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提出的“做中国哲学”具有鲜明的方法论自觉。（参见陈少明，2015年：《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在他多年的研究中是一贯的。以前在近现代思想史领域中，他就写了《思想史与思想》《思想史解释：逻辑与逻辑之外》《作为知识形态的思想史》等文章，其中指出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解释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解释成果，但缺乏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参见陈少明，2020年：《走向后经学时代》，中山大学出版社，第174页）对自己的研究产生方法论的自觉，这是具体研究积累多了才会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显示了研究者对自身研究之系统性的一种追求。陈少明“做中国哲学”的自觉，正是建立在他对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思想、以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宋明儒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等深厚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且陈少明的这些研究不是采取一般哲学史或者学术史的进路，而是基于一种当代意识，通过重新设置议题的方式来展开研究。因此常能见人之所不见，对“惑”“耻”“乐”“忧”等道德心理经验的探讨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参见陈少明，2017年：《仁义之间：陈少明学术论集》，孔学堂书局）
“做中国哲学”的方法，概括来说，就是在区别于哲学史叙述与形而上学进路的基础上，对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多层次地情境化、立体性地深入探讨。这一方法的意义，首先需要在当前“哲学研究”这个大的领域中来把握。在这个领域中，它关涉的是哲学概念谱系的考辨、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以及徐复观所说“形而中学”的关系、格义与反向格义、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之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自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尤其是金岳霖提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一疑问之后（参见金岳霖，2009年：《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重庆出版社，“附录”第461页），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做中国哲学”既是对上述问题所作的一个回答，也是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这一基础性的冲突境况在哲学上的回应。概括地说，这种方法提示了中国哲学的别有所在，它不是要撇开具体去探讨抽象，而是要在具体的人、事、物的内部诠释中呈现出一个尽可能丰厚、高远的意义世界。
但是，笔者这里不直接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展开讨论，这尤其会牵扯到如何理解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前理论的经验等问题，而是想特别指出“做中国哲学”在对既有哲学研究以及哲学史书写方式加以反思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中国人之生命史尤其是精神史的课题，它指向对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富有生存感的呈现。这不是一般存有论和知解性哲学的范畴所能涵盖的。“做中国哲学”将观念化的哲学范畴置于古典的生活经验之中加以探讨，或者更进一步，直接对古典生活经验本身作出哲学分析。这里面，可以说有一个“两重复活”的结构。第一重“复活”将概念置于生活世界中，赋予概念以场景、脉络、性格、人格、生命，最终获致一种“活的哲学”；第二重“复活”基于对古今生命经验之内在沟通性的信念，赋予古代生命经验以一种普遍的意味，比如“惑”“耻”，最终呈现出一个“活的中国”。总之，“做中国哲学”目的在于激发古典之活力，在普遍性的视野中将古典与当代相贯通。而这一贯通的枢纽，在笔者看来，就是“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的情境化呈现。
精神世界的第一重呈现是古典世界中的人，尤其是经典思想人物的精神和生命状态之呈现。首先，这一点最直观地表现为孔子、庄子、阳明等思想人物在情境化的言谈行之中所展现的精神场景和生命状态。在这些人物中，最令陈少明心折的当属庄子，其以“生命的精神场景”为首篇引出其庄子论，可以见出庄子对于陈少明探讨古典精神世界的奠基性意义。其次，“做中国哲学”是以对人、事、物的广泛探讨为标志的，但是这三者又可以说有一个共同的聚焦点，这就是“人”。其对人的探讨，侧重的是人性、人格意义上的人；对事的探讨，侧重的是那些有思想价值，特别是有助于塑造人之精神价值的思想史事件；对物的探讨，侧重的是有情世界中的物，是被人的品德、个性所渗透的物。总之，精神世界首先是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经典思想人物的精神世界，他们代表了中国古典精神世界的高度。
精神世界的第二重呈现是经典世界本身的精神和生命境界之呈现，这由两个途径通达。其一，“做中国哲学”对人、事、物的探讨不是孤立的，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就物论物，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展开的。情境可说是“做中国哲学”的一个总抓手。所谓人，是对话中的人，是作为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人；所谓事，是活泛的、以生活经验为内容的事；所谓物，是在后人反复诠释中的、与人之精神保持了相摄相涵之关系的物。陈少明强调“生命的动感”，强调“活生生的处境”“感受生活的压力或刺激”，强调“意义原初的场域”。（参见陈少明，2021年：《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4页）人就不是个体的、孤零零的人，而是在场景中、过程中的动态的人。基于概念的哲学讨论其边界是清晰的，精神史的讨论其边界则相对是模糊的，更涉及概念与推理、想象、困惑乃至运思的整个过程之交涉，但也正是在这个模糊的地方，有一个整全的精神世界乃至生命世界呈现之可能。其二，陈少明所探讨的人、事、物在起点上是分头进行的，但它们最终在客观效果上是关联的，经典里面的精神世界由经典世界里的人、事、物的联结而成。“做中国哲学”里面要突出的中国文化经验和精神，正可以从这里见出。在人、事、物的联结中，包含一个整体的、全幅的中国文化经验和中国精神。比如在《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中，陈少明在与道体相区分的意义上提出了“道观”，认为“道”不是超经验的概念演绎系统，而是一种贴着万物之处境追寻生活意义的方式，是生动多样的、被激发的精神状态。
精神世界的第三重呈现是中国古人整体生活所包含的精神维度和生命境界。陈少明目前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对经典世界中人、事、物的分析。但是，从其逻辑来看，可以推想其所说的“经典”是开放的，其开放指向的就是中国古人的生活世界。在此，“经典”扮演的是一个中介者的角色。“经典”最终将导引出中国古人的整体生活世界这一更大的境域。在《中国哲学：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陈少明，2019年：载《哲学研究》第4期）等论文中，陈少明通过分析韩愈、章学诚、章太炎对于“道”的论述，指出这些“道”都有其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土壤，有特定文化共同体的背景，有其经验性和实践性。陈少明引用法国哲学家阿多“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的说法，提示了一种从经典世界跨出去，就中国古人的整个生活做一番哲学思考的路向。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颠倒过来说，生活方式自身就蕴含着哲学，或者根本上就是一种哲学。以这一点来理解中国古人的生活是尤其合用的。儒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本身就是哲学的。这些意思像梁漱溟、唐君毅都说过，因为儒家自觉肯定全幅的人生活动之价值，“教人之贯注其精神于当下与我感通之一切自然人生事物”（唐君毅，2006年：《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教育出版社，第165页），把精神贯注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把每一段生活都当成新鲜的，都当成唯一的、不能重复的生活来体验，从而使其每一段生活都是饱满、郑重的，都以自身为目的，都充满着实在感。这也都是礼乐、审美的，都于有限中而见出无限，也就都是哲学的。而且也不仅是儒家，佛家、道家也都在各自的方向上发挥着上面的逻辑。因此，所谓全幅精神世界就不只是经典人物的全幅精神，而是中国古人，尤其是儒家文化沐浴影响中的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所谓“全幅”，正是在这里可以见出。
在“做中国哲学”这个提法里，“做”“中国”“哲学”，都有针对性。“做”突出的是区别于哲学史论述的原创性，尤其指向对那些非现成性的对象之挖掘，使非哲学的对象呈现出哲学的可能。“哲学”突出的是非观念的、动态的、不断生成的意义世界。从这一点，或者应该说，“做中国哲学”本就是一个不能拆分的结构，因为这个提法本身就在提示“中国哲学”独特的存在形态，即“哲学”就对应着不断地探求意义这个过程，而不是说有一种完成形态的“哲学”已经在那里了，然后等待我们去“做”。“做”统领着“中国哲学”。但就全幅精神世界而言，我们还要从动态的“做”那里折回来，就这种精神世界的属性有一番认识。这具体地对应于“做中国哲学”里面的“中国”这个概念。
如上所示，“做中国哲学”对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的呈现，不只是基于对学科化的既有“哲学研究”之反思而提出“活的哲学”，更要进一步展示一个“活的中国”。对古典精神世界的呈现并非只是用以对象化地观照和赏叹，而是要揭示出古典世界和当代生活的关联。也正是由“中国”这个关键词，可以进一步去认识陈少明的研究与当前整体思想关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可以过渡到“中国思想界之当前思想关切”这个大的格局中来认识“做中国哲学”的引领性意义。“做中国哲学”虽然主要涉及古代经典的诠释，但同时也是一个当代思想的课题。李泽厚阐述“情本体”，提出“中国哲学登场”，陈来阐述“仁学本体论”，丁耘提出“道体学”，以及哲学界围绕“生生”问题的多次辩论，显示出当代哲学界探索“中国哲学”的努力。“做中国哲学”虽然并不采取形而上学以构建本体论的思路，而是将世界视为一个网状的结构，并对之采取描述的方式，把形而上学转化为一种不断追问生命意义的学问，但它和“情本体”等又有一致之处，就是都将具有特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中国”作为哲学思考必须内部把握和消化的对象，而不是绕开“中国”去构想普遍人类的问题。“做中国哲学”是旨在呈现“中国文化或精神的哲学研究”，而且这种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有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是否被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所接受。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它对更广泛的其他区域的人类有什么意义。后一种意义是派生出来的”（陈少明，2019年：《“做中国哲学”再思考》，载《哲学动态》第9期，第36页）。
立足中国历史的厚度和广度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是“做中国哲学”之为“中国”的哲学的第一步。而其所以为“哲学”，又表现为其不粘滞于历史的具体内容，而能够触到历史中典章制度、文教武功的基底。陈少明对中国古典精神世界的探索正是其触摸历史基底的路向之一。而对古典中国之精神世界与当代中国之精神世界的沟通，除了对精神世界之内容加以剖析之外，还要更下沉去阐释这其中的“古今问题”，即如何原理性地来统摄古今，如何去建立一个时间意义上可以贯通的中国的架构。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中国自身所承受的冲突其最深隐的构造或许就是“古今冲突”，它构成了经史、礼法、体用等范畴所表述的冲突之基础，或者说它统摄了这些具体的冲突。在陈少明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由其所强调的古今之意识经验具有可共享性这一点导引出来，而核心点在于其所阐释的“精神时间”这一范畴。
关于时间问题，陈少明提出了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精神时间，三种时间最终归结在精神时间，精神时间就是以精神统摄时间。（参见陈少明，2020年：《“精神世界”的逻辑》，载《哲学动态》第12期）推展开来说，这通于唯识学对时间讲到的“时识”，通于佛家所说在不相应行法的意义上来理解时间问题。就经验本身的内容来说，古代经验自然不同于当代经验。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古今经验的可共享性呢？这一方面当来自陈少明所论述的经验不同于西田几多郎意义上的“纯粹经验”，而指向一般所说经验的根柢，或者说是经验的意识构造，比如“惑”“耻”“乐”“忧”等；另一方面，陈少明通过对“时间”范畴的考察，原理性地消弭了“古今”之对立。由后一方面来说，古典全幅精神世界之所以能在当代被激活，端赖于如何在“精神时间”中理解“古今”。陈少明强调古今经验的普遍性，但普遍不是在时间的脉络上展开的，不是从绵延的广度中见出的，而是立体地从深度中见出的，是从“精神时间”这种“主体内在的能力和体验”中见出的。（参见同上）
由主体内在的能力和体验之深化而获得的“精神时间”，在当前中国又可能基于整个时势条件的变化而得以凸显。因此，古代生活经验与当下生活经验具有可沟通性就不只维系于哲学家自身的努力，也可以从当前时势条件的变化中获得支持。晋代陆机在《文赋》中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种在古人是道行很深的时候说出的话，在今天的中国乃是接近于对整体时代状况的一个说明。古来为少数人所体会的东西，在今天乃成为时代的课题。因为当前中国在思想脉动上的特点之一，就是糅合古今、消弭古今，或者说“古今”共处于一大情境之中。当代即全时代，是古与今之合题。但合题不是终结，而是历史的重新敞开。这意味着一切边界明晰或者首尾相顾的历史都处于破裂之中，时间链条上的过去、现在、未来被同时召唤然后并置，一切都显示为未知，一种前所未有的“当代性”正在绽出。追溯起来，这与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格局及世界文明体系的变动有直接关系。
陈少明不断指出哲学史论述的弊端，其强调的是哲学史中依照概念而且是西方过来的概念来格义的那种方式。但“哲学史”所依赖的“史”本身也同在反思之列。由“精神时间”这一概念的提示，可以说不能再一般性地将“史”把握为在时间绵延意义上的所谓过去的东西。古和今，本来无非就是在幽明之际、隐显之间而已。在当下，更可以说是古今一体，大化流行。这一点也显示在陈少明对庄子那种“非历史的历史观”的阐述当中。庄子齐生死、齐物我，也齐古今，庄子的道是与历史相对抗的，是“从历史、传统、秩序中分离的生命理想”。（参见陈少明，2021年，第85页）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所论及的“中国”问题，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明体，而且也包含突破历史之边界的潜能。这是在精神世界中才能充分领会的、实质上通达于“天下”的那个“中国”。
以“做中国哲学”的自觉意识，指示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的深度，指示古人精神场景的丰富性，其意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已。由古而今，突出古典精神诠释的当代意义，并由此摆脱百年来中国哲学在“格义”与“反向格义”之间摆荡的命运，已经显示了陈少明的现实感。但他的现实感并不止于此。
就陈少明的哲学研究之整体而言，其写作尽量保持一种客观说理的特点，是以对理论问题、知识问题的深度解析为主，而尽量避免历史和政治因素的牵入。这里面或有其早年接受分析哲学训练的影响。其行文风格又是平和谦逊而富有商讨性的，这也强化了其知识化的特点。但是，笔者在研读各文时，还是能感受到其中对于现实的介入意识，只不过这种介入意识是通过对精神之高度和厚度的阐发为主要表达形式。笔者悬想，这种在哲学研究中的现实意识，或与其早年的思想史研究有不绝如缕的关系。在这里，想提及陈少明多年前所写的《为什么是思想史？——徐复观的思想性格与学问取径》（陈少明，2013年：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一文来触摸这一进路的端倪。徐复观是陈少明多次写过的研究对象，或许可以说正是在徐复观这里他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共振。
陈少明从“压力结构”“反乾嘉情结”“离开形而上学”以及“批判性儒学”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特点，特别指出了徐复观学问形成过程中的抵抗意识、担当意识、忧患意识，呈现了徐复观反抗压力的学问故事。就其对徐复观之精神行迹的倾心而言，陈少明对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的呈现，对庄子的生命体验的挖掘，不是要托出一种超然的、空灵的或者内圣的、个人道德实践的境界而为满足，而是基于一种弥漫开的文化上、学术上乃至政治上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精神是具有超越性的，但这种超越性不是通过对现实的屏蔽来完成的，恰恰相反，精神的超越性正是以直面现实、把握现实的方式从而与现实产生饱满的张力关系才会形成的。在对庄子的研究中，陈少明特别重视庄子对精神自由的表达，但这种自由不是被回收到启蒙脉络中可以用“主义”话语来命名的那种自由，而是对所有启蒙规划的抗议。陈少明分析庄子“吾丧我”，指出“吾”相对于“我”的自足、自生的特点，但并不由此而凝固了“吾”和“我”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结构，并且由此而反观到儒家，认识到“我”与“非我”共同构成一个世界，从而拒绝消极避世的倾向。（参见陈少明，2021年，第108页）从这里说，陈少明的立脚点正在庄、儒之间。这一点，也见于其将人、事、物并举以“做中国哲学”。陈少明对场景中、对话中的人的探讨，对变动的事的探讨，对关系之物的探讨，扬弃了对于抽象的人、抽象的人之观念意识的思路，呈现了一个在事和物交织中的、弥散开的、过程性的人的存在状态。人的精神、生命不只是人内部的、个体的生命与精神而已，而是在具体的事、具体的物之交织、矛盾、冲突中的生命与精神，是及物的、富有现实感和生存之张力的精神。
汉末刘劭曾在《人物志》之中提出四种理，分别是道理、义理、情理和事理：“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人物志·材理》）通常所谓哲学，大概主要通于刘劭所言的“道理”。陈少明将观念化的哲学置于特定情境中加以把握，将抽象概念拓展至人、事、物，拓展至古人的生活世界，类似于将“道理”置于“义理”“情理”“事理”之中，将四种理绾合起来。这四部之理的完整形态，以及特别由“事理”“情理”所透出的现实感和生存感就结晶在“做中国哲学”的“中国”这个字眼上。陈少明所援引的现象学的那个术语“面对事情本身”正在极为朴素的意义上指示了这一点。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10期。“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笔谈”专题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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