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是汪曾祺先生的名篇，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最能代表汪曾祺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成就。我喜欢汪曾祺，却并不很喜欢《受戒》，或者说，我对《受戒》中的某些部分十分喜爱，但对其中的有些部分则颇有抵触。
在说我为何不太喜欢《受戒》之前，我得先说说我对汪曾祺的喜爱。
最近几年，我在大学开中国当代文学课，汪曾祺是我在课堂上所花时间最多的作家，几乎每次都要用去两个课时。我同时向学生说明，我并不认为汪曾祺是那种堪称“伟大”的作家，甚至也不能断言汪曾祺就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实际上，多年前，我还写文章对过分的“汪曾祺热”表示过异议。在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仅有汪曾祺这样的作家，那肯定是不够的。
但汪曾祺对于我，却又的确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具有反复欣赏、品味的价值。任何时候拿起汪曾祺的书，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上几篇。这些人物、情节、故事早就很熟悉的作品，仍能读得津津有味，我欣赏的是什么呢？是语言，是汪曾祺那炉火纯青的白话汉语。
我们会对一些京剧名段一遍又一遍地听，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听得如痴如醉，是因为那唱腔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脱离剧情而独立存在的审美品格，是因为那唱腔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纯形式的美。而汪曾祺的作品，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作如是观。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具有了某种纯形式的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的文学性缺乏敏感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便是大可怀疑的。而要懂得什么是白话汉语之美，要品味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汪曾祺不可不读。——这是我在课堂上用最多的时间讲解汪曾祺的主要原因。
汪曾祺对语言的基本看法也为我所认同。在《自报家门》中，汪曾褀说：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注重于在一句中“炼”出一个光彩的字，或者在一篇之中“炼”出几个耀眼的句，都不是一种最高的追求，都难免失之于矫情、做作。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平淡无奇，但在作品整体中，在前后的文气相接中，却读每一句都如嚼橄榄。
汪曾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境界。汪曾祺无意于“炼”出那种奇崛的字句，他字字句句都那么寻常，甚至土气，但一句一句读下来，却感到真是“一句也不能少”。这当然不是说，在品味汪曾祺作品时，就没有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实际上，我常常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碰到这样的句子，并且每每要玩味再三。但汪曾祺作品中这类特别有味道的句子，却并不具有“奇崛”的特性，也并不能脱离整个作品而存在，如果把它从前后文中抽离，仍然是寡味的大白话。
不妨举上几例。汪曾祺有篇很短的小说《求雨》，写大旱时节孩子们敲锣打鼓求雨的事。写到人们因大旱而望云霓时，道：
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
这后面的一句“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既是很土气的大白话，又是“闲笔”，对于故事的叙述来说，可有可无。然而，在读了前面的叙述后再读这句话，却感到那么富有意味，人们盼雨的心情也表现得更为真切。写到孩子们求雨回来后：
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
这最后的一句“一睡就睡着了”，是纯粹的口语，仿佛随时能从野老村妪口中听到，但放在这里，却若有神助，令人回味不已。
诗人艾青曾大力强调过口语美。在《诗的散文美》一文中，艾青说：“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在文章中，艾青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艾青在一家印刷厂墙上看到的一个工友写给同伴的通知：
安明！
你记着那车子！
艾青评论道：“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禀赋。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又那么新鲜而单纯。这样的语言，能比上最好的诗篇的最好的句子。”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电影里的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是一个要和爱人离别的男人说的：
不要当做是离别，只把我当做去寄信，或是去理发就好了。”
艾青评论道：“这也是属于生活的，却也是最艺术的语言，诗是以这样的语言为生命，才能丰富的。读汪曾祺小说，我总是想到艾青对口语美的推崇。我以为，汪曾祺的语言追求，是十分符合艾青的语言理想的。而用“新鲜而单纯”来评价汪曾祺的语言，也极合适。具有新鲜而单纯的口语美，可谓汪曾祺作品的一大特色。
再举一例。在小说《陈泥鳅》中，汪曾祺这样写陈泥鳅：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这里的叙述语言，整体上都很口语化，尤其那“半天不露脑袋，半天半天”，是纯粹的口语，是随时可听到的说法，但在这里，又如此清新。在《诗的散文美》中，艾青说：“有人写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就是诗。”这话用在汪曾祺身上，确切不过。
前面说，汪曾祺的语言，已具有一种纯形式的美，这当然是在相对意义上说的。当汪曾祺用这样的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颂扬的人生态度也为我所认同时，我就有着更大的愉悦。当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颂扬的人生态度与我的接受心理相抵触时，我也会感到不太舒服。而名篇《受戒》中就有令我不太舒服之处。具体说来，就是小说中对那“荸荠庵”的叙述，每次读来，都令我多多少少有些反感。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在这地方人眼里，当和尚与劁猪等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许这是实情，然而，汪曾祺却是以极为欣赏的语气来叙述这种实情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在一个完全没有“清规”的庙里，和尚们怎么生活呢？
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房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
既然完全没有“清规”，那就吃喝嫖赌、娶妻纳妾都可以，于是：
二师傅仁海。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于是：
三师傅⋯⋯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
于是：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
“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傅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我完全相信汪曾祺这里写的，是一种民间实情。但也总想到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种概括——“做戏”。在《马上支日记》中，鲁迅说：“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有的⋯⋯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的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
俗语云：“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按鲁迅的观察，中国人往往把“戏场”与“天地”相混淆，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这种“劣根性”在各种方面都表现出来，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宗教在中国，往往并非“信”的对象，而是“吃”的对象。鲁迅在《吃教》中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道释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而“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于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
汪曾祺在《受戒》中，以欣赏的语气，把中国民间这种“吃教”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庙田也可以。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舅舅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在《“滑稽”例解》中，鲁迅说：“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受戒》中写到的“荸荠庵”，当然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正经”所在。但这“庵”中的事，甚至不需“想一想”，都能感到强烈的滑稽。这以大殿上杀年猪最典型。一边是“神情庄重”地念“往生咒”，一边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滑稽之至。中国的“正经事”之所以往往“想一想”便感到“滑稽”，就因为“正经事”原本也不过是在“做戏”。
民间的“做戏”与官方的“做戏”往往有着同构性。鲁迅还写过《现代史》一文，说的是街头的各种戏法，最后才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其实鲁迅想说，一部“现代史”，不过是政坛上的各种戏法变换。按鲁迅的说法，《受戒》中的那些和尚，不过都是“做戏的虚无党”。当然，并非因为鲁迅一再批判这种“做戏”的“国民性”，我们才认为这种品性不必欣赏、不应歌颂。实际上，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仍能时时感到这种上上下下的“做戏”之风，仍然只要“想一想”便到处可见那种“庄严的滑稽”，仍然随时可见那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的行为。
前些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这说的是政治生活中的“做戏”，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滑稽”。这种把“做戏”与“做事”相混淆，把“戏场”与“天地”相混淆的“国民性”，也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明白其危害。
即便不从“做戏”的角度来认识“荸荠庵”中和尚的行状，我也仍然无法接受《受戒》中对这些和尚行状的欣赏。例如，我任何时候也无法对一个在大殿上杀猪的和尚心存好感，这首先引起我生理上的厌恶。
所以，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
2003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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