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从两三岁起，她就跟着母亲上学，比谁都早。母亲是村小的民办教师，村小有什么大规矩呢？母亲上课，把她放在讲台的一边，让她自己玩。教室用青砖铺地，倒也干净。可实在是没什么可玩的，她一边听着啊哦呃一边用小手抠着砖缝里的蚂蚁，把蚂蚁抠出来，再用一丁点儿土把它埋住。蚂蚁挣扎着，从土里爬出来，她再把它埋住。有的蚂蟻爬着爬着就爬到了门口，她也不知不觉就爬到了门口，被母亲一把拽回来，给她一根粉笔，让她胡乱画。一会儿工夫，她的手上脸上都是白。
第一节课后的小课间，母亲抱着她去办公室，她掀着她的衣襟，要吃奶。弟弟还不到一岁，母亲的乳汁正丰沛。第二节大课间要做广播体操，休息时间长，母亲是要小跑着回家给弟弟喂奶的。这个时候，乳房正鼓胀地酝酿着，格外诱人。母亲不给，她就哭。母亲甩开她，她追着母亲跑，边哭边喊：“吃奶！吃奶！奶！奶——”
过了几年，她成了母亲正式的学生，开始有点儿害怕母亲，因为母亲总要拿她做靶子来批评教育其他孩子。好在一年级也不过就是一年，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了。母亲是完小毕业，按她的文化水平，只能教一年级。于是她教的永远都是一年级。可她教得还真好，每次全乡统考都是第一名，雷打不动，稳如泰山。
初中是在镇上读的。老师整天苦口婆心地说着“学习改变命运”，可谁听得进呢？虽然有道理。世上道理万千条，任它风中自飘摇。哪一条都听都做，岂不是疯子？大多数的学生读得懒懒散散，她也一样。因为母亲的缘故，又公认她聪明，老师们便按照惯例偏着她，对她格外关注，上课提问得很勤，作业改得也格外严格。可这些都没用，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随着大流，让成绩保持在中等，偶尔使一把劲儿，到中上等。从村子到镇上四里路，二十分钟。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再去上学。
这一天两趟里，很需要有个伴儿。同村另有个女孩子，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第一年级前三，同学们都叫她“标杆”。村里人都穷，“标杆”家格外穷。这或许是她特别努力学习的缘故？有个故事全村人都知道。有一次，“标杆”的右邻家改善生活，做了油炸糖三角，那家的小儿子捏着一个糖三角出了门，正好碰到了“标杆”母亲。她说：来，让大娘尝一点儿，尝尝香不香。小儿子就把糖三角递了过去让大娘尝。香是香的，两家人却为此起了口角，打了一架。多少年后，小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矮壮的中年男人，他说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那个糖三角：“她说她尝一点儿，可是总共仨角，她就给我撕走了俩。”
这是分地之前的事。分地之后，谁家还缺这口呢？“标杆”的父亲早年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受了严重的腰伤，只有母亲是壮劳力，几乎就是住在地里，疯了一样干活儿。“标杆”是长女，总是得忙完家务才能上学。她就等她。别无选择，她和“标杆”只能是对方的伴儿。她们在学校没话，因为在路上都聊完了。多半是“标杆”说，她听。窄窄的黄土路上，“标杆”最喜欢跟她说将来，将来要到什么地方，读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说得两眼放光两腮发红。问她，她说没有。“标杆”就笑，她也笑。真的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编不出来的。日子那么漫长，想那么远干吗呢？多累啊。
她更愿意做的事情是玩。爬树掏鸟窝，到河里捉鱼，掐路边田里的时令蔬菜：黄瓜、西红柿、茄子、长豆角，就着井水一冲，放在嘴里就咬起来。仔细品去，这些蔬菜生吃都有一种甜甜的后味儿，黄瓜是清甜，西红柿是酸甜，茄子是涩甜，长豆角是腥甜……多年之后，她第一次喝到了鲜牛奶，惊奇地发现，生蔬菜除了甜味，还有一种味儿，就是鲜奶味儿。
就这样到了初三，班主任是个毒舌，上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他突然甩着成绩单，点着她的名说：就你这成绩，还好意思跟人家“标杆”一起上下学啊？所谓的人没脸树没皮百法难治，你这就是呀。哄堂大笑中，她涨红了脸，决定努力。当然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命运，而是为了争口气，把毒舌打给她的脸再打回去。她找齐了初一初二的课本，也不问老师，只是自己看。发了疯地来回通读，往细深处琢磨，再就是背书、做题。就这么努力到了中考，居然考了全乡第一全县第五，成绩远远超过了“标杆”，何止一雪前耻，简直接近于光宗耀祖。父亲感叹说，如果是个男孩，一定要带她去祖坟上烧香磕头。
接下来就是报志愿。父母彻夜研究，决定让她报时下最火爆的省财税学校。那是中考生们挤破头的小中专，县里每年才录四五个，一录就意味着跳出了农门，三年学满就是城市户口，工作包分配，且定是好工作。财，税，听听这两个字，哪一个都有银币落在铁碗里的悦耳回音。她原本有些动摇是不是去读高中，看着父母欢天喜地的样子，又听说上这种学校没压力，胡乱打发日子就能毕业，便没有违拗。
“标杆”报考的是县一中。大约是因为她的成绩突然大爆发压了“标杆”的风头，她很久没有来找她。听说她报的是财税学校，才尽释前嫌。两人天天碰头，估摸着录取通知书到来的日子，承诺着以后分隔两地要经常写信，“标杆”还很大方地激励她，让她不要放弃考大学，中专毕业也可以考大学的，只要她努力，三年以后她们还可以同学……一天中午，天气酷热。她突然听到大街上传来凄厉的号叫。“标杆”的母亲在棉花田里打农药的时候，得了暴疾，口吐白沫，四肢抽搐。送到乡里的卫生院时，已经死了。她茫然地问母亲，为什么这么热的天还要在地里打农药？母亲洗着碗，头也不抬地说：“越是这时候，药就越灵。”
她跟着母亲去吊唁，“标杆”跪在灵前焚纸，主事人喊：“孝子谢客！”“标杆”给她们磕头，她把“标杆”拉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她满面的泪水，觉得格外陌生。
一周之后，通知书到了，她的财税学校和“标杆”的县一中，都有。她送到“标杆”家里，“标杆”正坐在院里榆树下的水池边洗衣裳，榆树叶子在她们头顶上哗哗作响。“标杆”没有接通知书，她说她上不了了。她要是不留在家，后娘就得进门，那她的弟弟妹妹就得大苦。
“那，这个？”她抖着那张录取通知书。玫红色的纸，不知怎么就显得很寒酸。
“标杆”用下巴指了指厢房的窗台，说：“放那儿吧。”
走出“标杆”家大门不远，她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回头，“标杆”的妹妹提着一袋子东西追上来，塞给她。里面都是糖三角，每一个都炸得鼓鼓的。
财税学校在豫东北的一个地级市，离家有两百来里。临走前，父母说路费很贵，还是少回来。她应道：“嗯。”
回想起来，那个城市真是小啊，就那么几条街，就那么一点儿人。可是那时候的她也小，所以这个小城就显得很大。她先是在吃上长了点儿见识。学校门口常年摆着个小摊，卖红薯丸子的。除了学费和正常的食宿雜费，她每个月的零花钱是六块。学校旁边的小饭店，一碗素汤面是五毛。红薯丸子一毛钱一个，很贵了。她第一次吃到嘴里，简直诧异极了，这是红薯做的么？难以置信。此后她就不时地买来吃，在六块钱的额度里，她拨出了一块钱，每个月买一次，每次买十个。每次吃时都忍不住笑，仿佛吃到了难以言说的甜美秘密。
她还第一次吃到了五香葵花瓜子，也很诧异。其实之前也吃过瓜子，是南瓜子。老南瓜或者切成块熬粥，或者切成条丝儿清炒，瓤里的瓜子儿挖出来洗净，晒干了就是南瓜子儿，奢侈点的做法是油盐焙干，吃了就更有滋味。这是她记忆里最早的零食，也是她认为的最本分的零食——主菜的剩余价值，零食这样的定位才最是恰如其分。所以啊，怎么会有葵花瓜子这样纯粹的零食呢？怎么会有这样专为零食而存在的零食呢？太奇怪了。可也真好吃。这瓜子要便宜得多，两毛钱的量能嗑半天。她不停地嗑啊嗑啊，直嗑得脸上长痘嘴上长泡，牙齿上也有了微小的豁口。
还见识了一些类似于零食的事，诗社、朗诵社、书法社什么的，她和同学们兴致一来报了名，只参加过一两次就退了出去。这些东西，虚头巴脑的，有什么用呢？倒是通讯社的活动她坚持了下来，因为听班主任语重心长地教导过，新闻写得好，一定会有用。说不定将来能当记者呢。记者是无冕之王，走南闯北吃香喝辣，到哪里都有人当菩萨敬呢。
学校有多少新闻可写？无非是谁在食堂捡到了餐票，谁在操场捡到了钱，谁背着打球受伤的同学去上课，学生病了老师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等等。有趣的新闻都上不了校报，多半发生在舞蹈社、音乐社和美术社。入社的学生被统称为艺术生。这些学生都自诩甚高，很有些放荡不羁的艺术范儿，学校也对他们格外宽容溺爱，所以动不动就出新闻，什么音乐社那个声音特别像邓丽君的女生想办个独唱音乐会啦，舞蹈社的社花和音乐社的两个男生三角恋啦，美术社有人用丙烯画围巾偷偷卖钱啦，反正口口相传的野史最是斑斓，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发挥，去想象，去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让一棵树生机勃勃地茁壮起来。只是没办法去正大光明地宣讲，也不能有什么版权，有点儿遗憾。
她也有了朦朦胧胧的初恋，是比她高两级的学长，在美术社。在他们社的男生里排行老五，人称五哥。他们是在餐厅打饭的时候认识的。两个队列，他们并排。到了窗口，同时领饭交票，她的妥当了，他却在那里迟滞着，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不着票。后面的人紧催着，他前后看看，都没有熟人。她替他交了票，端着饭离开了。接下来两天，她有些闹肚子，都是同学帮她带饭。到了第三天，他在餐厅门口等到了她。他没有还她餐票，给她画了一张速写，说：“要是再碰不到你，我就要把它贴到餐厅门口了。”
艺术生行情紧俏，内部消化都还不足，自然很少出口。因此一旦和普通生有点儿状况，对普通生来说差不多就算是一种小小的荣耀。其实两个人连手都没拉过，也没有用语言确认过什么。他只是来找她，经常来找。她临窗坐。晚自习课，他敲敲她的窗玻璃，她就出来和他聊天。当她走出教室的时候，能感觉得到后背上起起落落的眼珠子。她很享受这个时刻。星期天没有课，他们常常在教室里待着，也没有什么话。他在她日常练习用的财务账簿上炫耀式地填色，用一支铅笔。淡黄色的纸底，青绿色的细线，他平心静气地，一格一格地，把它们填满，从纯白一直填到纯黑。他很专业地告诉她，色彩学里把色彩分为两种，无彩色和有彩色。白黑灰就是无彩色，没有温度，不分冷暖，可以与其他颜色百搭。她问金色和银色呢，属于哪一种？他想了想，说，应该也是无彩色吧。
也不过是同校了一年，他毕了业，分配到了老家乡里的财政所，很失意，经常给她写信，她也经常回信。最后一封信，他说他受不了了，要辞职去南方，说那里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而在这不一样的人生设计里，她没有看到他给自己预留的位置，百味杂陈。回信写得很艰难，她撕了写，写了撕，打了好多次草稿，估摸他已经启程了才终于罢手。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第三年上学期，家里出了一件大事。父亲去世了。在她的意识里，父亲并不多么重要，除了睡觉就只是吃饭、干活儿，干活儿、吃饭，闲暇的时候躺在竹摇椅上听豫剧，连句能让她记住的响亮点儿的话都没有。这样的人，似乎噩运也应该把他忽略，让他就这么平平常常地活着。可是他突然就病了，肺癌。家里人一直瞒着她，期待着她放寒假时父亲还在。打电话总是不太方便，再说还花路费。
即将期末考试，她正在唰唰唰地做题，手突然一麻，她想天太冷了吧。搓搓手，正要继续，老师进来了，以从未有过的温柔眼神看着她，说：“电话。”
父亲的葬礼举办完后，她回到学校参加考试。母亲信了耶稣，奶奶信了佛。父亲是独子。
按照最一般的分配模式，她也回到了老家乡里的税务所。刚报完到，来了意外。镇党委书记动了念头，打听新分配来的毕业生有没有能写材料的，她在校报发的那些豆腐块短讯居然入了他的法眼，她被直接抽调到了镇政府办公室。这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母亲给她做了全套的新被褥，她一个人不好带，街坊邻居三四个人都骑着自行车陪着，把她送到了镇政府的宿舍。村里人跟她母亲说起话来，最顺口的一句话就是：“这可好了，咱们朝廷也算有人了。”
她很快就知道，在这朝廷里，自己就是个打杂的小宫女。各种各样的汇报、通知、总结、请示、讲话稿，笔下的每个字都带着公章的气息。后来，理所当然地，她又接了新闻报道的活儿。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乡镇，有多少新闻可写呢？且还必须得是正的。但发稿任务毫不留情：县、市、省、中央各级媒体都有发表定额，一季度一考核，步履维艰。除非一级级的主要领导光临——县领导来，新闻能上县报。市领导来，新闻能上市报——否则自由投稿几乎没有任何被采用的可能。她最巴望也最厌恶的就是上级媒体来这里下乡，只要他们一下乡，无论写点儿什么，只要在他们的名字之后加上“通讯员某某某”，阿弥陀佛，这就算是她的成绩了。于是每当有上级媒体下乡，她都和领导一起好吃好喝好伺候，使劲儿巴结，是女的就夸气质夸才华夸美色，是男的就夸智慧夸胸襟夸胆识，然后静等着发表量大大快进。
这时，原本还有些体面的小宫女堕落成了只差通房的小丫鬟。拎包、照相、催菜、结账，所有鞍前马后的事儿都是她的。除了偶尔有个把人故作谦和，基本上都是明火执仗地颐指气使。其实高手不多，大多数都是庸庸碌碌地混饭吃。但凡头扬得格外高的人水平通常格外差，说的话也格外容易掉到地上。看着那些话在地上滚来滚去，她只是袖手旁观，绝不弯腰去替他们拾捡。面上春水无痕，心里却有着习惯的知趣，也怀着小小的恶毒，还有更深的念头扎下了根：人往高处走，这是像太阳一样正确的真理啊。哪怕比你高那么一脚板儿，他的鞋子踢出的尘土轻易就能灰了你的脸。她还年轻，还有盼头，不能老是被人这么脏着。为了过得干净一点儿，就该向高处努力，不管高处有多高，反正高一点儿是一点儿，能向上走一步就少一层压迫。
这压迫还有一层来自村里。划宅基地，买化肥，交公粮排队，定棉花等级，各种拖泥带水的事情都找她。她起初就是很幼稚地直接拒绝，说自己没有能力，办不了。几个回合下来，母亲脸上挂不住了，老泪纵横地跟她说，做人不要太狠，能帮就帮。不帮也得有句好话，不然她在村里都难做人。
她只好学会了婉转。村人来找，她就先客气着，笑脸相迎。请他们去镇上的饭店吃饭，羊肉烩面、大米烩菜、啤酒饮料。一边招待，一边倾听，一边答应着。接着事情就放下来，磨蹭，拖延，他们来找，就诚恳地解释、抚慰。之后呢，再磨蹭、拖延……他们终于不再找她了。
日子实在是难熬，晚上失眠，头发掉得厉害，皮肤也越来越失去了水灵。公论她是阴阳失调女大当嫁，隔三岔五便有同事给她介绍对象。都是家在某个村的，在外有一份体面工作的本土成功青年，或老师，或军人，或在另一个乡镇当干部，不外乎此。她见过两个，便灭了念头，开始拒绝。待到第三个年头，乡里刚分配来一个大专生，经常找她聊天。家里也是本乡的，因为比她多读了三年高中，比她还大—岁。有人看出了苗头儿，马上就来撮合，在乡里，这是最美满的姻缘：“都挣着一份工资，家里还有房子有地。还能一起上下班，多好。你们这年龄，可都不小了。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呀。”
她笑着，起身送客。很快，就有不中听的话传到了她的耳朵里：“谁眼花谁跌跤，谁心高谁命薄。还差啥呢，还想啥呢？”
县里的主要领导有了变动，腾出了一些珍贵的位置，低一级的领导层也随之波澜泛起。一番厮杀之后，镇党委书记咬住了机会，去县里当了宣传部部长。镇里的领导层也开始磨圈儿，机关里人人都躁动不安，伺机而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旧臣最要紧的就是拜靠新君。她却是例外。她每周都坐着公交，跑到县城，登老书记的家门。这情形有点儿滑稽：书记在时她不和他拉关系，书记走了倒是开始向上贴——这词够准，贴的目的可不就是为了向上？自知这希望渺茫，所以她早就预备好了巨大的绝望，但她的努力却是步步为营的扎实。名义上是给书记孩子辅导功课，每次都拎着给孩子精心挑选的衣服和零食。那孩子的功课实在是差，不过差有差的好处，总是要笨些，稍微有些成绩就是她的功劳。以如履薄冰的微妙分寸，她小心翼翼地应对着那个愚钝的女孩儿以及女孩儿背后一点儿也不愚钝的书记太太。绝不能让这个女人反感自己，这个最重要，不然会功亏一篑。
书记是何等样人，却不说破，更不问她，只是顺水推舟，任她来往，静等着她图穷匕见。就这么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半年、一年，终于，孩子生日那天，她送了大大的重礼，说明白了想去县里工作。台面上的原因是为了更高层次的见识和学习，台面下的原因是想找一个理想的对象，不管怎么说，县城的选择范围总是大一些。书记理解地看着她，矜持地点头：“等等看吧。”
又一年之后，县报社招人，正是宣传部管的口，书记首肯，她便去应试，然后就一路绿灯地上调，到报社当了编辑。县城的世界和乡里自然是不一样，压力小了许多，各方面都轻松起来。因为掌管着固定的版面，也渐渐地有人开始趋奉她。地方一大，对女孩子的年龄也宽限了一些。人们流水般地给她介绍对象，安排相亲，一年之后，她就结了婚，在城里安了家。
丈夫在银行上班。祖辈原是做过大生意的，很是有些根底，只是和太多家的命运一样，几十年间，享过的福都成了难逃的罪，便凋敝了。可也隐约还能看得出发达时的形貌，主要是房子。大大的老式的四合院，门头廊下的石刻雕花里都透着讲究。和公婆同住，她更是慢慢发现了他们生活的讲究：穿过的衣衫一定会熨烫，整整齐齐地放在红木橱中。被子晒过霉，一定要放在樟木箱里。婆婆在厨房炒菜，放的油都是她不敢想象的多。每顿饭一定会有肉，吃葱只吃葱白，剩饭剩菜从来不留，都是当即倒掉。每月的电费都是她在乡下娘家一年的总额。大哥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结的婚，蜜月旅行去的是上海，拍了很洋气的婚纱照。大家庭的旅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断过，照相簿里的老照片，北京、西安、广州，几乎哪里都去过，在北京照的还是“大北”照相馆。
她开始吃肉。有时候，忽然想起之前自己居然是不吃肉的，不免感到惊奇。从小她就对肉有一种厌恶的敏感。一看见肉，一闻到肉味儿都会恶心。用肉炒的菜，她肯定不动。过年时家里会用剔过肉的猪骨炖一大锅骨头汤，俗称老汤或者高汤，做菜时总会放一些。因为只是汤，所以放进菜里根本就没有肉影儿，不过是个味儿而已，但这也是她绝对不能忍受的，她宁可吃咸菜，或者再炒个什么素菜。于是，常常的，其他人用这老汤炖大烩菜：青翠的白菜、雪白的豆腐、透明的粉條、墨绿的海带、深红的牛肉丸子、浅黄的腐竹，就着软暄暄的大馒头，一个个吃得心甜意洽；她却另炖一锅，料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不用老汤。
奶奶也不怎么吃肉，所以总是另做有素丸子和素包子，饺子馅也肯定是另备—份素的。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她发现奶奶的不喜欢是有弹性的：肉少了，不够吃了，她就说不喜欢。“太香了，顶不住。”肉多了，要剩下了，她肯定就可劲儿吃。“这么好的东西，放坏了多可惜。”
对于她的吃素，奶奶虽然也会劝几句，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支持的，甚至是鼓励和表扬的。后来她才知道，其实是为了让她省下些给男孩子们吃。她老人家一直都有些重男轻女。那时候家里虽然比“标杆”家强些，可肉还是吃得少。女孩子少吃一些，男孩子就可以多吃一些。即使多不出几口去，总归还是多一些好。
夫家的人都很能吃肉。她第一次上门，吃的是捞面条，配菜是大炒肉。大炒肉这个菜名她是第一次听到，后来才知道，这个菜名是他们家的独创。什么是大炒肉？就是用葱配肉炒，其实也就是纯纯的炒肉丝。他们家就叫这个是大炒肉。婆婆给她盛的面里，有一半都是肉，她勉强把面吃了，把肉全留了下来。老太太就此知道：她未来的小儿媳妇是个不吃肉的人。
她从羊肉串开始破的戒。丈夫非常喜欢在大排档上喝啤酒吃羊肉串，知她不吃肉，便故意逗她：“吃一串吧。咱吃得起，不用省。”几乎天天都要听他这一番话，有一天忍不住就动了心思，吃了一串，居然感觉不错。那时县城的羊肉串价格是一块钱六串，如果吃上两块钱，还会多赠一串。后来她又开始吃羊腰，不是那种全腰，而是脆脆的小腰片。腰片的价格要贵一些，一块钱一串。
几乎是与此同时，她的舌头还接纳了羊杂碎。夫家大哥在相隔百里地的另一个城市工作，隔段时间便会携妻带女回家看望婆婆，一回家，便会号召大家去西关吃羊杂碎，她跟着去了一次后，便欲罢不能。常去的那家店叫二宏羊杂碎，店主的名字就叫二宏。那边的店都是这种风格：跃进羊杂碎、大新羊杂碎、长江羊杂碎……每家店前都支着一口大锅，锅里一半地方堆着切好的杂碎，另一半是翻滚的雪白高汤。
他们报过碗数，老板便取过敞口粗碗，放入香菜、红椒末和味精，将汤汤水水的杂碎舀入碗中，顿时，白的汤、粉的杂碎、绿的香菜、红的辣椒，悦目非常。旁边的草编筐里是新出炉的烧饼，一块钱四个。一家子进店坐下，顿时就占去了半个店。他们从没有集体去别的家吃过。只因大哥说这家好吃，大家就无条件地信任了。后来她悄悄独自去别的家尝过，似乎还真的是二宏的羊杂碎比较好吃。不过她也暗暗怀疑：之所以觉得好吃，是因为吃过太多的缘故。口味也是有记忆的。
一碗羊杂碎，汤多肉少。汤是河，肉是游泳的鱼。也因此，吃杂碎还有一种最寻常的说法，叫喝杂碎。杂碎汤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免费加的。据二宏说，曾有一个老头带着两个孙子来喝杂碎，他只要了一碗，却加了五次汤。他们爷孙三个吃得肚子溜圆，也把二宏噎了个珠玉满喉。
由羊肉串到羊杂碎，她对荤的热爱从此—发而不可收。后来回过神来，才发现这两样都是家常之外的杂味儿。为什么会在家常之外的杂味儿上开荤？想了想，大约是因为这些杂味儿野、蛮、有劲儿。不过杂味儿吃多了就会明白：家味儿虽然没有杂味儿足，杂味儿却也真的比不上家味儿正。开了野荤之后，她的胃便由杂至正，由外及里起来，慢慢地被家常荤一五一十地收编招安。大嫂很会做菜，一跟着大哥回到家她便主厨，煎炒烹炸，样样开花。她被耳濡目染，吃肉的范围越来越广，也越发筷筷知味：五香驴肉、红烧猪排、砂锅牛腩、清蒸河蟹、白灼大虾……
有一件很小的鱼刺般的事，她一直都记得。那次也是大嫂主厨，做了一道冬笋炒鱿鱼，格外美味。这道菜每在餐桌上转一圈，就会下去一小半。第三次转到她跟前时，她满满地夹了一筷子放进碗里，顿了顿，又夹了一筷子。几乎空了盘，她有些不好意思，可又没办法再夹回去。丈夫笑道：“真能吃啊。”她当时就哭了起来。丈夫连忙去哄她，她却哭个不停。也知道丈夫是在开玩笑，更知道自己哭得没道理，可她还是哭着、哭着，哭得丈夫都生起气来，说：“还有完没完？”
吃得多了，也便开始做。以前不能看不能动的各种肉类，都到了她手下。她切、剁、洗、做、吃。吃完了做什么？也没什么可做的。县城的饭后娱乐无非是打麻将和看电视。她都不喜欢。晚饭过后，她和丈夫在路灯下散步，隔三岔五和熟人打个招呼，吃个夜宵，看场电影。
偶尔，她会想起五哥。他在哪里呢？在干什么呢？婚姻的庸常让她开始回味他们之间的未完成，在回味中，青嫩的初恋被催熟得恍若爱情，升起袅袅的甜。
同事们家境都不错，男同事的烟和鞋，女同事的衣服和化妆品，都透着日子的殷实。尤其是女同事们，上班的时候比着偷懒，下了班就是逛街，较着劲儿花钱。她不跟她们一起，一下班就回家。她给自己定好了调子，走朴素路线。她跟她们不好比。婆婆没有工作，公公的退休金虽然从不藏着掖着，可也实在是菲薄，不经花，用来应付家用的项目也只能是最勉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他的就全指望着他们小两口来支撑。老房子大是大，却也糟旧，不时漏雨、滴水，要大修，冰箱电视这些电器也都到了淘汰的当口，人情礼事出手是不能小的，要应酬。还有逢年过节置办东西，又添了孩子……虽然不局促，却也不宽裕，只是维持在中游，所以她始终不能掉以轻心。有同学来找她玩，她请客。再来找她，她再请客。第三次，她就托词不再见面。
毫无预兆地，五哥回来了。在报社楼下的小花园边，他们坐在凉飕飕的石凳子上，他直截了当地地对她说他需要钱。看着他强装自尊的面容，她突然十分恼怒。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吝啬鬼，不喜欢借钱给人。而相对于别的任何人，她更不想借钱给他，尤其是现在的他，这么穷。
先去吃饭。既然他没有钱，当然是她请。在一家小餐馆，要了四个菜：小葱豆腐、水煮白菜、小炒回锅肉、鸡丝拌粉皮。两碗米饭。她要给他要一瓶啤酒，他说什么也不要。在他的坚持中，她看见穷的痕迹无法隐藏地显示出来。她可以想象他如何买着最廉价的车票，吃着最便宜的盒饭，来到了她的面前。火车上的盒饭在饭时是最贵的，五块。过了饭时就开始减价，从四块到三块再到两块和一块。价钱随着饭的新鲜度很自然地降低着，他买的一定是最低時的那种。这些情形她是熟悉的，太熟悉了。熟悉得让她亲切，又让她恶心。
她调整着自己的焦距，不动声色地透视着他：真丑陋。也鄙视着自己：真势利。她憎恶自己的势利。她知道自己和那些所有俗气的女人一样希望面前坐着的是一个高富帅的男人。五哥高是有的，帅也是有的，但只因没有中间的富，便使左右两项的得分都消减至零。当然她也知道，如果他真的很富，未见得还想得起她。穷很残酷，富也一样残酷。在这两样东西面前，根本无处可逃。
这一顿饭，几乎无话。说什么都是雷区，都是尴尬，不说也罢。好在厨师的手重，鸡丝粉皮里的芥末放得太多，水煮白菜也太咸，这成了他们聊天的主要内容。他们就吃了这样一顿心事重重又百无聊赖的晚餐，然后他回旅馆。他没有邀她去旅馆坐，她也没有请他去她的办公室，他们都在逃避着。他逃避着她目睹到自己更多的穷，而她逃避的是他进入自己生活的任何可能。在逃避的同时她也自责：能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被他求助，证明着他对她的信任是多么彻底，而她的逃避则证明着她对他的隔绝又有多么彻底。可是微弱的自责很快消遁于强悍的自保，她一遍遍确认着自己的有理——向她借钱的行为本身，已经可以断定，他不爱她，否则怎么会向她借钱呢？谁会喜欢那些见过自己穷时候的人？哪怕是借钱的恩主。短暂的感谢之后，往往就是难以言喻的忌讳和疏离。所以啊，他为什么不自己想办法？为什么不去餐馆刷盘子？为什么不去建筑工地推水泥？他来向她借钱？他需要钱，难道她就不需要钱了么？他为什么要来这么难为她？
所以啊，根子里还是怪他。也许他不向她借钱，就不会这么丑陋了吧。他的穷若和她无关，就可以成为路边的石头，尽管绕着走，或者坐一会儿也无妨。可是，他向她借了，在借钱的这一刻，袅袅的甜变得很细很细，他的穷变得很粗很粗。仿佛喜欢她的，不是一个穷的男人，而是一个男人的穷。路边的石头砸住了她的脚。
从各个角度否定着他，但她不能不借钱给他。第二天上午，他又来找她，她把薄薄的一沓钞票装在信封里。一面把钱递过去，一面简直恨起他来。
他打开看了一下，说：“回头还你。”
她送他出去，来到大街上。不远处有一个正在施工的街心公园，有小池塘，有亭子，有游廊，到处可以看到水泥和沙子。工人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游廊上静悄悄的。
慢慢地，他向她—步步走近，起了干皮的嘴唇微微颤抖着。她一瞬间就看出来，他想吻她。她本能地向后退去。这个蠢笨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儿觉察么？他想吻她。他居然还想吻她。他想通过这吻来证明什么？证明她还喜欢他么？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吻。这样的吻，她无法接受。
他突然笑了。
“你怕什么？”他说。
她把脸转向别处。
“钱我会还你的。”他说。
她依然沉默着。还，这个字他已经说了两次。
“再见。”最后，他说。
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那个小公园，她看着他的背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泪却也落下来。
在报社时间长了，打字、排版她成了一把好手，偶尔去街上的打字社复印东西，觉得这一行的利润实在可观，她就动了做生意的念头。房租和设备是本钱的大头儿，正好政府门口那家打字社的老板生了重病，想要把店转租出去，她便凑了钱，接了过来。对方要价很适中，没有什么还价的余地，可要是不还下一些，似乎也太过爽快。老板在医院躺着，只有老板娘照面。起初打算和那女人还价的时候，她还不是很有底儿，可是看到那女人的一瞬间，她就有了底儿。那是什么表情？在太阳底下暴晒着，干渴极了的焦灼表情。此时不还，更待何时？
她便开了口，说如果要一次性付款，她手头还欠一点儿，请她再通融一下。如果不要一次性付款，她可以先付一半，那一半便容她半年之后再给。稍稍犹豫了一会儿，那女人便说要一次性全款，可以再让一些。她心里喜悦着，又有些愧疚，觉得自己不够仁义。可是想到又不是自己让那老板得了病，便又把愧疚填平了。
因为她的精明和勤谨，打字社经营得很顺利，利潤之丰厚超过了她的预期。当然这也只是第一年，之后的利润再丰厚，对她而言也都在意料之中。几年过去，她积累了不错的底子，开始安心地花费，吃喝穿戴也渐渐考究起来，出手也比县城的一般人要大方一些。顺理成章地，她升职当了编辑部副主任，然后是主任，再然后是副总编。上传下达，迎来送往，分内的工作，分外的人情，她都做得很得体，谁也说不出她什么来。
县里的领导换得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新近的县委书记热爱文艺，文化活动便搞得轰轰烈烈，什么读书节、红歌会、戏曲周，一个接一个。领衔压阵的大腕连省里的名流都觉得不够格，必得是北京来的当红大咖。省里的新闻媒体便追着各路明星们频频大驾光临，她免不了得撑头应酬。其中一家最有名的都市报，发行过百万，每次都是同一个女副总过来。这女副总是时评版的主笔，下手极快，倚马可待，话锋和笔锋一样犀利，每每令人敬而远之，称她为刀子嘴，她便回敬：“豆腐心。”后来干脆起了个笔名，就叫“豆腐心”。
她之前就喜欢豆腐心的文章，见了人也喜欢，便对她应酬得格外周到。而豆腐心并不因为她应酬得周到就对她客气多少。有一次，要开一个什么活动的综合协调会，两人在报社门口碰到，正准备进去，突然报社老总的车到了，报社老总由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兼着，比部长还威风凛凛。她连忙回身到车前，去给老总开车门。豆腐心冷冷地看着，等她再走过来的时候，说：“那是你该干的事么？你把自己当什么了？奴才么？”她站在那里，笑不是，不笑也不是。豆腐心拍了拍她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小地方太压人。你在这里，可惜了，有机会来省里吧，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会竭尽所能。”她抑住眼泪，郑重地说：“好。”
不久她就接到消息，说郑州有家报社准备招人，她毅然决然地去郑州报了名，在豆腐心的筹谋和点拨下，畅通无阻地调到了省城。女儿正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她一不做二不休，把她带了过来。
第一道难题就是居不易。其实也不难，只要有钱。钱多就买，钱少就租。她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是那种只有一扇窗户的大通间，号称有厨房和餐厅的，其实厨房就是进门右手侧那一条长方形凹处，上面装着油烟机，下面装着燃气灶和洗菜池，还有两截小柜子。这就是厨房。餐厅和客厅就是一回事儿，小沙发就是餐椅，茶几就是餐桌，房子正中用拉帘隔出一块，那边就是卧室。
租金一个月八百块，她的工资是小两千。实在是不便宜。可是地段好，离她的单位和女儿的学校都近，节省了时间和交通成本，总体衡量性价比还可以。很快地，东西越来越多，她把一切可能的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床底下、门后头、衣柜上，就连权作餐椅的小沙发里面都是中空的，用来储物。每到换季倒腾衣服的时候，逼仄的屋子里全是五颜六色的裙衫，乱马交枪，一片狼藉。她一边整理一边念叨，等换个大房子就好了。
经验这种东西，一旦有过就总是舍不得闲置。她把县城的打字社转手，在报社附近新开了一家店，叫图文设计中心。所有的设备都是现时最高端的，可以做喜帖、请柬、名片、座签、海报、易拉宝、宣传页、酒水单、价目表、会议资料、培训手册、财务账册、制度汇编、规划图、消防图、绿化图、楼盘鸟瞰图、电气施工图……纸质业务简直无所不能。以着乡下人初来乍到的谦和敦厚劲儿，她很有生意缘。租房生涯还不到两年，她就买下了第一套房，是个88平方米的两居室。
但东西还是塞得满满当当，因为她喜欢买。除了平日里买，出差到外地，她也爱买。第一次去青海，在日月山，她一下车，兜售藏饰的小贩们便向她拥去，她来者不拒，和那个聊，和这个侃。然后，她买呀买呀，像个傻子似的买，像是有无穷无尽的钱。买到最后，手上脖子上都是丁零咣啷的玩意儿，看着都像个小贩儿了。等她欢天喜地地上了车，全车人都目瞪口呆，一个同行者揶揄她：“傻姑娘，这些假东西都是你们河南产的呀，你在这儿买啥呢？”全车哄堂大笑，她只是喜滋滋地看着一身的宝贝。
那些藏饰，她到后来一件都没有戴过。买只是为了买，而已。只是为了满足当时要买的那股子兴致，而已。反正都不贵。
她也喜欢攒。她很享受住酒店，各种各样的酒店。一进到酒店的房间，就觉得这小小的空间真是经过了精妙的计算，怎么看怎么舒服。她留意酒店的各种小玩意儿，只要精致些的、免费赠送的，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护肤乳、浴帽、梳子、牙膏、牙刷、拖鞋、咖啡、茶叶、香皂……她就全拿走。有一次，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里，她看到一种给行李箱遮雨用的很大的透明袋子，厚厚的塑料，结实的拉链，让她爱不释手。问服务员，说是赠送的。开了一星期的会，她每天往行李箱里藏一个，酒店每天就补一个。她足足带走了七个。还有一次，住一家烟厂的酒店，茶几上放着桶装的香烟，铝制的彩壳桶，非常漂亮。她打电话问客房部：“烟是免费赠送给客人抽的吗？”那边甜甜的声音回答：“是的。”她又问：“盒子也可以赠送吗？”那边顿了一下，声音不那么甜了，说：“是的。”她放下电话，就把烟装进了行李箱。她不抽烟。
就这样，她像只老鼠一样往仓库里拖着，拖着。不知不觉地，家里就都塞满了东西。这些东西，她总以为会有用。虽然时间一次次地告诉她，没用。可每到年底大扫除翻检出这些东西时，她恋恋不舍地看一遍，依然会把它们归到原位。总有一个声音在东西上方阴魂不散地盘旋回荡：万一有用呢？到时候再去买吗？那多浪费，多不划算，多亏呀。
弟弟在县城安了家，母亲和奶奶仍跟着哥哥住在乡下。有空的时候，她就开车带着女儿回去看她们。有几次，碰到了下雨，她开得很慢。和乡村的雨比起来，城里的雨真不像个雨的样子。进了村子，摇下窗玻璃，见人就打招呼。到了家门口下了车，雨分外大了。母亲和奶奶正在门楼下等她们。她和女儿嘻嘻哈哈地下了车，接过母亲递的毛巾，擦头发擦脸。然后，四个女人都坐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看雨。透明的雨珠从天而降，忽大忽小，忽急忽缓，带着浅浅的一层灰气。更多的时候是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就那么雍容华贵地下着，像是大户人家的雨——她突然发现，雨也是能把人分出穷富的。有农人从地里回来了，淋着雨。有匆匆走着的，边走边骂着雨，有慢慢走着的，哼着小调，就那么湿着头发和衣裳。她就觉得，那匆匆走着的人，就是穷人。那慢慢走着的，就是富人。而像她这种人，这么看着雨的，就也是富人。而也有那么一些人，对着雨却丝毫没有知觉的，就是穷人吧。
出嫁的女儿回去看老人，手不空是起码的。不外乎是吃食和衣服，起初她都是在鄭州买，最时兴的，最新款的，包装都很小巧精致。街坊邻居们来串门，浮皮潦草地夸她两句孝顺，便开始一样样品评她的礼，说着说着就露了真，感叹这点心咋不够甜呀，糖放得少了；衣服也太素净了吧，这羊绒咋一点儿分量都没有，可不如呢子呢。她便调整了方向，只在县城和镇上买。刚出锅的卤肉装一大塑料袋，蛋黄派和橙汁都论纸箱扛，衣服更是喜气盈盈的大红大绿，赢得了一片喝彩。
女儿上小学的那个秋天，母亲死了。国庆节期间，收玉米的时候，死在了地里。本来可以雇机器收的，因为地块小，她觉得不值得雇，就自己去收了。一早就起了床，一直干到快中午。秋老虎的天气，玉米地里最是闷热。她有高血压，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再吃降压药，突发了脑溢血。当人们在地里找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凉了。半年前，她刚刚转正成公办教师。
当时她和女儿正在九寨沟旅游，漫山遍野的白桦林正值盛彩，树树皆金。第二天深夜，她才回到老家。哥哥和弟弟痛哭流涕地自责说怎么就没有和母亲一起去收玉米呢，她听着，只是哭。她跟人说是去出差，也让女儿这么说。宁可去玩儿也不回老家和母亲收玉米，她说不出这个。
“标杆”闻讯来吊唁，看起来比她老了十岁，抱着她说：“都是苦命的人呀。”她看着这张比她老十岁的脸，嗅着她身上浓重的汗酸气，本能地在心里反驳，她怎么可能跟她“都”呢？转而一想，也只能认同：她们的母亲，都是死在地里。
人脉越来越广，她在男女方面的关系也开阔起来。和不同行业的男人考察、开会、合作、议事，免不了就得频频有娱乐休闲的项目，逛街、泡吧、跳舞，甚至去温泉洗澡，这些在小县城根本不敢做也不能做的事，已经成了她的日常。有一次，一群人喝茶聊天，说起了初恋。有人说自己的初恋是在初中，经常把自己的自行车和所倾慕的女生的自行车放在一起，就觉得很浪漫了。有人说自己的初恋是在高中，中午吃饭的时候会和所倾慕的女生点一模一样的菜，觉得是在同甘共苦。问到她，她沉默了片刻，笑道：“没有。”
其实五哥也到郑州来了，不知从哪里得到了她的手机号，打给她，问她：你好吗？她反问：哪方面？他说：身体。语调暧昧。她朗利回答：很好。他约她出去坐坐，她说忙。他便找了过来，先把那时借的钱还给她，附赠了一只品相可疑的翡翠手镯。他说他在一个网站做平面设计，正准备结婚。她说，你这么晚婚，可真是响应国家号召呢。他说，还不是为了等你。彼此调侃得恰到好处，一起笑起来。他便适时说起了房子，问报社整天给楼盘做广告，能不能找个关系好的开发商让他买一套便宜点儿的房子。她说，这忙我恐怕帮不上，给楼盘做广告是报社求着开发商，不是开发商求着报社。开发商可是赏饭吃的大东家，是该好好巴结的主儿，怎么好意思去琢磨人家，让人家变本加厉地再出血呢？
也是因为房子，此时她正和一个男人绞缠在一起。他是个颇有些实权的小官僚，在郑州市最靠北的一个区，长得虎头虎脑的，QQ的昵称叫“大猫”。她去他的地盘采访过两次，他招待得很好。他来报社办事，她自然也得回赠人情。在他的地盘他是领导，需要谨慎，对她的招待就是最传统的吃饭喝酒。她招待的方式就放松了一些，常常是喝茶之后去唱歌。他喜欢唱歌，歌唱得不错，她唱得也不错，两个人经常对唱。唱着唱着，他的手黏在她的腰上，她随着音乐旋律柔柔曼曼地扭动着腰身，一点一点剥掉。
他喜欢她，她知道。隐隐约约地，她似乎有一种天赋，能够对男人一目了然，且越来越一目了然。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一台测试仪。一个男人稍微靠近一些，她就能嗅出味道，对自己仅仅是好奇还是有点儿兴趣，是初级的好感还是萌芽状态的喜欢，或者只是想和她上床，又或者是怀着尊重、欣赏和疼爱在给她友情，更或者是兼而有之，混搭在一起，混搭的比例，她也约略知道。
蓄谋已久之后，大猫正式动了势，给她送香水，送珠宝，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发短信，找一切像样的和不太像样的借口接近她，约她出来，看她的眼神越来越含情脉脉，既庸俗又纯真。和丈夫两地分居多年，早就是那么回事儿了。红杏开出低墙，实在是很容易。可不知怎的，她一直都没有对谁动心，包括大猫。可他顽固地坚持着，对她故意设置的一些障碍似的小难题，也都巧妙地不露任何嫌疑地给解决了，用他历练世事的狡诈心机，呈现给她特有的仁义厚道，让她欠他的人情，不止一桩。但她就是不动心。为了这些？她不的。
可是那天，说到了房子。她正好看上了一个房子，那个楼盘在一个大湖边上，风景既开阔又秀美，当然价格也很惊人。他会意地一笑，说该她有份，虽然不在他的地盘，可这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是他的朋友，铁哥们儿，如果她要买房子，他可以给她打个大折。这折多大？至少四分之一吧。她快速地算了一下，几乎都有五十万呢。
她动摇着，对他的态度软下来，开始给他回赠妩媚眼神，不再婉拒他的礼物，也会及时回短信，呼应他的调情。他很快感应到了，加紧了追她的进度，密集投饵，不断地向她传递房子的消息：房子又涨价了，房源很紧张，楼盘里会增加几个特别的设计，最少有七个运动场……他们吃饭、拥抱、亲吻，有条不紊地步步深入。他慷慨地安排她和老总见面，他请老总吃饭，在饭局中一直甜蜜地黏着她，向老总明确着对她的主权。但合同一直没有签，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老总出差啦，老总说折扣太低的房子得往后放啦，公司正在被财务审计啦，等等。那理由是牵强的，却也是坚硬的。那坚硬的核她自然知道。于是，在一次酒后，半推半就地，她和他上了床。合同很快就签了下来。她拿着合同，几乎要笑自己了。不为小甜头动心，却会为大好处上床。这可算是什么呢？
如果是单纯的交易，已经两讫，可以不再交往下去。可毕竟不是那么单纯的交易，于是只好和他交往下去。好在这种交往的尺度很好把握。她已经确定，除了体液，他不会付出更多。他或许爱她，但更爱自己的权位。相比于他已有的固定的一切，她知道自己的分量，所以也绝不自讨无趣，绝不让这感情走向坠崖般的高潮。况且，她对自己心如明镜：即使他肯为她离婚，她也绝不想嫁他。这样一个男人，做一个短暂的情人尚可，却肯定不是她长久想要的。他文化程度不高，经常露出粗暴浅薄自以为是的底子，在一两个小时的近距离相处中，她或许还可以把这些视为他性格的特别之处予以欣赏，但在这一两个小时之外，她就收起了這份宽容。
毫无疑问，她和他最好的结局就是：无疾而终。在最后的时刻来临之前，她能忍耐。她想得很明白：如果说不堪的婚姻是凑合，那无数情人之间又何尝没有凑合？当短命的新鲜感迅速远遁，他们之间便成了另一种意义的老夫老妻，沦为婚外的庸常。分手也如同离婚一样要消耗力气的，就这样吧。再来一桩的结局多半也是如此，就这样吧。这个到底也是活了那么久才碰见的，就这样吧。情人这种事，要多少才是个头儿呢，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样到不能这样的时候，再结束吧。直到无论对方是否活着，在自己心中都已经死去，到那个时候，再结束吧。
这边和大猫不冷不热地拖延着，那边却和丈夫快刀乱麻地离了婚。他调不过来，也不愿意调，说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两年前，他确实做了鸡头，当上了副行长，主管信贷，很有些实权了。回想起来，如果豁出去费一番功夫，也很有可能把他调过来。可是要豁，只能用她的人脉关系去豁，她不想那么豁。刚调到郑州时，她每周带女儿回去洗涮打扫，辛苦两天，周一一早再赶回郑州。他就把脏衣服脏地板攒着，等着她回去奉献体力，包括床上。等她开了店，就很少再回去，他就只好抽空过来。当了副行长之后，他过来得渐次变少，她就带着女儿打发时间，去游乐场，去电影院，去游泳，去野餐，间或把时间份额分给大猫。
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错。本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那天接到了电话，是一个女人打的，听声音就很年轻，她说是他同事：
“我肚子里的孩子都六个月了，他不能没有爸爸。是个儿子哦。”
还是要谈一谈的。丈夫的意思既隐晦且直白：“互相理解吧。”他有一个额外的儿子必须让她理解，她有什么把柄必须让他理解呢？她想了很久，想起一件事。有一次，住的也是五星级酒店，看到避孕套上没有贴价格标，她就打电话问客房中心，回复是免费。她就拿了回来，放在床头柜里。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她正在单位加班，他忽然找过来，怒气冲冲的样子，又尽力压制着自己的怒气冲冲，质问她是怎么回事。他们从不用避孕套的。她对他讲了，有些羞赧。他没再说什么，却是明显的将信将疑。他走后，她坐在那里，愣了很久。
最大的财产无非是房子。郑州的房子都归她，老家的房子都归他。有儿子这么硬实的把柄在，他吃了亏也不好意思跟她理论，强装淡定，语气里却有割肉一样的痛。婚之离完，其言也善。他说要不是那个二货使出了这么一招，他不会离婚的。原因嘛，他还爱她。一日夫妻百日恩，多年夫妻似海深呢。她笑了笑。这真是明日张胆的自欺欺人，不着片缕的不打自招。爱？她不爱他，她早就知道。他不爱她，她也知道。他口口声声说的爱，不过是畏惧人到中年又重新开始。
离婚这件事情，在到来之前，其实她也是有些胆怯。倒不是怕离婚本身，而是怕像诸多过来人所说的那样，找不到合适的人再婚：“总得找个人过下去么。下家不好找。”等到真离了才知道，也不过如此。
全国一线城市的房价都涨得穷凶极恶，郑州的房子却一直涨得从容温和。很多人怀着侥幸持币观望，她当机立断地出了手，又借又贷，接二连三地又买了两套，刚办完手续，限购令随之出台。她打了个大胜仗。剩下的事情就是还债。房子越来越贵，债却越来越少，简直没有比这更可爱的债了呀。
报社人事变动，大洗牌，所有的中层负责人都要竞聘上岗，她也有了机会。有机会的当然不止她一个，但机会对于有的人来说就只是理论上的存在。她想让这理论通向实践。这些年她太知道了，权力是光，越往上走，照亮的地方就越大。她业务强，人缘好，聪明能干，各种条件都够线，大有希望。遵守游戏潜规则，她也送了重礼，给自己的嫡系领导。一切都按照最理想的样子向前行进着，她的名字进入了公示榜单，约等于成功了。已经有不少人纷纷向她祝贺，预约一周后的升迁喜宴。但正式名单公布出来，一个资质平平的女同事成了她的上司。在同事们四通八达的小道消息中，那个女人的背景深厚，直抵京城。
她被告了。说是男女作风问题，男主角有名有姓，就是大猫。按照约定俗成的伎俩，这时候最应该去声泪俱下地辩驳一番，哪怕只是做个样子，尽管徒然，却也能裱糊出一层气节。可她始终沉默着，没有去。如果去辩驳的话，自己就和告状的人一样不要脸。她这么给自己下了判断，觉得这判断既严肃又可笑。
她很快就知道了告状者何人。没有意外，就是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本来就整天趾高气扬，升职后愈发地趾高气扬。后来她才明白，就有这种人，越虚弱越趾高气扬。外表努力淡定着，可毕竟不是什么神仙，作为俗人又不曾好好地修炼，心里还是很憋闷难受。为了有效地排遣，她便试图以毒攻毒，暗暗地纵容自己对那个女人尽情咒骂。每次骂完，似乎都觉得痛快一些，但很快又乌云重聚、雷电交加，总没有长晴之日。几个回合下来，她便停止了，终于知道，如果解毒能力太弱的话，毒气就只能在自己这里蓄积，最终毒的还是自己，且会中毒愈深。
不知道该怎么办。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睡觉的时候都会紧握双手，把双手攥成拳头。她用练瑜伽时的腹式呼吸来调节气息，听轻音乐，看搞笑的书，可是这一切对于拳头都收效甚微。即使睡着时明明是松开的手，醒来时却依然是拳头，紧紧攥着的拳头。她很明白自己紧攥的拳头意味着什么：她想打人。而拳头心儿又是空的，是因为她想要去争抢。
在梦中，她可以舒缓些么？似乎也没有。有一次，她梦到那个女人再次升迁了，升得很高。让她欣慰的是，她升到的是京城的报社，她们不用再打交道。仿佛是一个会上，她和那个女人走了个迎头，高升的女人冲她微笑，是居高临下的笑，是得意扬扬的笑，也是胸有成竹的笑。她知道她管不着自己，可是那一刻，她还是迎了上去，向她祝贺。那个女人抱住了她，她只好也伸出双臂，迎接她的拥抱。那个女人说：“我会关照你的。”她也以情真意切的语气回应说：“太谢谢了。祝贺你，真为你高兴！”
从梦中醒来，她怅然若失。梦中她也在应战，且应战得那么世故、那么圆融、那么恐惧——是的，她恐惧。传说中那个女人背后的权势，那种蛮不讲理的权势，让她害怕。她以为自己不在乎，但其实，终究，还是在乎的。白天的她在单位，表演着连自己都信以为真的不在乎，晚上的梦是一把锤子，哗啦一下子就敲碎了完美的面具，让白天的她看着一地碎屑，格外讽刺——因为梦中的她，不知道那是梦，以为自己正过着正正经经的人生。“人生如戏，全在演技。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忆”。这种顺口溜还真是精辟啊。她悄悄地对自己说：你在梦中依然没有失忆，可真是个好演员，自己给自己颁一个奥斯卡小金人吧，不，还是中国特色一些更合适，嗯，那就百花奖吧。
很戏剧性的是，过了一个多月，那个女人也被告了下去，调到了另外一个部门。据说是学历造假。她一定以为是她在报复，两个人在大堂、电梯和走廊里见面，都目不斜视。她倒是想斜视的，可是对方这样，她也就只好这样。
有一天，她接到了一个匿名短信，崭新的手机号，也不说是什么事，只说自己是多么多么善良，多么多么无辜，多么多么光明，多么多么磊落，骂她是个小人。她倒觉得好笑。这肯定是那个女人发的。觉得自己那么光明磊落，那干吗不署个实名呢？她回短信问她是谁。为什么骂自己？对方不回应她的问题，只说她要是再跟她过不去，就置她于死地云云。她只觉得苍凉，又觉得她可怜，就温和回敬她说：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当然知道，但此时就假设她是另外一个人吧），我从不曾诬告人（也许会告，但不会是诬告），如果你不把事情說个清楚明白（说啊，你倒是说啊），我就只能心里无愧天地宽（做个很大的大人，哈哈）。然后，她打通了那个女人的手机，电话那边居然很客气，客气中透着一种薄脆的热情。她约她见面，对方支支吾吾的，说正有着什么事情。两个人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她挂断了电话。
事情过去了么？没有。她知道没有。或许对方真的会瞅个什么时机把自己置于死地吧？不一定要自己的命，是别的意义上的死地，比如说让她丢了饭碗，或者在她背后使个什么大绊子。可是据说那个女人信佛呢，很虔诚地信着，去寺庙里总是挥金如土，在大街上碰到乞丐也会很舍得给钱。她很好奇：她会跟佛说些什么呢？会说起自己做的那些摆不到台面上的事么？会忏悔么？
会吧，也许会。不过，凭什么也许会呢？要是她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层呢？她给佛送了那么多的礼，说不定早就觉得自己跟佛的关系很铁，早就觉得佛不会跟自己计较，为什么不呢？而且，即使她会忏悔，也不妨碍她下次继续去犯错，甚至是更踏实地犯错。给佛敬献就像洗碗，每敬献一次，她可能就觉得自己把这顿饭的饭碗洗干净了，下次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吃饭，甚至会吃得更香甜。为什么不呢？
长辈至亲只剩下了奶奶。弟媳年轻，脾气暴，脸色多，老人家只跟着哥哥住在乡下。女儿上了初中，功课陡然紧张，也不情愿跟乡下亲戚尬聊，便只有她回去。每次给老太太带的依然是吃食和衣服，大包小包。她能吃多少能穿多少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塞给她钱，这钱她是不会花的，唯一的去处就是给曾孙子们。一笔钱，经过两个人的手，入了最该入的库，让人情值涨到了最大，很划算。有一次，移动公司和报社联合搞活动，她得着了一部新手机，也送给了奶奶，教会了她接听。奶奶由此成为村里第一个用智能手机的老太太，倍觉荣光。
每到暑假和寒假，她例行要把老太太接来郑州住一些天。女儿放假在家，一老一小互相陪着，正好。她也尽量把公休假放在这个时间段，带着她们在省内短期旅行。而在郑州市内，她们最大的娱乐就是逛超市，大超市。老太太逛超市的乐趣类似于旅游，在商品世界里旅游。她的常规表现就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流连忘返地赞叹着，从一个货架岔到另一个货架，再岔到下一个货架，你不催她，她永远都走不动。此时的女儿总是特别乖巧，从头到尾地陪着讲啊讲啊，还常常故意挑最新奇的东西来让老太太大惊小怪。
她负责的是最实际的采买，而她的采买总是被广告牵引。超市里到处都是广告，饱和度极高的刺激色彩，字体能多大就多大，生怕人看不到。便宜啊，贵啊，打折啊，无非都是为了让人买东西，都直白、粗陋、低级。但是，也自有一种让人心安的老实。有些广告便做得十分狡黠，比如“你，值得拥有”。如此婉约，如此雅致，如此珍爱地奉承着你、宝贝着你：你，值得拥有。在听到的一瞬间，你尽可以陶醉地沉浸在这样的气氛里，理所当然地顺应他们的推断：我，值得拥有。那么，以此荡开：××别墅，你，值得拥有。××珠宝，你，值得拥有。××香水，你，值得拥有。××豪车，你，值得拥有……无边无际的句式复制批发，排山倒海而来，于是那点儿泡沫般的虚幻情境随即就撞碎在那块坚硬无比的巨型礁石上：没有钱，你，如何拥有？
相比这些曲径通幽的心机套路，她更情愿认开门见山的账。因此，毫无例外，每次去超市，她们一定满载而归。有些本来用不着的或者家里囤积有的，她还会忍不住再买。从超市出来，女儿一手搀着老太太，一手拦出租车，她的两只手里都拎着沉甸甸的大袋小袋，气喘吁吁。
因为奶奶的关系，一些老亲戚便有着来往。春节她回去，总会碰到来走动的亲戚，全都是陌生脸孔。他们也不认识她。奶奶要在其中啰唆好几个回合，他们才会哦哦哦地感叹着：就是你呀。可不是么。多少年不见了。就是啊这都多少年了。都老了。是啊都老了。送他们走后，奶奶总要说一句：
“等我死了，他们就不再来了。都该断啦。”
但奶奶不死，就断不了。他们的脸孔陌生，打到郑州的电话却很熟络：我是谁谁谁，想起来了吧？有个事跟你说说，你看中不中……最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的孩子们找工作，还有借钱。对这两样，她都是一口回绝。他们便退后一步，要孩子们住在她家里。如今她的房子不是很大么，都知道的。她无法推辞，但底线是只接受女孩。
于是，像青年旅社一样，她家里不间断地出现着女孩子们的身影，最多的时候住了四个。四个卧室，她和女儿各一间，那四个女孩子两两一间，偌大的家，简直就成了女生宿舍。她未雨绸缪，早早就给她们立了规矩，无非是一些日常家务，洗衣拖地做饭之类，倒也行止有序。水电气一应杂费都是她的，房子又白住，作为暂时的CEO，她自然有绝对的话语权。晚饭时分最欢乐，能吃两个小时。各说各话的同时也热辣碰撞。那天，她听新来的女孩子讲保险。女孩子说她做的是电销，就是电话销售。
“打个电话就能让人家把钱掏出来？”她惊奇。女孩笃定点头：“必须的。”
所有的业务员都叫“美丽”，李美丽、陈美丽、吕美丽、什么美丽——美丽这个词真是神奇，果然能让人生出一种俗艳的向往。每个美丽进了公司，就必须得在第一个月做够两万的业务。完全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客户来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没关系，不是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么？先杀熟。杀完熟，成了公司的正式员工，就可以安下心来杀“生”了。她们都有一套“话术”，怎么和客户沟通，算准了客户会说什么，她们怎么应答，客户再说什么，再怎么应答……客户所有可能的心理障碍，都在美丽们的预料之中，她们只要按照“话术”来就可以。除非客户根本就不接她们的电话，或者接通了一听是保险就立马挂断。
“美丽”还会背很多银行卡的贵宾卡号。工行的、农行的、中行的、建行的，她一听这个卡的前几位数就知道这卡是什么级别，就知道这卡有没有钱。“有一次，一个客户刷完了卡，我一看他的余额，天啊，他卡上还有七千多万，七千多万啊。”
她看着“美丽”的脸，真是一张青春的脸。这脸那么渴望钱，那么喜欢钱，是一张贫穷的脸，可是，也是一张多么富的脸啊。
“标杆”的女儿也跟着她住过，长得活脱脱就是一个“小标杆”。三本毕业，在早教中心當老师。那个小区地段很好，是高端豪宅，房租很贵。很多家长把孩子放在那里，上各种各样的课。老师么，几乎都是像“小标杆”一样的女孩，没有什么教师资质，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可是家长不管那么多，就把孩子往这里送，每个孩子每月三千，管吃管住。“小标杆”总是啧啧感慨：“光水果费一天都二十，二十能吃多少水果呀。仨孩子分吃一个苹果都吃不完，唉，这早教中心，可是赚得太黑了。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让这些孩子可劲儿吃他们也吃不了多少，胃口都不行的……虽然都是富人的孩子，可真是挺可怜的，整天学这个，学那个，家长送来都不再管，很晚才来接。有的家长没时间，就让司机接，反正都开着大公司么，都有司机么……这些小人儿，不光可怜，也可恨。在家长面前一个样儿，在中心里又一个样儿，霸道刁蛮得不得了。他们都知道家里有钱，在这里就能作威作福，没人敢把他们怎么着。有时候呢，又像鬼灵精似的，小心眼儿里不知道想的都是什么。有个小孩子，才四岁，她妈妈一走她就朝她妈的背影吐唾沫，说她妈不是亲妈，她是领养的，可她妈一来，她上去就亲她妈的脸……”
白亮的灯光下，她们喝粥、吃菜，以这些琐事佐餐。她想象着那些孩子们的小脸，这些小小的富人，已经开始穷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穷富人——穷富人，这个词是豆腐心造的。越用越觉得好。这些年，她也见过不少穷富人。每当碰到他们，她总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富下面掩藏的穷来。他们压不住这种穷，或者是富：给灾区捐款的数目，衣服的牌子，去哪些国家旅行过，住过多么高级的酒店，见过多么显赫的人……这些必须得提，一定得提。“该露不露，心里难受。该烧不烧，心里发焦”。露和烧，在河南方言里都是炫耀之意。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没有不穷不富的人，所谓的不穷不富，毫无疑问，也一定是穷人。”豆腐心如是说，“在咱们这里么，穷的人穷，富的人也穷。总而言之，都是穷人。”
一天一天地，不可遏制地，她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老。都说塌了的身架子只能用好衣服来撑，她也到了这个时候。她让女孩子们给她参考，以便让自己穿得减龄。看到她的衣柜，女孩子们总是一阵惊呼。她的衣服满得要溢出来，看起来似乎是想穿哪件就穿哪件。只有她自己知道，不是这样的。有些衣服是贪便宜买的，有些衣服是出差在外遇到或冷或暖的天气，为了一时之需买的，都是些权宜之选。也有些虽然是因为喜欢才买的，过后却很快不喜欢了。就是这些衣服，一件一件地叠挂到一起，凑成了可观的储备。她绝望地总结出这样一条准则：越多就意味着越穷。宛如胖子的一身赘肉，那么厚，那么肥，多得要从身上掉下来，是富么？是穷。而那些一点儿脂肪也不多余的匀称的身体，才是富啊。
再多的旧衣服她也舍不得打发。“还是旧衣服穿着舒服。”这是抹在嘴边的话，可谁都知道有多假。谁不喜欢新衣服呢，如果那新衣服又精美又舒服又昂贵？可还是要说旧衣服好，因为旧衣服不用再花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才会向来是有什么穿什么，让身体顺从存货，而不是穿什么有什么，让消费来顺从身体。吃也是一样。从来就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是有什么吃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买得起什么就吃什么，很知趣地让自己的心理来配合自己的穷。这样的话，穷就不再是孤零零的、赤裸裸的了。这样，穷好像就不那么穷了。
是这样么？
其实也有不少衣服挺贵的。一两千的打底衫，两三千的裤子，五六千的风衣……花钱买衣服也能上瘾。买的时候会觉得心痛，但更多的是兴奋，有点儿像做爱，做完了，就会莫名地颓然。然而还不仅是颓然，更大的问题是：这不是几件贵衣服的问题，不是几千几万的问题，你还要买和这些衣服相匹配的鞋子、袜子、围巾、包，还要配相应的化妆和发型，甚至还需要适当整容。这就够了么？不，还远着呢。你还要有更贵的车子和更好的房子，而关于房子的一切，那就更是至广大而尽精微：地段、楼层、面积、户型、装修、家具……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单一的问题，不能去单一对症。衣服只是冰山一角。与衣服遥相呼应的，是一个千里迢迢的浩繁工程。这个浩繁工程宛若一件巨大的华衣，昂贵的衣服不过是这件华衣上一枚小小的纽扣，而已。
她放弃了。她承认：自己还是穷。穷，不仅是因为你花不了那么多的钱，事实上，你也花不了那么多的工夫，工夫也是钱，另一种形式的钱。
这一年九月，女儿读了高一，开始住宿。女孩子们也走了两个，家里没有那么热闹了。到了冬天，家里完全安静了下来。奶奶死了，是在睡觉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是最有福气的死法。办的是喜丧。
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所有的生活细节，她都可以按自己最想来的习惯来了。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她居然开始肆无忌惮地节省。在那些女孩子们的眼皮底下，她不好意思这么干。女儿天天在家看着，她也不好意思这么干。现在，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
家用的一切在她这里都发挥到了极致。一盆水，洗过了菜，可以擦灶台；淘过了米，可以浇花。那台洗衣机嫁到她家可算是享了清福，她能不用就不用——实在是太浪费水了。要是洗大件衣物必须要用的时候，也必定是家里大扫除的时候。她把排水管从地漏那里抽出来，把涮洗过衣物的水一点一点地排放到盆里、浴缸里。然后，擦桌子，擦窗户，拖地板，直到把它们用得浑得不能再浑，才会倒掉。
一块毛巾，洗脸用旧了，用来擦脚，擦脚太硬了，用来当厨房的抹布，厨房抹布也当不成了，它们最后的贡献是擦油烟机或者擦某个犄角旮旯的灰尘。她算过这个账，作为抹布，只有它们被洗的价值都已经失去，洗它们的水都比它们本身贵重，这个时候，她才会把它们扔掉。
其他的更不用说，过时的旧毛衣，她把它们拆开，做成沙发垫，脚垫。破了洞的床单，她把它们截成小块，做成围裙，做成包袱，做成购物袋。现在超市里的购物袋都不再赠送，那当然不该再为那些塑料袋花钱。三毛五毛也是钱呢。
有一段时间，她留长头发，每次梳头都会掉不少。起初她很沮丧，后来金光乍现：这头发也可以卖钱的呀。于是她开始收集自己的头发。于是每天早上，那些掉落的头发不再成为她的忧愁，反而成为她的收获。可是她一个人的落发实在是太有限，攒了两年也没有攒多少。有一次，在理发店理发，听两个理发师聊收头发的事，她问收的头发有什么用，他们说用处多了，可以用来做假发，也可以用来接发，还能做发绣。根据头发的质量和长度来定价，十寸以上的好頭发要六七百块一公斤呢。“看您头发就不错，您有货么？您有多少？是长辫子吧？”染着满头银发的理发师殷殷相问，她纠结着，到底也没有回答他。回到家里，她找出那些头发，把手伸到窗外，头发们随风飘荡，很快便无影无踪。
还有一条秋裤，灰白色的，她已经穿了很多年，松紧带都松得不能再松了，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也已经洗出了很多细小的窟窿，补都没办法补的。它是真该扔了，她知道，可她就是舍不得。不仅在家里穿，到外面开会的时候也会带着它当睡裤。于是，那情形就有些怪异：华丽丽的酒店里，这个女人，上身穿着真丝吊带，下身却穿着一条旧秋裤。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大剌剌地在房间里穿着。偶尔和人同住，虚荣心便作怪，洗漱时来回走动，免不了要遮遮掩掩。不过等到一切终于安顿妥当，她躺到了被窝里，便会有一点儿小小的得逞和得意。
这旧秋裤，是她的秘密，变态的温暖的秘密。每当她穿上这条旧秋裤时，都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仿佛全世界都把她抛弃了，没有人疼爱，她众叛亲离，落魄至极，她的所有啊，就只剩下这条破破烂烂的旧秋裤。这条旧秋裤仿佛包裹着她所有不能示人的孱弱，这种感觉让她依赖。嗯，还有一点，这条旧秋裤似乎证明着她一直很穷，似乎证明着她一直都是个穷人，不知怎的，这种感觉也让她依赖。
那一次她整理家，整理出许多旧袜子。这些旧袜子少说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都是破了洞的，她补过，然后补过的地方又破了，实在是不能穿了，她却一直也没扔。这次，她又把它们捡了出来，一对一对地查看着。边看她边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是有心病了。可是有病又怎么样呢？就这么病着吧。她对自己这种病，又辛酸又享受，又嫌弃又娇惯——每一种心病都是自己养的孩子，这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折磨你，是你的热望也是你的绝望。你爱它。
她看着这些袜子，都是她自己穿过的呀。她还是舍不得扔掉。虽然是破袜子，可是这些都是多么可爱的破袜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各种颜色，各种款式。运动的、休闲的、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卡通的、条纹的、超薄的、加厚的、长筒的、中筒的、短筒的、加绒的、保暖的、吸汗的、透气的……都拥抱过她的脚，亲吻过她的皮肤，那些毛茸茸的起了球的表面，都是它们和她双脚的情史。喜新不厌旧，就是她的德行——不，不对，其实她是厌旧的。可是她不敢。她怕新的不牢靠，所以不敢厌旧。
蓦然，她灵机一动，开始上网搜索旧袜子的用途。刹那间，很多页面排列了出来。把手套在袜子里，直接擦皮鞋；套在马桶刷上蘸洗涤剂清洗马桶，会非常方便；把用得小得不能再小的香皂肥皂渣放在袜子里，可以把它们用到最后一刻；把品相还不错的头缝扣子尾缝扣眼，做成窗帘结；最可爱的做法是装上棉花贴上眉眼，做成千姿百态的袜子娃娃，这些娇萌的袜子娃娃可以放在书架上，摆在客厅的茶几上，或者装饰在门柜上……废品袜子这么来个大翻身，简直就成了登堂入室的手工艺品，让她痛快至极，欣喜若狂。
她如获真经地把这些文档都下载了下来，一边下载一边想：这些都是什么人啊，这么心灵手巧，这么异想天开，这么化腐朽为神奇……关了电脑，她有些黯淡地坐在那里，知道了自己的答案：都是穷人。琢磨出这些点子来的，只有穷人。
“你穷疯了吧？”每当听到有人说这句话，她都想笑。这话说的，简直就是颠扑不破。穷是会让人发疯的。富不会。那些发疯的富人，其实也还是穷。他们的病根，还是穷。他们的外表治愈了穷，内心里没有。穷根儿很泼皮、很强悍、很硬朗，扎得很深。它精神矍铄，生机勃勃——它太容易养活了。它需要的营养少得可怜，甚至不需要什么营养就能够活下来，而且通常还会活得很不错。
女儿跟着她长大，却没有被她太过娇养。读小学的时候，她只接送了两年，从三年级便开始让她自己坐公交上下学。先从家里走五分钟去搭公交，公交坐二十分钟，下了公交再走五分钟到学校，算下来每天大概四十分钟，逢到高峰期拥堵就要一个小时。因是省实验小学，家境优渥的孩子有的是。有很多家长每天接送孩子都开着宝马和奔驰之类的车。女儿回家偶尔也会说，谁谁家开的什么车，谁谁谁家有几辆车。
她告诉她：“你念书的钱，咱们有，但买豪车的钱，咱们没有。就是有也不会用来那么花。”
孩子懂事地点头：“我知道，那样不划算。”
她经常传达给女儿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只是一般家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衣食住行都不要和别人看齐。你不必为学费和生活费烦恼，但也绝没有余地让你奢侈。因此，女儿从不要求去昂贵的饭店吃饭，也从不说买什么名牌。最敢提的要求就是让她做几样拿手的家常菜。平均每月也会去外面挑个差不多的餐馆吃一次，基本吃的都是牛排。她不喜欢吃牛排，女儿喜欢吃。常常是她慢悠悠地喝着粥，看着对面的女儿张牙舞爪地对付牛排。
有一次，在一家老牌子西餐厅，她正看着女儿切牛排，邻桌的—个老外突然走了过来，用英语问候了她们母女。她听不懂，任凭女儿和他磕磕巴巴地对话，然后，那老外接过女儿的刀叉，替女儿切了起来。右手持刀，左手持叉，从左侧开切，一块一块，切了小半份之后才点头离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女儿悄声跟她解释说，这老外见过她们两次，每次都瞄她们，应该是早就发现她切牛排的方法不对，这次忍无可忍，才冒着失礼的风险过来给她作了示范。
女儿的初中和高中都在赫赫有名的八中。初中都是平行班，到了高中又分出了十个国际班。女儿读的就是国际班。八中的平行班和国际班在全省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只是平行班的目标是考国内大学，国际班的目标考国外大学。平行班花钱少，国际班是全外教，高中毕业拿的是中方和外方的双证，自然花钱也多。初中时女儿就是小学霸，考上平行班毫无问题，可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国际班，说要去国外读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听出国留学的学长们说得太多了，国外大学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当然，前提是不缺钱。
“咱家还行吧？”
她看着女儿鼓鼓的小胸脯，明亮的额头，娇嫩的汗毛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其实她有些隐隐的担心。国际班名声不大好，家长们非富即贵，都比赛着宠孩子。学霸虽然也不少，但不爱学的就更不爱学。她既怕她被欺负，也怕她太孤单。既怕她在钱上受歧视，也怕她染上拜金的恶习。有点儿左不是，右也不是。
还好，女儿没有变成那样，她的成績依然很好，一直是年级里名列前茅的学霸。高二上学期结束，成绩出来，她还考了年级第一。娘儿俩喜滋滋地聊天，女儿说：真没想到，国际班还挺适合我的。
“真没想到”，这个短句子当时就把她刺痛了。她问：那你当初是没想好吧？
女儿沉默。她乘胜追击，说，你没想好，可你当时哄我说你想好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女儿说，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她不依不饶地说，但是回到出发点上，你这就太让我伤心了。你没想好，可是你却装出想好的样子，让我信以为真，才支持你上了国际班。上国际班，出国留学，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虽然能够承受，但是绝对是一个沉重的选择。所以我支持你上国际班的前提就是：你特别特别想出国，觉得出国留学是你最强烈的渴望和最坚定的目标，那我就满足你。但其实，你不是。
女儿说，现在确实是我最强烈的渴望和最坚定的目标啊。她说，当时可不是，所以上国际班就是很大的冒险。设想一下，如果现在还不是呢？那就意味着，我花这么大代价让你出国留学，你也不过是混日子。你得知道，我们不是千万富翁，没有条件随随便便地允许你去这么混日子。与其混日子，那不如就在国内混，最起码也熟悉国情，更不用分离两地，见面也方便，花钱也少。省下来的钱，做个生意什么的也好。你算过这笔账么？我供你在国内读大学，四年不过十万，国外就要超百万。辛苦程度大不相同。同样是混日子，我为什么要花百分之二百的辛苦，而不去花百分之五十甚至三十的辛苦呢？我心里也不平衡的，你知道吗？
说着，她哭了。女儿也哭了。哭了一会儿，女儿擦了擦泪，说：妈妈，对不起。
以后，女儿更加努力。没有上雅思课外辅导班，雅思也考了八分，成为国际班的一个传说。国际班的孩子，没有上雅思课外辅导班的，就她一个。高三上半学期刚结束，她的offer就拿到了八张，全都是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最终，女儿挑的是一所加拿大的大学。她问女儿为什么不去美国，女儿说加拿大的节奏慢一些，好适应。大学期间去美国可以当交换生，很方便的。而且将来读研也可以去美国。
“再说加拿大这边奖学金也不错。学费也少得多。”
她当即发飙，斥责女儿，谁让你考虑钱的问题了？女儿撒娇地抱着她，说：“妈妈，我知道你不容易。以我现在的能力，省钱就是挣钱了。不会耽误我的前程的，放心吧。”
确定了学校之后，女儿仍然每天学到深夜，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在考AP，是Advanced Placement的缩写，即大学预修课程。所考得的学分可以抵扣大学入学后相应课程的学分，而国外很多大学的学费都是按学分收钱的。她说上两届他们学校有一个很牛的学长去读加州理工伯克利分校，入学时带的学分就有二十六分。女儿说她最少也能带十五分入学，还说进校后会有一次新生摸底考试，成绩也可以换作学分，她有把握再挣来十五分。一个学年的学分总共才三十，她全考出来，就生生省出了一年的学费——女儿还是在挣钱。
毕业典礼上，女儿的名字被反复提起，还作为毕业生代表发了言。言辞自然是俗气的煽情，她一直忍着没哭。典礼结束，和班主任合影的时候，班主任讲的一件事倒是让她泪崩了。班主任说，女儿有一次犯了一点儿小错，班主任要惩罚她，让她拿出五十块钱给大家买水喝。以前也这么惩罚过别的学生，都没人说什么。国际班的孩子，在咖啡馆做作业，一顿午饭三四百，太正常了。这五十块钱算什么呢？可是女儿倔强着，不肯。她对班主任说：我犯的错误我来承担后果，我可以给同学们整理课桌、倒垃圾、擦玻璃，但是不能交这五十块钱。因为我现在不挣钱，这五十块钱是要妈妈来出的。我如果交这五十块钱，等于用我自己的错误来惩罚妈妈，这不公平。
这一年夏天，终于轮到了她。她被提拔成了报社的中层。很自然地，来找她办事的人慢慢地多了起来。有人一进门，不用说话，或者电话一接通，不用开口，都会有那种气息扑面而来：恳求的、索要的、软弱的、卑微的……他们是穷人，她知道。相比于他们，她是富人。被他们找，面对他们，她笑着，却常常是烦躁的。偶尔也会有微微的满足，可是在满足的一刹那，她也知道，无比清楚地知道：这刹那中满足的自己，也有一种让自己厌恶的可怜。
现金不能收，她只收一些礼品。那些送礼的人，送的东西还真是五花八门。化妆品、茶叶、茶具、水果、牛奶、红酒，真空包装的鸭子、驴肉、牛肉、马肉……她最喜欢的却是卡，超市的购物卡，特产店的取货卡，书店、酒店、美容店、足疗店的储值卡……这些卡，总能把她卡住。于是，很快地，她厚厚的卡包里有了一沓沓的卡，除了人家送的，也有自己买的。信用卡、瑜伽卡、游泳卡、理发卡，还有无孔不入的积分卡：航空公司、洗浴中心、药店、干洗店，甚至连门口的大盘鸡店都有。
也是有趣：薄薄的一张卡，看起来那么收敛，那么低调，内容却那么丰饶，自由度也抵达了最大，可以随意转送——持卡的人，是富人。一张张薄薄的卡压在卡包里，居然也有了这么重的重量。卡包的形式也是有趣：一层，一层，又一层。每个层面都是一个世界，这么多层面几乎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谁在谁上面，谁压着谁，这都不重要。只要将卡包立起来，卡们就都如同书页一样站在那里，卡卡分明，张张平等。
出差越来越频繁。只要有机会，她统统去。反正也是一个人，不如出差。按她的级别，还不能坐商务舱，但是她的里程数急剧累积，让她经常被升到高端经济舱。她喜欢翻看飞机上的直投杂志，沉甸甸的，全铜版彩印，豪华精美。这一期的主题是金子。国际金价下跌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大妈疯狂抢金”，“金店是中国人密度最大的地方”，“在金店买金像在买大白菜”。她把目光定格在“中国人去加纳开金矿”。加纳，她只隐约记得这个国家的足球队很厉害，在某次世界杯上成了一匹黑马，杀得很靠前。采访的对象是个广西人，他说他们老家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去加纳采金而成了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他说当地还是酋长制度，很多土地是酋长的个人财产，只要和酋长谈好，只交过进场费即可采金。进场费通常是二点五万塞地，塞地是加纳货币，换算过来才五千人民币，几个月下来，运气好的话，一个五十人左右的团队能收获几十斤黄金……
她用指尖輕轻地触摸着纸面上金灿灿的图案，那个金饰是生肖虎，通过极端简洁的线条可以清晰地确认虎头上的王字标志和那张咆哮的虎嘴。她把手指放在虎嘴上。这虎的嘴巴张得真大啊，这贪婪的、凶猛的、吞噬一切的嘴。
工作的内容有一半都是开会。大会、小会、长会、短会、内部会、外联会，必须发言的会、只能沉默的会。无论开什么会，都有人负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能说也会说的人真多啊，开会的间隙去散一会儿步，逛个商场，也随时会陷入一场演讲灾难。楼盘推销，投资理财课程，身心灵培训，道德大讲堂……每当听见口才太好的人说话，她都有一种被压迫感。如果他们的表达实在是好，她会专注地听，会沉醉其中。他们的肢体、声音、气色、表情、眼神，连同那些消失在空气中的词汇，这一切都构成一种奇妙的氛围，她很愿意在其中暂时忘了自己。但是，只要从这个氛围中出去，她就会立刻清醒，迅速地把刚刚听过的忘掉。这些人，她想，这些人怎么就这么能说呢？怎么就这么会说呢？这是多么可疑的事啊。
还有那些喜欢诉苦的人，只要有自认为合适的场合和听众就会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不幸福是一种耻辱”。不知道这是谁的话，按照这个逻辑，把这耻辱再展示出来，那就是双重的耻辱。也因此，当听到某人不止一次地复述自己的不幸，尤其是在两个人以上的场合进行复述时，她就会觉得这种复述已经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单独的一对一的讲述总还是稍微私密一些，这种私密总会显得庄重，即使是表演也是技巧较弱，接近于本色演出。
倒是看见那些穿得脏破的收废品的人，戴着一顶糟了檐儿的草帽，摇着用牛皮纸扎成的鼓，用一脸灰尘衬着道路两旁的绿草如茵；或者是卖水果的小贩，小心翼翼地拎起一串串的葡萄，择着那些裂了口或压出水的。这些葡萄洗洗是能吃的，他们不会扔掉。然而他们舍不得吃，孩子放学后来帮忙，这也是一个打发的零嘴儿。他们一边整水果一边用扇子赶着飞来飞去的小蝇，看着街上穿梭的人流，眼神茫远——虽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每天能赚多少钱，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关系怎样，多长时间能够喝一回酒、吃一回肉，水费多少，电费多少，孩子们的学费又是多少——对于他们，她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很矫情的是，她觉得他们很亲。这些为生计操劳和奔波的人们，让她觉得像是陌生的亲人。
本质上，她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分别，尽管看起来她比他们过得体面，更像个有钱人。不是么？信用卡的网上积分乐园她隔天就会一逛，看一看有什么合适的东西，以免那些快到期的积分被浪费掉，虽然一万分也不过几十块钱；餐馆发放的“下次消费××元才能使用××元”的流氓赠券对她永远有吸引力；吃自助餐总是会吃撑；看到路边摊上的便宜东西就按捺不住惊喜；在商场买了打折的衣服，对外的报价必须是全额……所以，那次看新闻说，几个第一次坐飞机的妇女把救生衣当成赠品拿走了，她没有嗤笑。她很理解，非常理解。
那一次，她被请客，吃完饭，请客的人开车先走了，她和几个人走路回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有人问：“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没人回答。寂静中，她却报出了准确的数字。有人惊诧地看了她一眼，她有些后悔。但她控制不住——饭局快结束的时候，她上卫生间的间隙，到总台问了一下账单。她总是被请客，不用买单，可她总是控制不住地要算花销，控制不住。一群朋友吃饭，夹杂在一群抢着买单的人群中，她谨慎地把握着分寸和尺度，一定不会是第一个拿出钱包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放回钱包的人。
女儿大二那年，她把图文中心转让了出去。因为实在是忙不过来，也因为利润大不如以前，另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她经常会觉得累，乏力。怀疑自己到了更年期，可是例假却还准时足量。去看了很有名的老中医，说她是亚健康，建议她尽量减负，好好调理。待到店出了手，憨吃憨睡了—段，添了几斤膘，果然就感觉好了很多。“不是谁都有条件减负的，想减就减，这是福气。你熬出来了。”同事们都这么说。
的确，就世俗的评价标准而言，既微妙又分明的是，她的日子看起来是越过越好，圆润通透，几乎无可挑剔。就连本来还是个问题的离异之身，也慢慢不再让人怜惜，由问题转化成为一个让人兴致勃发的话题，仿佛蕴含着什么值得期待的可能性。不是么？虽是徐娘半老，到底风韵犹存，且从物质到精神都如此自洽，在适龄的范围内，真算是一个不错的婚恋对象。因此，只要她想摇曳，便有枝头过风。忖度着条件给她介绍的，由远及近兜着圈向她一点一滴靠拢的，按捺不住跳出来毛遂自荐的，种种情状，不一而足。但她懒得认真接招。
七月流火。五哥又打电话来，约她出去。她照例说忙，他照例说要来办公室找她。窗外蝉鸣噪烈，想起以前的种种，她突然任性地失了控，说：“有事就直说吧。不能办的事，见面也办不了。能办的事，不见面也能办。”电话那边顿了顿，终于还是说了，是他孩子上小学的事。她静静地听完，说：“知道了。我试试看，你等我消息。”半个月后，他再问，她回：“校长们都是大爷，手机都关机，办不成啊。”他无奈道：“好吧。我再想办法。”本来她想要加个“抱歉”的，终还是咽了下去。何必假惺惺呢，该抱歉的是他。这个蠢货，本该戛然而止的关系，他非要续上一条多余的尾巴，且是—条烂尾。
若有一点儿闲暇，她也宁可跟豆腐心泡在一起。豆腐心对她从来就是淡淡的，一如既往。是她对她越来越依恋。吃饭的时候，豆腐心说她：“你少吃点儿，留点儿余地。知道不知道啥叫七分饱？十分饱的都是饿死鬼。”她们喝完的矿泉水瓶子，豆腐心远远地看着一个拾荒的老人，就特意走过去把瓶子递过去：“阿姨，给你。”老人接了过去：“谢谢。”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飞舞。她们冲着老人笑笑，快步离开。媒体界评一个什么奖，她也有作品参评，豆腐心是评委，评奖结果出来，她知道自己得了奖，连忙给豆腐心打电话，手机一通，豆腐心就说：“我可没投你的票。”简单粗暴得让她走神，可回过神来却更依恋她。常常地，她觉得豆腐心的存在像小小的神迹。可不是么？既狠辣，也慈悲；既宽阔，也深刻；既坚不可摧，又仁爱柔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有一次，她们在咖啡馆喝咖啡，听见邻座生硬地说着普通话：“中国人，不休息，节假日也工作，拼命挣钱，挣钱后也不吃好的、穿好的，而是要挣更多。挣了很多以后就买房子，小房子、大房子……”她回头看，说话的是一个外国男人，他说话的对象是一张中国面孔，那男人彬彬有礼地笑着，点着头。豆腐心说，得了别看了，人家说的也是你，你也是这德行。她坦然道，是啊，我就是这德行，和我的广大同胞一样，我就是这么努力就是这么励志就是这么勤劳就是这么伟大，怎么啦怎么啦？两个人笑着。在豆腐心面前，她简直有点儿像受虐狂。
豆腐心也是离异单身，孩子也上了大学，平常也是一个人。时不时地，她喜欢去豆腐心家蹭住一夜。她喜欢豆腐心的家。其实她家不大，但就是干净、利落，甚至空旷。一件东西都不多，疏疏朗朗的，简直——像酒店。豆腐心说：该扔的东西都扔了，家里就成这个样子了。你也要学会扔啊。她嗯嗯嗯着，却迷茫着，到底什么是该扔的呢，她一直不清楚——她忽然知道了自己喜欢住酒店的最深层原因：酒店就是最简洁的存在。存在的都有用，有用的都存在，如此而已。一點儿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女儿大三那年夏天，暑假期间，她请了公休假去了加拿大，和女儿一起到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几个大城市旅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看房子。郑州的房子她只留下了一套自住，把其他的都变了现，兑成了外汇，用各种渠道汇到了女儿在加拿大的账户上。她打定主意实践豆腐心嘲笑的德行，要给女儿早早买好房子，让她毕业之后必须拿到绿卡，顺利移民。
一切如她所愿，除了生病这件事。假期的最后三天里，她的皮肤变了色，一天比一天发黄。母女两个一起回了国。第一件事就是去了几个医院，确诊是胰腺癌。她在肿瘤医院作了最基础的治疗，没有住院。事情很多，她怕来不及。她把手头仅有的这套房子挂到了中介。如果将来由女儿售卖，肯定既麻烦又吃亏。接下来就是更具体的清场。她开始处理家具。沙发、跑步机、立式空调、餐桌……由大到小，全部挂到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上。
深夜时分，女儿睡了，她还在整理东西，像一只老鼠一样，在房间里窸窸窣窣。拾掇拾掇这个，拾掇拾掇那个。真累啊，她坐在这一堆东西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一次性牙膏、一次性剃须刀，最多的是一次性拖鞋，一种割绒面料，算是质量好的，虽然鞋底不过是一张硬纸板。还有一种鞋底鞋面都是厚缎的，格外旖旎，可以折叠成小小的一团，坐飞机或者坐长途车的时候用。当服务员告诉她是免费的时候，她简直喜出望外。她每天都把新发的拖鞋放在行李箱里，住了三天酒店，她装了三双。三双颜色还都不一样：一双红的，一双黄的，一双紫的。其实到现在为止，她只穿了一双红的，底子已经稍微有一些黑了，是她的脚磨过的痕迹。黄和紫还在等着她穿。她原以为，那两双十年二十年可能都穿不到她的脚上，现在她知道，她永远都不能穿到脚上了。
房子卖掉后，她和女儿租了一间小房，是她刚来郑州工作时的那种房子，只有一扇窗户的大通间。够用了。
抽空回了一趟老家，给父母上了坟，又看了看哥哥和弟弟，给他们分别放下一些钱。哥哥农闲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是给一个工厂倒送白矸，干足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嫂子在镇上一家工厂的职工食堂工作，月薪一千五。因为她会烙油饼，后来又加了两百。夏天会经常分到西瓜，冬天会分到一些反季节蔬菜，每到中秋春节等重要的节日可分得大米若干、食用油一桶。她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很满意，也很珍惜。有一段时间因为颈椎的问题引起了胳膊疼，她也舍不得放弃。后来到底挺了过来。弟弟两口子都下岗了，开过药店，也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在摸索着做旅游中介，每给旅行社介绍一个游客，他能抽成十块。最近一个月，他在这个项目上赚了三千。
这些年，对这兄弟两家，她没有直接给过钱。他们跟她张过几次嘴，她都咬着牙没有松手。给母亲和奶奶钱是分内的尽孝，对他们，她不能开这个头儿。她见过太多的凤凰男凤凰女，因为源源不断地输血给老家的亲人而不得翻身，一辈子只能干巴巴地站在坑里，还直接连累了下一代。这些人真是自不量力，糊涂。那些指望你帮衬一把的人，等你有事的时候压根儿就别想指望他们，所以在帮衬他们之前，必须得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救急不救穷”，老话早就说明白了。
午饭是在哥哥家吃的。嫂子手忙脚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热忱，炒了一桌子的菜，还包了饺子。
“都挺好的，这日子。”她频频颔首，笑着说。
“你现在的工资多少？”哥哥问。
“没多少。”
“没多少到底是多少？”嫂子追问。
“反正比你多。”
“那该不比她多！”哥哥笑，“也是应该的。你在大城市嘛。什么都要钱。”
火有点儿大，饺子煮破了。她先把露了馅的那些挑出来，一个一个吃掉。还喝了一点儿酒，酒杯用时间太久了，多多少少都有点儿磕破了边儿，换个角度去看，还挺有点儿艺术感。她忽然看见自己脖子上戴的黄玉观音。那年出差去新疆喀什，免不了要买玉，那么多的黄玉观音，她就相中了一个额头有疤的。老板娘很实诚，结账的时候，忧心忡忡地看了她一眼又一眼，终于还是道：“你看好了？”
“看好了。”
“她的额头有疤。”
“我知道。”她说，“我买的就是这个。”
“那，给你打个折吧。”
在她的犹豫中，老板娘爽快地打了折。其实她很想说不用打折，不打折更好，但是，她没有说出口。有毛病就该打折，天经地义。如果她坚持不让打折，这未免太失常理。但是，这种被打折又让她有些莫名其妙的难过——说到底，还是穷吧。她觉得自己不配用更好的。这样不完美的东西，和自己更搭。
现在，她随身带着这尊观音，常常摩挲着她，让她散发出温温的暖意。
终于，她住进了医院。除了豆腐心，她拒绝别人探视。她坚持不做手术，保守治疗。挨到最后，很疼了。女儿在一边哀哀地哭。她摸着她的头，安慰她说：“乖，疼不了多久。很快的。还好，你的暑假时间够长，估计不会耽误你开学。”
她开始读经。读《六祖坛经》《百喻经》《心经》最短，她很快就可以倒背如流：“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在最后的昏迷到来之前，她對女儿说：“骨灰盒随便买一个，能用就行。骨灰随便撒在哪块地里，做肥料挺好的。”
终于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享年四十三岁。女儿给她擦洗，用清水和泪。这个悲伤的少女并不知道，远远看去，她母亲的身体仿佛是一堆不成形的大便，被什么巨兽刚刚排出体外。也仿佛是一堆陈旧的金子，被什么人刚刚从古墓里挖掘出来。
（《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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