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筹划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在即，党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
此前一年，驻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社会部就开始为接管大中城市培训干部。当时由副部长谭政文牵头，一室主任罗青长、二室科长甘露和我（三室副主任）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一批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保卫干部，先后从各地到中央社会部报到。经过严格的政审（对个别不合要求的坚决退回），组成计有108人的训练班，戏称“一百单八将”。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有情报保卫人员的修养、公安、情报、侦察、审讯等。审讯课由谭政文主讲，情报人员的修养由我讲，其他业务课分别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按业务分工讲授。
训练班计划培训一年，开学典礼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主持，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亲临大会作重要讲话。学员们看到这么多领导到场，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将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与期望，努力完成学习任务。
不久，解放大军相继攻占了北平周边的诸多据点与城镇，北平城已处于重重包围之中。12月14日，中央新华社发出电讯：“我第四野战军先头部队今天已打下了丰台、长辛店……”形势的发展、任务的要求，使得接管城市工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因此中央立即决定，训练班提前结业。
在当晚举行的结业典礼上，李克农部长讲道：“北平解放已指日可待，摆在大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接管北平市警察局、肃清特务、组织革命政权。北平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既有清朝遗老、下野的军阀、失意的政客；又有蛰伏的汉奸、官僚资本家、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等。大家的工作任务将非常艰巨，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任何粗心大意都可能会给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他还针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未到过大城市的特点，耐心地教大家如何打电话、如何使用抽水马桶等生活常识，并一再叮嘱大家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坐人力车，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大家觉得既亲切又很感动。
奔赴北平
结业典礼完毕，训练班学员和社会部的几位主要干部（共计114人）立即打好背包，由我带队，分乘五辆缴获的美式卡车连夜向北平进发，准备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
我们于16日到达保定，先期到达的谭政文已向彭真、叶剑英等汇报了准备接管北平警察局的工作。17日，彭真主持北平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市委由彭真、叶剑英、李葆华（赵振声）、刘仁、徐冰、赵毅敏、谭政文、萧明、王鹤峰、张秀岩、韩钧11人组成，彭真任书记，叶剑英为第一副书记，李葆华为第二副书记。会议决定：谭政文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刘尽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处长，冯基平为侦讯处处长，赵苍璧为治安处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处长，张廷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同时任命了“内七外五郊八”（内城7个区，外城5个区，郊区8个区）20个分局的局长。我们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按系统进入接管，自上而下地、系统地、原封不动地加以接收和管制，不要接乱；肃清反革命残余，首先是肃清潜伏的武装敌人和摧毁敌人的特务组织……
当晚，我向大家传达了会议情况，分配了20个分局的接管工作（大兴、通县、顺义等县是后来才划过来的）。经过短暂的动员，我们连夜行军北上，18日晨到达涿县；19日夜乘上火车，20日凌晨3时抵长辛店，这里已是北平的地界了（后因房子不够住，21日又退回良乡）。当时真是急如星火，日夜兼程。
在良乡，由谭政文、刘尽中、冯基平、赵苍璧、曲日新、张廷桢和我组成了市公安局机关党委，我任党委书记，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百废待兴的情况，大家仍感到任务繁重，干部太少。针对此情况，我们向彭真同志提出把各大区平津情报站划归公安局，并很快得到中央批准。1949年1月15日天津打下来后，和傅作义的谈判也有了新的进展，党中央电令各解放区在北平地区的情报工作站（组）撤销，全体工作人员到北平市公安局报到。这样，公安局的接管力量又增加了100多人。24日，中央又命令中央警备团三营、四营的700多名战士改编为“公安大队”，负责保卫北平市党、政机关和首长的安全，及配合查封国民党特务机关等任务，使我们的编制进一步扩大。
25日，彭真同志再次向公安局全体干部明确进城后的任务，即安定社会秩序、搞好接管、肃清匪特、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他还特别讲道：“同志们在战争中不愧是英雄、是模范，但是进入城市，那是个花花世界，就容易变了。过去我们在农村造反、革命，现在进城后就是执政党了，会有很多人溜须拍马，用美女金钱诱惑你，可不要栽跟头，不能当第二个李自成。人家为什么拍马，拍你是为了让你为他服务，叫你当驯服工具，不要把这当成好事。拍马屁就是为了骑马。”这类话他后来又反复讲过多次。
针对如何掌握党的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彭真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政权就是刀把子，是阶级压迫的武器。人民的政权机关、军事机关、警察、法院，对敌人反动机构必须彻底粉碎；对于工厂、商店等企业，我们应予以接管和改良，要将两种性质区别开来。我们要建立民主制度。但在情况不明，敌我难分清时，不能采取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应首先采取座谈会的形式，多做调查研究，多解决思想问题。”他讲道，进城后要首先做好工人的工作，其次是学生，最后是各级手工业人员及城市贫民的工作，并对他们的情况一一做了分析。
应该说，进城前大家对大的政策是明确的。但是我们毕竟在农村多年，对城市工作不熟悉，而且北平是古都，中央已拟定定都北平，因此人人都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丝毫不敢懈怠。那时大家都还年轻，彭真同志也就45岁，我们都是30岁左右，精力充沛，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形势发展很快，胜利在望，大家精神振奋。1月1日，市局派出六个同志与谈判代表团一起进入北平，分头了解城内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的情况。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方警察局的具体情况，我又和公安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张廷桢、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三人通过地下关系再次进城。
进城后，我们住进位于西单教育部街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内（当时市党部的党魁要员都潜逃了），白天走着到位于前门公安街的北平市警察局，通过地下关系了解情况，晚上回来研究、整理材料，常常忙到深夜。经过调查得知，北平市警察局人员的来源大致有几种：一种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大都是国民党中央警校毕业分配来的，都是科员或巡官官衔，有些是中统、军统特务；第二种是国民党接收留用的日伪人员，除少数巡官外多数是警察，其中不少人在日伪时期有罪恶；第三种是由解放区逃来的地主子弟；第四种是工人、苦力、贫雇农及家境贫寒的中学生等。这几类人中，除高级警官外，带家属的很少，家人大部分在原籍。因此，绝大多数都在大伙房包饭吃。原以为他们的伙食很好，但因为物价飞涨，其生活也很苦。在调查的那几天里，我们几乎天天和他们一道吃窝头、啃咸菜，有时喝点白菜汤，根本见不到什么荤腥，伙食远不如解放区的好。
旧警人员中，不少人由于长期受反动思想的宣传，世界观被扭曲，或多或少地参与或执行过对人民的镇压，染上了欺压、敲诈老百姓的恶习。初始，他们有畏惧心理，不敢接近我们，可当他们看到我们态度和蔼，对人平等，才逐渐变畏惧为敬佩，愿意与我们接触了。我们三人乘机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要他们解除疑虑，积极配合工作，争取立功；并晓以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要争取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自己的前途创造条件。一些尚有正义感的警察本身就对国民党嫡系警官、特务分子等不满，经教育后主动提供了不少详细情况。
经调查，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设有：督察处、机要、专员等5个室，户政、政工等4个科，刑警和女警等5个大队及医院、学校、乐队、感化所，另有“内七外五郊八”20个分局（分局下设84个分驻所、322个派出所），共1.3万余人，分警长、警士、雇员、公役四种。在此之前，我们对该局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并不太清楚，对一些警察的认识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如一次我们在王府井十字路口，看到一个形体彪悍、样子很凶的大麻子脸交警，便凭直觉认为他一定很坏。华北局城工部的地下工作者赵凡也曾对我讲过，自己外出联系工作时看到该人就有凶狠不良的印象。可经过了解，发现这个人不仅很能干，且没有欺压百姓的言行。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深，使我们再了解情况时更注重实事求是。返回驻地后，市局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了接管计划，详细列出了分批逮捕的特务名单及查封接管单位的名称、地址，有针对性地部署了接管任务。
正式接管
1月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代表签发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21日，傅作义宣布守军接受和平改编。1月22日起北平市公安局一、三、四处和公安大队陆续从良乡、长辛店迁到海淀办公，城内、外各分局亦同期迁到此处。在海淀期间，彭真、叶剑英在颐和园后山召开接管北平市全体干部动员大会，告诫大家：和平接管是在我军胜利的形势下进行的，这不是妥协，而是用改编的办法消灭敌人。要把北平接管工作做好，得出经验，供接管其他城市参考……
1月31日，傅作义的部队全部撤到城外，听候改编。我们同日进城，因为准备充分，接管十分顺利。2月2日上午，谭政文局长带领我和冯基平、赵苍璧、曲日新四名处长和公安大队负责人张廷桢等十多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的身份，前往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实施接管。当时，该局局长杨清植已畏罪潜逃，由外一分局局长徐澍召集巡官以上旧警察参加交接。
谭政文首先宣读了北平市人民政府任命公安局长的命令，然后着重阐述了人民政府对旧警人员的政策，号召他们解除疑虑，立功赎罪，各守岗位，维持社会治安，并公布了《警员八项守则》。谭局长指派我和张廷桢、武创辰为军事代表，设立公安军事代表办事处，代表局长行使监督指导之责。经过半个月的准备，2月18日，原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大门口挂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牌子，解放军战士替换了旧警察门卫，我局开始启用新印，正式对外办公。
因为是和平接管，而且进城前双方谈判了月余，因此国民党特务、党务要员除逃跑者外，已有计划地潜伏起来并作了相当周密的部署。以前特务机关都是公开的（如北池子65号），而现在我们和他们“换了防”，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虽然傅作义的部队从城里撤走了，但仍有数以万计的散兵游勇、逃亡地主、强盗、惯窃、帮会分子存在。特别是还有原保警总队3000多人留驻，以前他们经常到城郊“游剿”，抢粮，在城内抓人勒款，故虽然他们大都系劳动人民出身，但行为却是反革命“帮凶”，可谓无恶不作。我们进城后，打冷枪、抢劫、暗杀我方干部及阴谋暴动等案件经常发生，市民们称北平是“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圆贩子多。当时，还有大片国土没有解放，大军马上南下，不可能派重兵守北平。而我们刚刚由农村进城，市情不熟，且力量单薄，公安干部只有539人，公安大队728人。为此，彭真同志提出了肃清反革命要“先武后文、先上后下”的方针，即先迅速抓捕搞行动破坏的武装特务和阴谋暴动的匪徒，先清理上层反动分子，“擒贼先擒王”。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先后处理散兵游勇37000余名，收缴枪支近万支，破获各种案件14000多件。市公安局成立了“清河训练大队”，将捕获的相当于军统组长以上及有特大危险的特务集中管训，发动坦白运动，号召其立功赎罪。根据特务们检举的16000多条线索，我们基本弄清了大多数特务的情况，并先后破获重大潜伏特务和阴谋组织暴动案件167起，缴获电台410部，枪支1576支，子弹7150发，摧毁了敌人的指挥机构和大部潜伏机关，稳定了社会治安。特别是我公安部门一天内即逮捕以王风岗为首的武装匪特100余名，并就地将首恶及血债累累者处决，对反动势力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整顿摊贩，收容乞丐，封闭妓院，使社会秩序日趋好转，是我们的又一重要任务。彭真同志对查封妓院非常重视，曾亲自到公安局来部署此事。他称查封妓院光靠公安局不行，要我们把妇联干部也找来，先共同把情况了解清楚。那时候此事由治安处负责，副处长武创辰自然责无旁贷，但市委领导刘仁、妇联负责人杨蕴玉（外号大杨，戴口罩女扮男装）及冯基平和我均分别化装为普通市民去“挂窑子”，目的是为了搞清详细情况，为查封做准备。
11月12日，我们向彭真同志谈到妓女们的悲惨生活，甚至有13岁的小姑娘染上梅毒，他决定亲自去实地查看。当晚10时到次日清晨4时，彭真领着有关同志深入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一个15岁的小姑娘痛哭流涕地讲她怎么被卖到妓院，备受折磨后的“收入”只是“四个窝窝头”……大家听了心情十分沉重。
21日晚上，人民政府宣布查封妓院。各部门协调配合，仅十几个小时即解决了问题，因为事先已搞清楚了妓女、老鸨哪些该抓，哪些该收留，对那些在被查封时无理取闹的，我们也都有所准备。在整个查封过程中，行动指挥部先后下达了六次命令，对统一行动的时间、分工、政策等都做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如对妓院老板、领家和妓女要不同对待，对妓女要同情，耐心做说服教育；对老板、领家要指出他们的罪行；对伙计、跟妈可取保释放；没收妓院老板和领家的财产，妓女的财产归妓女；等等。经过紧张繁忙的一夜，全市所有妓院被全部查封。饱受凌辱的妓女们从此脱离了苦海，获得了新生。正像她们在自编的活报剧中所唱的“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后 记
自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始，受彭真同志领导，多年来我一直在首都的司法战线工作，其间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文革”中，各司法部门受到严重冲击，我自然也脱不了干系。那时候，造反派多次批斗老领导彭真、刘仁，我这个彭、刘的“黑干将”也少不了陪斗。令我钦佩的是，即便在那种情况下，彭真同志仍在为保护我们这些老部下作着努力。他多次毫不隐讳地表示，过去公安局所做的事，“是我同意过的，我都应负责”，“已经造成了什么恶果，造成什么损失，有多大的罪，有多大的责任，我也不推”。此情此景，让人每回想起来就禁不住流泪。
拨乱反正以后，1979年初，彭真同志从陕西回京，许多同志到机场去接他。他一见我，就摸着我的耳朵问我许多话。我虽然耳聋（因药物中毒，听力下降）不知他说什么，但我从他的表情中便可完全理解他对我的关心。后来，他不仅介绍专家为我治疗耳疾，而且为我亲笔题词：“坚持发扬延安精神、延安作风”。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勉励和希望，也是彭真同志对北京市所有老干部、老同志的关怀和嘱托。受到如此厚待，自己总觉得有生之年为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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