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由于有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直接晤谈，此次谈判也成为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唯一一次最高级别的谈判。对于毛蒋二人直接晤谈的情形，外界知之不多。对于晤谈的具体次数，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议。笔者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和台北“国史馆”印行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为中心，从国共双方的角度就毛蒋二人会晤的详细情况进行阐述，以期还原重庆谈判的真实历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商国际国内重要问题。16日，毛泽东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的问题。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赴渝。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24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准备立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则派出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作为谈判代表。
8月28日正午，蒋介石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卷，“国史馆”，2011年，第363页。）蒋介石对毛泽东来渝倍感高兴，认为国共两党领袖可以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军事与政治问题。下午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乘机赴渝，并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下午5时，蒋介石约集政府各院长会谈时，得知毛泽东与赫尔利、张治中已到机场，“乃约其在林园聚餐”，“晚餐，以诚恳待之，并请其入余之对座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卷，“国史馆”，2011年，第363-364页。）欢迎宴气氛融洽，《新华日报》报道：“席间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曾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新华日报》1945年8月30日）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相互叙旧寒暄，未涉及政治性问题。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直接商谈。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听取中共方面意见，并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列举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指出，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7页。）针对中共8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蒋介石作了具体回应，指出“对共谈判方针其所提六条皆应予以留有余地，而不加以正面拒绝”，（《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卷，国史馆，2011年，第377页。）但须确定前提：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7页。）这次会谈时间不长，约进行了20分钟。在此三条前提之下，下午7时，蒋介石再赴莲屋亲访毛泽东，约谈一小时，蒋言此为“普通酬应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卷，“国史馆”，2011年，第378页。）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晤谈。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上午10时，毛泽东在桂园约见王世杰，就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8项原则性意见，表明此为中共最基本的条件。晚8时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介绍与党政首长及参政员会面。宴会后，同蒋介石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直接商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0页。）蒋介石就上午毛泽东与王世杰商谈中所提8项原则中的关键问题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并将意见拟定为《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予国民党谈判代表。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四次晤谈。至此，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都代表本党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基本条件。
以上为毛泽东与蒋介石于谈判初期的4次晤谈，均为试探性的、礼节性的。9月3日，周恩来将双方沟通修改后的十一点意见正式转交给蒋介石，其中涉及政治会议、国民大会、自由、各党派地位、释放政治犯、解放区、中共军队和受降等诸多问题。次日，蒋介石亲自拟定《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予张群等人，要求其拟具对中共所提十一点意见的复案。
9月4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国民党政府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介石约毛泽东在办公室谈话片刻，“直告周恩来所提方案与态度，皆应根本改变也，彼诺之”。（《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卷，“国史馆”，2011年，第467页。）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第五次晤谈。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对中共所提的十一条意见作根本修改，毛泽东并未当面拒绝。
9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至林园官邸共进午餐。餐后，蒋介石约毛泽东谈话半小时，就军队缩编问题进行商谈。毛泽东表示中共愿作出让步，由原提48个师减至28个师。毛泽东询问蒋介石意见，蒋介石没有明确答复。蒋介石后来在其日记中记道：“余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卷，“国史馆”，2011年，第531-352页。）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六次晤谈，目标明确，即为整编军队的数量。
9月17日，毛泽东应邀到林园同蒋介石共进午餐。餐后，毛泽东同蒋介石、赫尔利就军事问题进行直接商谈，双方的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6页。）张群向蒋介石报告，据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泽东对蒋介石所言“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四十八师之数。”蒋介石认为这与9月12日毛泽东所言之整编军队数目并不一致，“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卷，“国史馆”，2011年，第588页。）中共方面是否如张群所说为48个师的数字，不得而知，但蒋介石因此事感受到与中共实现和解的难度，毛泽东并不会轻易答应大幅缩减中共军队的整编数量。此为二人的第七次晤谈。
自9月4日至21日，国共双方代表正式进行了8轮会谈，因军队整编数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9月22日至26日，谈判暂时中断。而毛泽东与蒋介石二人自9月17日商谈后，21天再未进行任何会面。10月5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举行最后一次谈判，即第12次谈判。谈毕，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来此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周恩来将他起草的《会谈纪要》提交对方以供讨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1-32页。）
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到林园共进午餐。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第八次晤谈。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记述道：“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毛泽东并未正面回答。蒋介石率直告诉毛泽东：“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彼口以为是，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卷，“国史馆”，2011年，第80-81页。）这次商谈，双方均认识到唯有实现国共合作，国家始有前途。至于如何合作，则未能达成一致。
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会谈纪要》。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回访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忽提议晚上来宿林园，蒋介石认为：“其必另生问题，乃欢迎其来宿，约谈十分钟，即辞出。”（《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卷，国史馆，2011年，第86页。）随后，毛泽东同蒋介石乘车去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节国庆招待会。晚9时40分，毛泽东到林园向蒋介石辞行，二人约谈半小时。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第九次和第十次晤谈。关于这半小时的谈话内容，蒋介石在次日日记中记述道：“昨夜共毛谈话，忽提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并称彼回延安准备召集其所谓'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又称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卷，“国史馆”，2011年，第112页。）对此，蒋介石表示如政协会议能在本月底召开，则国民大会可考虑改期召开。谈话至此，二人约定次日早晨再谈而别。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早餐后，再与其对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成为国家之意，望其了解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卷，国史馆，2011年，第113页。）毛泽东告诉蒋介石，周恩来、王若飞将在重庆继续商谈，以使《会谈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协会议之前得到解决。这是双方的第十一次晤谈，此后二人再无直接会谈。当日9时45分，毛泽东和张治中、王若飞乘机返回延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3页。）
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而进行的一次政治性谈判。它是在当时极端复杂的形势下，国共两党试图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一次积极尝试。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十一次晤谈，各自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意图，虽未达到事前设想的目标，但作为国共双方最高层次的谈判而被永远载入史册。（吴 璇 作者单位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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