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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工程的移民动迁和安置(黄永贵)

葛洲坝工程复工以后,为充实移民工作班子,我有幸来到宜昌地区三三○移民办公室工作。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宏伟的葛洲坝工程早已全部竣工,电厂发出的强大电流正有效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工程抬高的水位,使部分川江航道天堑变为通途,实令人雀跃。然而在感奋之余,不禁联想到当年为保证葛洲坝工程顺利进行而从事的库区移民工作的往事。我想这对正在上马的三峡工程不无裨益。

移民概说

自1970年12月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后,移民的动迁和安置工作便提到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按照工程设计要求,库区正常蓄水位为66米,水库面积79.32平方里,其淹没地区涉及湖北省的宜昌市和宜昌、秭归、巴东三县,受淹耕地达1.32万多亩,需要动迁人口为2.85万多人,其中农业人口约占70%。淹没的主要范围在宜昌地区。

为适应工程施工需要,做好移民工作,1971年6月初,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便成立了地区移民办公室。是年8月又成立三三○移民领导小组。次年2月改地区移民办公室为三三 O 移民办公室。1975年初,葛洲坝主体工程复工,移民机构随之充实。到1977年5月,宜昌地区革委会重新调整了三三 O 移民领导小组成员,确定移民办公室与地区民政局合署办公。之后又几经变迁,于1984年4月宜昌地委和行署遵照《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批复》的精神,才又重新设置宜昌地区移民办公室,1992年改名为宜昌市移民局。

当时移民办公室主要任务是:按照葛洲坝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动员和组织移民如期迁出施工区和水库区,并负责对移民的生产生活进行安置,帮助他们早日重建家园。在移民方式上,规划确定为两种:一是外迁枝江,这一工作于1973年至1974年进行了外迁试点,迁出一批秭归县的移民,就业门路以粮棉油生产为主;一是内安,即将宜昌县移民安置在本县的鸦鹊岭等地,就业门路主要是发展柑橘生产,辅之以加工、运输和二、三产业。这样便可将秭归、宜昌两县移民全部消化。之后,又改变了原规划,两县基本上采取了就地后靠的办法。到1980年底,淹没线以下的移民全部迁出了库区。1979年至1983年的五年间,宜昌地区二县迁出移民7387人,其中宜昌县4271人,秭归县3116人。从而保证了大江的按时截流。

按照移民补偿政策,以'人头'为依据,当时人均补偿标准为650元。这笔费用包括移民建房补助、搬迁运输、生产救济等项。其后水电部鉴于物价上涨的因素,将标准调整到1142.5元。1978年至1984年的七年间,资金投放总数为3746.32万元,其中宜昌县1611.45万元,秭归县2036.37万元。另外,还拨支枝江县云盘湖试点移民经费194.52万元,云盘湖围垦经费263万元,宜昌县石桥电动排灌站经费120万元,宜昌县小溪塔防护工程经费500万元。

10余年来,宜昌地区移民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为葛洲坝工程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移民前奏

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酝酿有日,及至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四天之后即12月30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风尘仆仆从武汉赶到宜昌,在葛洲坝坝址绵羊洞沙滩10万人大会上,宣布葛洲坝工程正式动工。随后他又专门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宜昌地区广大移民顾全大局,克服困难,支援葛洲坝工程,确保该工程在1973年截流发电。会议一结束,宜昌地、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和各级负责人便全力以赴,进行施工区的移民工作。他们分别召集干部和群众大会,反复宣传兴建葛洲坝工程的伟大意义,学习毛主席关于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批示,教育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广大移民表示服从大局,到安置区去艰苦创业,重建家园。

就在大会前的两个月即1970年10月,工程施工队伍就已进场。施工区周围的移民首当其冲。宜昌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及县直属机关,他们不讲条件,不讲价钱,率先搬迁,仅用46天的时间,由宜昌市区迁出,至小溪塔镇重建新县城。市郊西坝的32户社员,160余人于一周内也全部迁出。这首批移民分别被安置在伍家和窑湾公社以及江南的十里红。接着1971年元月,位于东湖公社的中共宜昌地委党校、湖北宜昌二中、宜昌县高中、医院等单位也争先恐后,夜以继日,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迁出了施工区。同月,西坝公社(葛洲坝、西坝)的建设、幸福、和平大队和红光豆芽队、农科所等也从施工区迁出。当时施工区的干部群众犹如战争年代支前那样,支援工程建设的情景实在感人。截至这年3月,西坝、东湖两公社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共给葛洲坝工程局让出土地1440亩,从而保证了大围堰和开挖工程的用地。到1979年,葛洲坝第一期工程施工在宜昌市郊区共占用土地5300余亩,搬迁社员990余户、4000余人。

外迁枝江

为做好水库区的移民工作,1971年3月,宜昌地区和宜昌市、宜昌、秭归两县的民政部门会同三三○工程指挥部勘测设计团,对葛洲坝枢纽水库淹没情况进行了测量调查。调查结果:宜昌市和宜昌、秭归两县有12个区、36个公社、109个大队、329个生产队、9个集镇的全部或局部位于淹没线以下,需要搬迁2250户、2.2万余人,其中农业人口1.4万多人,城镇人口8000多人,淹没耕地1.3万多亩,林木21万多株。鉴于淹没范围多处在长江峡谷地区,土地条件较差,就地后靠人均难以达到一亩耕地等因素,并结合以后的三峡工程考虑,于是确定移民安置去向本着淹地还田的原则,除非农业人口就地后靠外,农村社员主要采取围垦和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办法。这些项目主要是:续建枝江县云盘湖围垦工程,可扩大垦荒面积2万亩,能接纳秭归县移民7500人;在宜昌县人少地多,但水源奇缺的石桥兴建电动排灌站,提高该地2万余亩耕地旱涝保收的能力,可安置宜昌县移民6000人。

1972年5月,枝江县云盘湖围垦工程指挥部和移民建房指挥部相继成立。同年10月,围垦指挥部从仙女、白洋、百里、新场四个区抽调民工9500人,移民建房指挥部从枝江和秭归两县抽调民工336人,汇聚云盘湖开始治湖、建房。第二年基本完成云盘湖围垦续建工程。1972年11月,宜昌县石桥电动排灌站也开始兴建,1975年3月竣工,修建库容42万立方米的水库一座,7850米长的引水渠3条,215米渡槽2座,宜昌至石桥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22公里。这些工程的建成,为库区移民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3年7月,库区移民外迁试点工作开始,首批由秭归县茅坪区庙河乡迁入枝江县云盘湖围垦区的计58户、240人;第二年8月至9月,秭归县的立志、八斗、民意、泄滩等地移民又分四批陆续迁往云盘湖;移民试点的人数计190户、920人。起初,这些秭归移民迁入枝江后,由原来在坡地上种玉米、柑橘转为在平原上种棉花,甚不适应。安置区政府对他们关怀备至,立即抽调一批思想、技术过硬的技术员,到各移民生产队进行具体示范和指导,直到移民完全掌握全套技术为止。由于这些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比移出前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故迁入的1160人无一人返迁。

6年后即1979年2月,秭归县城关镇的望江、周坪公社庙垭大队又迁往枝江云盘湖的移民有303人。同年6月,动迁结束。至此,秭归县共外迁移民1463人。由于移入区政府的重视,加上当时土地条件较好以及移民自身的努力,这批外迁枝江围垦区集中安置的秭归移民生产发展甚快,人均纯收入达600多元。所有移民新建的住宅,不仅超过原房的质量标准,而且人均扩大建房面积20%以上。相当一批移民户购置了高档家用电器。约有30%的农户还翻盖了楼房,有25户买了汽车和拖拉机。回首当年从穷困山区走向富裕平原的秭归移民,这一举措是成功的。

就地后靠

1975年初,葛洲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三年后复工,并提出1980年底即进入大江截流。这就是要求初期蓄水回水线(坝前63米)以下的移民务必在大江截流之前全部迁出。同时,水电部和湖北省革委会鉴于葛洲坝库区距1971年淹没调查已时隔7年,居民人数变化很大,于是于1977年5月决定对淹没情况重新进行调查。宜昌地区移民办会同长办、三三 O 工程局、省民政局参加了这次调查。同年10月调查结束。调查结果:水库淹没涉及宜昌市和宜昌、秭归两县的13个公社、13个集镇、329个生产队,社员、居民1.84万人;淹没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251个,房屋面积18.45万平方米;淹没耕地1.07万余亩;淹没公路(桥涵)27.7公里,铁路2公里,电讯线路130.4杆公里。当时移民动迁和安置任务紧迫而繁重。然而,于1979年3月宜昌地区移民进入全面动迁之际,秭归县认为前段移民外迁工作量太大,且一部分移民不愿离开故土,同时移民外迁其生产安置经费随之带走,于本县不利,遂向宜昌行署写出报告,要求将移民就地安置,不再外迁;宜昌县闻讯后也写出报告,要求将移民由内安改为后靠。当时宜昌行署未考虑'往后靠'对后期的三峡工程有何影响,便同意全库区移民就地后靠。于是秭归、宜昌两县改弦易辙,从是年4月起集中力量抓后靠建房。他们实行统一规划,指标到队,标准到人,节约归己,超支不补,产权归己的原则,动迁和安置本县移民。到1983年,宜昌县先后安置移民共4217人,秭归县安置移民2813人。做到了移民如期迁出,从而保证了大江截流的顺利进行。

但是,由于移民规划的变动,却为后来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代价沉重,遗留问题至今未了。例如在场镇规划方面,秭归县香溪镇原规划其主要街道、单位均摆在'八字门'以北的公路两侧,以避免港口至八字门地带的滑坡体。该镇及至动迁时却在原地上移。葛洲坝蓄水后回水浸润滑体,使前缘河岸上软体化坍塌,从而引起上部滑体变活,造成地面挫裂,房屋拉裂。为此水电部曾安排200万元迁走了中小学、镇政府和113户居民。当前滑体上仍有1900多人需要搬迁,国家还要再投资700多万元(包括建挡土墙)才能了结。又如在移民占有耕地方面,据新近调查,库区人均耕地(含柑橘园)0.5亩以下的20814人,占库区总人数58549人的35.5%;人均耕地0.3亩以下的有11812人,占20%;无地农民1036人,占1.8%,由于近60%的农民耕地严重不足,国家每年要向安置区供应议转平口粮250余万公斤。仅此一项,每年增加地方财政负担140余万元(系1988年以前支出数)。

生产恢复

在完成葛洲坝第一期工蓄水淹没线以下的移民动迁、建房之后,从1981年初起,宜昌地区移民工作的重心转入生产恢复。在1981年至1984年的四年间,全区用于发展生产的经费达1032.2万元,占同期投资总额3746.32万元的28%。我们抓生产恢复的主要做法是:

一、以生产建设促进安置。除对外迁的移民,生产条件和住房解决于移民动迁之前外,移民由外迁改为后靠后,也注意在移民、建房的同时,由安置区组织改田造地和小型水利设施配套等农田基本建设。同时,安置区的移民部门还专门聘请特产技术员帮助移民解决柑橘生产上的技术问题。从而为移民生产恢复创造条件。

二、依靠基层组织,发挥集体经济优势。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安置区各级组织对移民的生产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如宜昌县小溪塔镇渔业新村党支部在安置移民、开发生产门路方面,处处带领党员先行。他们在抓好种养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根据本村毗邻县城的有利地理位置,大胆引进人才、资金和技术,兴办印刷、运输、建筑等骨干企业,并在库区率先普及了沼气。到1988年,全村年产值达275万元,是动迁前(1978年)20万元产值的10多倍。人均纯收入820元,比动迁前(1979年)的138元增长6倍。这个村最近正计划筹建退休基金,使移民老有所养。又如:宜昌县太平溪镇刘家河村在安置移民之初,党支部考虑到本村人多田少,移民中年老体弱妇女多就业困难和水土流失的实际情况,决定由村兴办柑橘场。他们动员全村劳力在库区沿岸开辟柑橘梯田120亩,栽培了柑橘9000余株,安置移民25人。办场初期经济效益较差,经过努力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1984年以来,柑橘产量步步上升,1987年在库区柑橘普遍减产的情况下,该场产量仍然达到9万多公斤,产值7.5万元,人均纯收入1200元。这个村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得到上级有关部门和专家们的赞赏。

三、抓综合治理库区。经过水保部门的规划和库区各部门的配合,五年来,在库区总面积59%的水土流失面积开始得到治理。25度以上的坡地经过逐步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不断上升。过去那种'一个冬春坡改梯,一场大雨梯变坡'的状况得到了改变。这对于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发展以种植业为主的大农业生产,促进移民的安置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就整体而言,移民的生产恢复仍不尽如人意。移民安置的社员在淹没前人均有七分耕地,蓄水后一部分土地被淹,移民后靠建房又占用了一部分土地。这些年来,虽然在安置区发展了一大批柑橘园,因自然生长周期长,移民在近期不能受益,故不少生产队的社员收入水平比蓄水前大幅度下降。据后来调查,在库区有移民任务的306个生产队中,超淹没前生产水平的有32个,仅占总数的10.46%;略低于淹没前生产水平的有165个,占53.92%;经过努力,在近期内仍难以恢复到淹没前生产水平的109个,占35.62%。如何尽快帮助移民把生产恢复发展到蓄水前的水平,特别是认真解决好109个困难队的生产生活问题,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两岸受益

葛洲坝工程的兴建以及移民工作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库区两岸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移民动迁以来,秭归、宜昌两县利用移民专项补偿经费架设了输电线路189.2杆公里。历史上从未通过电的宜昌县代石沟(新三斗坪镇所在地)和秭归县龙江区上孝两地,于1981年3月和9月,分别从江北架设高压过江电缆,使江南的217个生产队、5300户社员、26680人用上了电。黄牛218岩顶、兵书宝剑峡旁的山巅,电视差转台相继建起。1984年仅这两地统计,社员新添置电视机560多台,电风扇420多台,收录机180多台。

解放前,西陵峡以滩多水急而闻名中外。著名的青滩、泄滩和号称'鬼门关'的崆岭都在宜昌地区境内。解放后航道虽几经整治,西陵峡区的交通状况仍然落后,沿江两岸陆上交通条件更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栈道,几乎成为峡谷区人民的唯一通道。葛洲坝第一期工程蓄水后,回水上溯巴东,水位提高了20余米,从此险滩夷为平湖,西陵峡航道得到根本改善。虽然回水亦使数以干计的沟沟叉叉由季节性淹没变为永久淹没,两岸的人行栈道也基本上没入水中。政府便利用移民专项补偿费,从1981年11月起到1983年12月止,在库区两岸新修人行道路112公里,人行桥88座,新修公路24.8公里,改造公路11公里,设置渡船8只,新修港口9处,使库区人民和过往行人的交通得到恢复和改善。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其移民安置的成败关系重大。先走一步的葛洲坝工程移民动迁和安置的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了一面镜子。移民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尊重科学,严格按经过论证的规划办事,这条经验是必须汲取的。

(闵江月整理,原载《湖北文史资料》1993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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