分别为杂剧选集和南戏研究专著。
以小说直接或间接写到的南戏作品来说，其中绝大部分，如《赵氏孤儿》《王祥卧冰》《杀狗劝夫》《王月英元夜留鞋记》《裴度还带记》《张许双忠记》《玉箫两世姻缘记》《香囊记》《琵琶记》《南西厢记》《丽情四景》（小说作《四节记》），就均为《南词叙录》所录。顺便提到一个问题。
小说写到其作品的明代戏曲家已知有李日华、邵文明、姚茂良、沈采、李开先、刘东生等，其中，以李开先的《宝剑记》被整段抄引最多。
有人遂据此认定小说的作者或写定者即李开先。其实，这一点恰恰成为「李开先」说的有力反证。
小说作者既要隐姓埋名，遁迹于世，又何必把自己几乎家喻户晓的作品整段抄引进来；那样做，不就等于为自己的「著作权」做了广告？徐渭是明代一流戏曲作家，有《四声猿》和《歌代啸》等杂剧作品。
徐渭是大画家，诸画史著作归入明末吴派文人画家之列。前文还提到《金瓶梅》在小说技巧上，既借用了传统绘画的白描技法，又接受了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西洋绘画的影响。
徐渭就喜好白描绘画，《三集》卷二十一有〈白描观音大士赞〉；至于徐渭与西方传教士的密切接触，徐朔方先生已言之甚详3。
徐渭一生的主要「职业」就是幕客。据诸史传，他37 至42 岁作幕浙江总督胡宗宪，43 至44 岁应大学士李春芳招，56 至57 岁赴宣大巡抚吴兑幕，60 岁又寄馆于翰林院编修张元忭宅。
前文还提到《金瓶梅》作者兼擅各种应用性文体，其中，尤长于醮词和奏章。
徐渭就最长于此二体。他代胡宗宪写〈进白鹿表〉，「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陶望龄〈徐文长传〉）。
胡宗宪被逮以后，「上方崇祷事，急青词，当国者谓文长能当上意，聘致之」（沈德潜《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田可见徐渭擅写醮词是朝野闻名的。《三集》卷二十九即有〈鲍府君醮科〉醮词。
至于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各种应用文体，《三集》等书中也都有极其出色的篇章。
第四，前文〈民族主义：《金瓶梅》作者的隐微情怀〉，已指出小说添设了《水浒》所没有的民族危亡的时代大背景，作者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及与此相关的生活阅历；
同时，尤其是在小说尾部，作者又有不歧视少数民族，渴望以民族共处来取代相互征伐的独特的民族主义胸怀和深远的民族主义眼光。
徐渭的一些诗作流露的民族危亡意识可与小说相表里。例如，《三集》卷六〈春日过宋诸陵三首〉之一：「槁葬未须怜，生时已播迁。……回看陇头树，似接汴京烟。」
由南宋诸帝尸骨经元人杨琏真伽毁陵以后被草草掩埋，联想到北、南宋之交诸帝被金人所逼播迁，再上推至当年北宋京城汴梁的烟云繁华，寄托了民族危亡的深沉反思。
《金瓶梅》的情节正结束于北宋末二帝播迁、汴京烟散的大逃亡。徐渭长于武韬，为胡宗宪所倚重。
他「好奇计，谭（袁宏道〈徐文长传〉）。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直）、徐（海）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
《三集》卷十六〈拟上督府书〉，即计破岑港倭寇的方略。拙文还提到小说中黄真人炼度荐亡，首先荐拔的是报效国家的阵亡将士。
上书卷二十八有〈代祭阵亡吏士文〉，即为岑港一役而作。前文又提到作者应当熟悉辽东边塞军情和风物。
徐渭万历四年、九年两游北塞，结交辽东名将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后又让子徐枳投奔李如松，对包括辽东在内的整个北边军情均十分谙熟。
前文提到小说结尾在大逃亡图景之外，另行加置了「分为两朝，天下太平，人民复业」的安恬画面，将历史上金与南宋初期的拉锯式对峙，改造为女真族与汉族的和平共处，实际上表达了各民族和平共存，共谋繁荣的愿望。
这幅画面乃是徐渭北塞之行所见画面的变相移植，也是徐渭此行后产生的愿望。
当时，由于实现「通贡」，边廷在连年战争之后，终于赢来宝贵的和平，汉、蒙人民贸易往来，一片和平景象。徐渭目睹之下，心情十分舒畅，写下不少轻快之作。
如《三集》卷十一〈上谷歌〉之一：
昨向居庸剑戟过，今朝流水是洋河。无数黄旗呵过客，有时青草站鸣驼。
〈胡市〉：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学棋嫌尽杀，大家和局免输赢。
〈上谷边词〉之一：
胡儿牧住龙门湾，胡妇烹羊劝客餐。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落日过河滩。
〈边词廿六首〉之一：
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
「大家和局免输赢」一句体现了徐渭汉、蒙和平共处的主张。《逸稿》卷十四〈赠雷总兵序〉亦云：「近日边陲之事，大约识时务者利抚和，而恃能战者好言杀。」
这与他早年主张抗击俺答进攻和投身抗倭实际并不矛盾，目的都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的福祉4。
《徐文长全集》书影
第五，从语言的角度看，《金瓶梅》无疑是一座方言俗语的宝库，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嗜好。
徐渭是方言俗语的爱好者、搜集者和熟练使用者。据载，徐渭天才早熟，「九岁能属文，年十余仿扬雄〈解嘲〉作〈释毁〉」（陶望龄〈徐文长传〉）。
扬雄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自觉的方言学者，所著《方言》收集秦汉方言语料极为丰富，为治方言学的必读书，徐渭十余岁就可仿其〈解嘲〉作〈释毁〉，可见他对扬雄作品接触之早、掌握之透。
《三集》卷七〈涵叔往常州，索诗当饯〉跋即云「倩见扬雄《方言》」。《南词叙录》中收入方言俗语数十条，数量尽管不多，但已占了总体篇幅的三分之一。
《佚草》卷二〈题昆仑奴杂剧后〉，要求杂剧创作「越俗越家常」「越俗越雅」，所作《四声猿》《歌代啸》就体现了这一特色，被人誉为「一一本地风光，似欲直问王、关之鼎」（袁宏道〈歌代啸序〉）。
其中，《四声猿》之《玉禅师》《雌木兰》，像《金瓶梅》一样，人物的说话声口也是北方方言的。同卷〈题评阅北西厢〉又云：
「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本古本……于典故不大注释，所注者正在方言、调侃语、伶坊中语、拆白道字与俚雅相杂讪笑、冷语入奥而难解者。」
《金瓶梅》中的方言俗语亦可分为这几类。
第六，《金瓶梅》中除了有绍兴方言、山东方言，还有北京方言，如「挝挠」「胡博词」「歪剌骨」等5；有苏州方言，如「顶缸」「海东青」「人事」等6；
有山西方言，如「和番」「拾掇」「杂合」等7；甚至还可找到福建方言、广东方言等，说明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的生活经验。同时，《金瓶梅》有相当多的笔墨用在了高层官场活动的描写，很多场面非亲历者写不出。
徐渭有以上各方言区的生活经历和高层官场经历。他长于绍兴府城；就婚于岳父广东阳江任上；为幕期间随幕主辗转东南，足涉南京、浙江、安徽、福建各地；六载牢役之后，再饮于吴，游于南京，「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袁宏道〈徐文长传〉）。
徐渭中年所依之胡宗宪，以平倭之功和交结赵文华、勾通严嵩，从右佥都御史累升至太子太保，威焰炽于东南，徐渭极受他的礼遇和倚重，凡有重大迎送活动皆得以厕身其间；
晚年所近之张元忭，状元及第，授编修，升左谕直经筵，堪称「日亲龙颜」，他对徐渭有救命之恩，徐渭出狱后不久又将之招至京城。
此外，徐渭还与乡人吏部侍郎诸大绶、刑部侍郎陶承学、太仆卿商廷试、宣大巡抚吴兑及名将李成梁父子等等，均有密切交往。徐渭本人虽非大官，毫无疑问却是大官场中人。
如此一来，他能写出小说中「宋御史结豪请六黄」「群僚庭参朱太尉」「提刑官引奏朝仪」等大场面，也就不足奇怪。
事实上，徐渭在居留京城期间写下的一些描绘大朝气象的诗作，如《三集》卷七之〈重修干清宫成，迎慈圣再御〉〈驾归自阅，群望于衢，恭赋〉，卷八之〈观浴象〉与小说第七十一回的描写就极相仿佛。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第七，徐渭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
《三集》卷十六〈答人问参同〉，自道所作〈参同契注〉署名「阜阜冬冬……秦田水月」的真相云：
「阜阜冬冬」数句非紧要语也，缘其分注此书，终于隆庆之三年十月……「隆」之左旁为「阜」，其下为「缶」，「缶」音同「阜」，是为「阜阜」也；
「隆」之首「文」，为有上而无下之「冬」，庆之脚「文」，亦为有上而无下之「冬」，是为「冬冬」也……「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秦」首三画，以「徐」旁三画「彳」准之，则「徐」字也……初某注此书，不欲章（彰）己之名，而又不欲尽没其迹，故为此隐诀。
最后一句，不也就是《金瓶梅》作者幻设「兰陵」「笑笑生」「廿公」诸谜的用心吗？《三集》卷十六〈与马策之〉云：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橱）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健，当与吾子读之也。
从「发白齿摇」的情形来看，此信当作于万历八年北上途中。马策之，同书卷七诗题〈马策之奉母住风凰山下之水楼〉。
《嘉庆山阴县志》卷三载：「凤凰山在县西六十五里。」
是什么样的书，不放在绍兴城里自己宅中，却要放到偏远的朋友家去；交给朋友又不让朋友翻看，只能等自己回来才让他一道欣赏；远行数千里尚放心不下，又特地作书叮嘱妥为保管？一般公开刊刻行世的书何须如此啰嗦！
很明显，这只能是不便见人的未刊书稿。
此稿需用橱装，可见规模宏大，那么，它到底是一部大书稿呢，还是若干篇小书稿的集合？《三集》卷十一又有〈卌年〉诗：
卌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哭既不回知久绝。请将一物付秦灰。
诗下并有自注：
吾欲尽焚旧草，故作此诗，一友止之，遂止。相知者是姓唐人。
「付秦灰」的当然只能是书，「一物」即一书；此书须「尽」焚，当然又只能是大书；「草」又即稿。合而观之，徐渭晚年身边有一部大书稿已明。再看此诗的写作年代。
《嘉庆山阴县志》
《畸谱‧纪知》中的唐姓人物只有武进唐顺之。
《三集》卷四〈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至柯亭而别，赋此〉，题下自注：
「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射于越圃……彭山、龙溪两老师为之地主。荆公为两师言，自宗师薛公所见渭文，因招渭。渭过从之始也。」
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据此徐渭与唐顺之的知己之交始于嘉靖三十一年。40 年后为万历二十年，此即《卌年》一诗的写作时间。
由此可知，从万历八年到万历二十年（去世前一年），徐渭身边一直保存着一部规模宏大的书稿。又，唐顺之于嘉靖三十七年，以兵部郎中视师浙江，与胡宗宪协谋剿倭，徐渭恰在同年入胡宗宪幕。
他们在一起参赞军机，吟咏词章，至嘉靖三十九年唐顺之卒，在一起相处了两年。《逸稿》卷四〈咏冰灯〉题下自注「荆川公韵二首」，可见即奉和唐顺之之作。
这段时间，徐渭从这位当代诗文大家获得的激赏，无疑是他落泊一生中最足珍贵的慰藉之一。
故徐渭临终着《畸谱》，将之列入知类，复列入师类，并笔凝感激地回忆：「唐先生顺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喷，甚至有不可以自鸣者。」
徐渭怀念唐顺之之际，要焚烧这部书稿，原因当在于知音不再、无人可赏它罢了。
同时有可能唐顺之与它的酝酿或草创还有直接关系；二人交往的时期，乃是嘉靖国事日非，严嵩为祸日烈的时期，二人对此或有同感，要借文字有所影射。
如此，则它的存在或者形成经过，绵延了嘉、隆、万三朝；它的不便见人的锋芒所向，即嘉靖末的朝政。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书稿就是《金瓶梅》。《逸稿》卷八〈画插瓶梅送人〉：
苦无竹叶倾三斝，聊取梅花插一梢。冰碎古瓶何太酷，顿数人弃汝州窑。
诗的主要意象与《金瓶梅》的小说名非常接近。它很可看作《金瓶梅》作者对身后书稿将流落无归的悲观预言。
在作了以上的推测之后，还有重要的三点必须补充。
第一，徐渭称过《水浒传》为词话。《逸稿》卷四〈吕布宅〉自注：
「布妻，诸史及与布相关者诸人之传并无姓，又安得有貂蝉之名？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
在明代文人中，找不到第二条语料如此称呼《水浒传》。《水浒传》既可称为词话，嫁接其上的《金瓶梅》自然也可称为词话。因此，《金瓶梅词话》当出徐渭自命。
第二，徐渭有喜阅小说的爱好。
《佚草》卷四〈与萧先生〉：「旧于郎君处假小说九本，兼奉归之。」
《金瓶梅》有不少局部情节抄自其他小说，于此可找到说明。
第三，徐渭本来就是小说创作的行家里手。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谭正璧等《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万历武林刊《唐传演义》，题「徐文长先生评」；《舶载书目》所著录《绣像英烈传》，题「稽山徐渭文长甫编」；
北京图书馆所藏万历刊和清刊《英烈传》，亦均题「稽山徐渭文长甫编」，后者并有东山主人序；同馆另藏万历武林刊《隋唐演义》，有徐渭序，并题「徐文长先生批评」。
武林即杭州，东山在会稽，均为绍兴山阴紧邻，「评」也好，「编」也罢，都说明徐渭确是小说创作的行家里手。
本文作者 · 潘承玉 教授
注 释：
1 周钧韬〈《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考略〉，收入《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2 严宝善《贩书经眼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年），页218-219。
3 徐朔方〈徐渭笔下的西方传教士〉，《文学遗产》，1988 年第5 期。
4 徐仑《徐文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页146-149。
5 沈德符对后二词有考，见《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页650-651。
6 清胡文英对此三词有考，见《吴下方言考》卷一、卷四、卷八，苏州：乾隆二十五年。
7 马永胜等〈《金瓶梅》中的雁北方言〉，《金瓶梅研究》，第5 辑（1994 年）。
文章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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