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如何才是好 2023-06-21
作者简介：方松华，男，1962年出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1997年晋升副研究员，2003年晋升研究员。1996年起历任哲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所务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哲学分析》编委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教委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上海市委党校、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客座教授。
出版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庙堂余音——近现代先秦儒家研究》、《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纲》（合著），《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近年来发表论文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述要》、《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呼唤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当代中国发展之道》等近20篇；近年来本人还主持了2项国家重大、重点社科项目的子课题；5项国家高端智库课题、6项上海市哲社课题。所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当代中国发展之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等著作和论文分别获得上海市第十四届、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和学科学术奖著作二等奖等三项奖项。入选上海市2018年黄浦区自主创新领军人才。2020年8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项。
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乙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载《哲学分析》2023年第2期
- 壹 -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地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之一，其中强大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传统中国在古代世界所建构的知识谱系：从三代以前的经、史和三代以后兴起的子学时代，特别是孔子在六艺的基础上删定的六经。《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从中国文明的特点探究，传统中国知识谱系大体上以成人为目标，因此，六经之学也以此为归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安身立命与人伦秩序浑然天成、融合为一。正如辜鸿铭先生所说：要估价一种文明，不是看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的建筑与宽阔的马路，也不是看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精致实用的工具，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是看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与传统中国巨大规模的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建立与传承，其引领并成就了古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特别是中国传统知识谱系所衍生的文官制度和宗法社会，使得中国人在古代世界里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并且超稳定地发展。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初起时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罗马、还是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世界上不少古文明相继衰亡以后，它却生生不息。
自先秦起作为中国古代知识谱系核心的中国哲学开启了思潮激荡、精神高昂、流派纷呈的局面，诸多原创的思想都产生于那个时代。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贡献了中国学术文化不朽的经典，为我们存留了无数的经、史、子、集，中国哲学在二千多年的学术发展中也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的思想历程。传统中国知识谱系的灵魂即是以儒学为核心，不断融合道家与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儒家讲仁义与礼制、道家追求自然与无为，禅宗崇尚顿悟与超越。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18世纪以前，与其说，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不如说，中国文化给予西方思想界以更多的启迪。古代中国人在研究学问的时候，近代欧洲很多地方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文艺复兴时期，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他说，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候，“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甚至说：早在四千年前，我们还不知读书识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今日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与传统中国知识谱系相比较而言，古希腊文明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即开始了学科分类研究的自觉，由此开启了一个人类知识体系开创性、奠基性的大时代，亚里士多德将科学知识分为理论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和制作科学（即诗学），特别是逻辑学和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原创性建构，对后来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一方面乃是传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从英国的《大宪章》肇始，特别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文艺复兴”为先导，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在西欧兴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法律、国防、交通、城市等各个领域；无论是现代化的原型英国、还是稍后的德、法、美，在漫长的数百年历史变迁中，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就了欧美国家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带领人类渡过了茫茫的中世纪，从野蛮到文明，引领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新纪元。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浪潮使工业生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在人类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更替中，西方世界一方面传承了古希腊罗马先哲的知识体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创造性地建构起人类普遍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爱因斯坦曾经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 贰 -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比较正式的分类从隋朝开始，是目录学上按照部类结集形式之不同所作出的区分，主要有“经”“史”“子”“集”四个“部”，“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包括了文史哲和农医百科等内容的混合，直到晚清时代，中国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体系与门类，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也极为薄弱，连“哲学”这个名称也是通过日本学者转译至中国，意指传统的儒家思想。我国对于西学体系的大规模引进大约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他们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多次惨败，清朝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近代工业和军事装备，虽然他们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来学习西学，尤其是过度拘泥于器物的层面，但这毕竟是古老帝国的一种新姿态，同时也客观上导致了西方知识体系进入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主潮，其意在“输入学理，再造文明”，中国近现代的知识体系也由“中体西用”走向“全盘西化”或者说“充分世界化”。
“五四”以降，中国哲学界也经历了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洗礼：如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等。各种西方的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的思想界，“五四”思想界这种空前规模的“学理输入”就如冯友兰先生当时所说：“自从本世纪以来，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
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近现代中国哲学遭遇到了一个模仿还是原创的难题，20世纪初期开启了一个“模仿的时代”，是因为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开始编写中国哲学史或者说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时大都“依傍”西方哲学，因为从形式上来说中国学术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都是一些学案类的平行的记述，所以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胡适编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的开山之作。胡适致力于用现代学术方法特别是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在“导言”中他根据西方哲学史的写法，不仅定义了“哲学”的概念、还阐述了哲学的门类、哲学史的种类、哲学史的目的以及研究方法，这种中国哲学和哲学史体系明显带有模仿西方的特点，所以金岳霖评价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
历史地看，以近现代西方知识体系为核心内容的西学东渐，为中国的传统知识谱系注入了新的元素并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冲击。在经历了“五四”思想激荡之后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哲学家们大多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这就铸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代，产生了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等这样融合中西哲学的新哲学体系，而且还有浓厚西学意味却是中国哲学名称的金岳霖所著《论道》的问世。
如果说张东荪的新哲学体系是模仿和“依傍”西方哲学体系入手，特别是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那么，冯友兰的“新理学”更多的是形成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中国现代创体系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但是它实则是借鉴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思路和方法而建构起来的，所以洪谦先生当时就评论说这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精神。在创体系时代，金岳霖堪称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的《论道》《知识论》和《逻辑》这些“体大思精”（冯友兰语）的著作，铸成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经典之作。创体系时代中国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和纯粹哲学的追求，从张东荪开始、经冯友兰到金岳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在金岳霖的哲学体系中，已经不仅仅只是试图模仿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而是旨在创立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金岳霖其实很早就深刻地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特质，即“普遍哲学”是一种“空架子”的说法，“我们的问题是把实质除开外，表现于这种思想之中的是否能代表一种空架子的论理。如果有一种空架子的论理，我们可以接下去问这种论理是否与欧洲的空架子的论理相似。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等先生用西方哲学的范式与方法建构新的中国哲学，在创体系时代，成为一时的风尚，就连熊十力这样的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也按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将哲学划分为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和认识论四大类，熊十力也坦承，这种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在中国哲学上，向无此等分立之名目，但就哲学家用力言，实应依上述四类，分别去参究”。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就是按照上述四类，“融贯华梵之形而上学思想，而自成一体系”。
反思中国现代哲学创体系时代，以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和金岳霖先生为代表的创体系时期的中国哲学家，试图以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的方法来改造和创新现代中国哲学，这无疑铸成了中国哲学的新品格，开辟了中国哲学的新时代。遗憾的是他们的努力并不成功。一方面，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本身业已终结并开始解体；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特征乃是非本体论的。借助于哲学界对西方传统哲学研究的深入，使我们得以重新反思西方哲学的传统与中国哲学的精神；由中西形而上学、哲学形态的比较，越发凸显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特质，并进而告别模仿与“依傍”的时代，创建原创的中国现代哲学。
- 叁 -
反思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尽管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并没有荣膺引领时代的先声。当代中国哲学不仅与先秦中国哲学的原创时期思潮蜂拥、学派纷呈的子学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近代“五四”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激荡、精神高昂的时期也相去甚远。如何结束“五四”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依傍”，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期，进而告别模仿的时代，开启繁盛的中国原创的哲学新时代，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20世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流趋势是从王国维、张东荪的中西哲学不同类型论（中国哲学偏向实践生活哲学、西方哲学偏向纯粹理论哲学），到金岳霖、冯友兰转向试图建构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80年代的中国又重启了思想解放、学说纷呈的局面，特别是中西文化与哲学论战的开展，其要旨在致力于完成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大业，其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作为中西文化的核心问题成为显学，稍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更是将此推向高潮，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特别是突破了对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特性的理解，广泛涉猎了中西方哲学的开端乃至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哲学”这样的元哲学问题，使得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得以取得新的研究议题。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建立在对中西哲学特别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从9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千年之交，国内王路、俞宣孟等一批学者强力主张将“being”翻译成“是”而不是“存在”，由此引发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理解的颠覆性的突破，论文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出版将此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这意味着学术界必须重新理解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与主线。作为形而上学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部分，作为关于“是”的一般理论，“是论”常常用以指整个形而上学。通过对“是论”的语言学的研究，使得“是论”这种特殊形态哲学概念更加清晰，“它是靠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构筑起来的先天的原理系统”。因此，“是论”是在独立的特殊的语言王国里的纯粹思辨的哲学。其实，张东荪早期曾经指出中西因为语言构造之不同导致思维之差别，所以对中国哲学来说，“其影响于思想上则必致不但没有本体论，并且还是偏向于现象论”，后来陈康先生首先将“being”翻译成“是”，千年之交的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一是到底”，并进一步认定中国哲学是非先验的，所以断言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当然，在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也有学者反对将本体论归结为西方哲学所特有的概念，而是主张“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生活世界及相关的本体论”。李泽厚先生原先发表过他的“情感本体论”，虽然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的，但是，他提出通过中国传统，让哲学“走出语言”的见解，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哲学究竟是否有本体论这一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对中国哲学形而上学或者说第一哲学的存在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只是认为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形态并不一样。俞宣孟断言：“中国哲学被认为逻辑学和认识论不发达，它取的显然不是西方哲学那样的宗旨。有人以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伦的哲学，那是对照着西方哲学内容的分类得出的看法。中国哲学绝不是没有一种'世界观’……中国哲学的宗旨在于求得生命的自觉。”商戈令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的“道、太极、阴阳、有无、中庸”等最基本范畴的剖析，证明中国哲学的开端或基点就是对间或间性的关注和研究。这种关注和研究创发了中国哲学属于中国的基本特质：间性哲学，亦即以间性论为基础的哲学。赵汀阳在比较了古今中西哲学观念之后指出：虽然中西哲学形而上学有着显著差别，但是哲学的本源在于创制行为、反思、秩序和历史共时发生的事件，这是具有“创世性的存在论”事件，既是一切问题的开端，也是万事的开端，也是历史的开端，三者合一，而其中蕴含的初始问题也是人类生活中始终递归在场的问题。这里就显示出“开端”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原始的本性”最直接地置身于开端之中，而且因为开端处的事业或作品最切近地实现原始的本性并从而将“事情自身”的意义呈现出来。就此而言，开端的性质，不是历史学的，而是历史性的。
自此，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业已达到了关键的时刻，就如李泽厚先生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谈话录中所说的：一是这命题能否成立？二是如果成立，如何可能？无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主题之一，旨在从中西哲学源流两个方面来探索哲学的元问题，这一难题引发了古今中西各种哲学思潮与流派的激烈论战。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大约肇始于16世纪，但是中国学者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自觉还是要到20世纪以降，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优劣比较、到依傍西方哲学概念谱写中国哲学史、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哲学进入蔚为壮观的创体系时代，一直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哲学才真正告别模仿的时代，开始涉猎中西方哲学的开端、形态、要义乃至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哲学”这样的元哲学问题。经过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以西方传统哲学为主流的哲学观念正从其根基处开始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如果说当代中国要出现大哲学家和宏大精深的哲学思想，那么，就可能出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这个方向上。我们希望不失时机，进一步深入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这一人类哲学史上可能的重大变革作出成绩，这也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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