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核心研究方法。人类学是一个将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结合起来研究人类的学科，田野调查是通过在实地参与当地人的生活过程中，对观察与体认获得的材料，进行归纳总结的调查过程。田野调查既可以进行定性研究，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观察与感知具体的社区是进行田野调查的主要路径。通过田野调查的一些案例与片段可以使学者更好地理解田野调查的方法。
一、引言
田野调查与研究者的人生经历是高度关联的，所以写田野调查的文章，开头最好提一提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经历可能不一样，但怎样使经历能够融入到学习与研究之中却是很重要的。笔者这一代人基本是在“文革”这段时期读书，受到的正规教育相对比较少，但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乡村里也能碰到一些好的老师，虽说当时碰到高水平的老师并不容易。那个年代满了16岁，我们就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我们在人民公社干过农机厂也干过生产队，与现在的学生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对农业和工业大致都了解一些。虽然以前的生产比较落后，但基本类型和现在还是差不多的，我们当时也是要开铣床和车床的。具体工作的劳动实践经历比较多，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相较之后在学校中准备高考的学生之间最大的差别，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比较得心应手与这可能有很大关系。
1977年恢复高考，笔者很幸运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幸运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能够顺利入学；二是中山大学处于广州，入学后不久广东就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是难以预料的。当时毕业包分配，笔者选择留校当老师，从1982年1月到现在已经40年教龄了。刚留校的时候不同专业的四个老师住在一个宿舍，条件很差，但这也形成了另一种机会，笔者请他们每个人推荐一本各自专业的基础性专著。那段时间我们对临近学科的基础知识都做了大致的了解，这是一个扩大知识面的过程，以今天的话来说这是跨学科交流的起点。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一门学问。其实大部分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共性，只是从人类学看，它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把生物意义上的人与人文社科意义上的人结合起来研究的学科。体质人类学或者叫生物人类学，它研究人的自然方面，试图把自然与人类社会结合起来观察。埃里克·沃尔夫（Eric R.Wolf）曾认为，人类学是所有的科学学科中最富有人文特征的学科，也是所有人文科学中最富有科学特征的学科。沃尔夫以对乡村社会和农民社会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他认为人类学最重要的核心是兼有一个这样的特征。笔者比较认可他的观点，扩展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在这个层次上，一面是人文主义的，一面是实证主义的。这种整体性天然要求我们广泛地涉猎相关的学科，这对于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问题与阐释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人文主义是什么呢？具体来说，人类学很强调同情弱者、关怀弱势群体，这是对人的关怀。虽然在人类学中对于人跟野兽的区分有非常多的观点，但从人文的角度看，似乎都可以回归到对于人的关心与爱护上。在一个人群中，人类会让残疾人或者弱势的人，能够共存下去，这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在欧洲一个旧石器遗址里，发现了“一段愈合的股骨”，人类学者把它看作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最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这个发现重现了一个故事，在一个人群中的断肢者，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同活下去，人们愿意照料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很多场合认为这是人类产生文明的标志。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人类是反丛林法则的。另外人类学的知识体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多元，因为人类学一开始就关注到人类的差异，而试图从差异中去寻找统一性，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人类学就是通过差异进行比较来做研究的。这两点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类学的世界观。
实证主义的体现便是人类学强调到实地调查，强调根据所收集的资料来说话。实地调查，或者叫田野调查，跟我们一般所讲的定性研究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我们田野调查就相当于定性研究。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田野调查本身可以做定性研究，也可以做定量研究。但是它跟一般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不同的。我们强调亲身感受。我们到实地去感受这个氛围，通过一种具身性的感知来理解社会与文化，能将这种具身性的体验最大限度地描写出来，就是格尔茨所说的“深描”。我们中国人讲的“百闻不如一见”，其实便是这个道理。把一般的田野调查看成是定性研究是不合适的，因为单纯的定性研究缺乏一种现场感，人类学强调的现场感。笔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已经在过去的文章中谈过了，这篇文章就主要谈谈具体的田野调查。
二、田野调查如何开始
与绝大部分近代学科相似，人类学也产生于西方，来源于西方的近代学科大致都会被联系到古希腊的传统上。古希腊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归纳与演绎，所有的科学都来自于归纳与演绎，这是所有研究的基础。人类学也是一样。我们收集了一大堆的资料，这些资料要进行分析首先就需要归类。找到分类的原则，怎样分类，用哪一条原则继续分类，然后通过这些分类后的材料再进行分析。这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
笔者第一次田野调查的地点是湘西。当时选择湘西的目的很单纯，因为笔者是沈从文《边城》一书的忠实读者，所以希望去书中谈到的酉水流域看看。为此，申请了8000元的调查经费，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很大的一笔钱。笔者利用这8000块钱跑了全国的16个省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时很年轻，一路上交一些朋友，也到别人家做客，走多了就会对社会有一些感觉。但是说实话，笔者的第一次做调查是不成功的。为什么呢？没有主题，写不出文章。没有主题不是说没有调查，而是因为当时刚学了一些国际音标和考察技术，就把那些语言、亲属制度以及基本的调查信息都问了一遍。问完以后却写不出成果，因为调查时间不够长，客观上也不允许长期调查，而且事先没有做好一个设计，即在调查的过程中需做什么事情，没有目的。最后看起来什么都做了，其实既无广度也无深度。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田野调查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目的。如果没有目的，做事情是做不成的。
因此，田野调查在开始前，首先要明确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与你预计要投入多少研究时间是直接相关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全面民族志一般需要一年的时间便是这个原因。如果研究人员希望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地方，那非得长时间不可，而如果时间有限制，那便需要一个方向。田野调查这种方法，一般都认为是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的，所以他对田野调查方法的介绍也是最重要的，人类学的学生基本都会被要求去读他的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一生写了很多书，但关于特罗布里恩群岛的这本书，特别是这本书的序言，做田野调查一定是必读的。从国内来看，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调查以及他对根据地的农村调查，其实是非常成功的田野调查范本。毛泽东思想里面很多基本的东西，都得自于他的调查。这也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由来。如果理解了田野调查与决策的关系，以及田野调查主题的重要性，那么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会发动那么多经济学家和学者去做调查。因此，学会做实地调查应该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必备课，这也是认识社会的基础。
其次是田野调查前必须做好各种准备。一是准备经费、设备。有时候设备没检查的后果会非常严重。比如电脑与相机，过去是要检查胶卷，现在最容易出现的是电脑坏了、没带充电器、带了相机却没带电池或内存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至少调研的心情会受到巨大影响。二是准备调查提纲、文献资料。调查提纲很重要，如何安排时间，哪些需要重点观察，选择哪些人报道，怎么样开调查会，或者找哪些类别的人做访谈。也可以计划收集一些实物，因为有时候描述始终不如实物来得直观。经过多年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实物收集，如今我们的办公室也算一个小型博物馆了。
以现今的科技条件，在网上检索要去田野调查的地方是很容易的。检索的目的是熟悉地理地貌，了解当地历史的概况、人口的状况及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比如即使夏天到云南，一旦下雨，就像冬天一样，非常寒冷。又比如去西藏和青海，夏天下大雪一点都不奇怪，必须备足防寒衣物。学习人类学与进行田野调查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将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
此外，田野调查出发前了解一下当地的名人也很重要。因为与当地人聊天与谈话，他们会觉得当地很出名的人是理所当然应该被知道和了解的。所以田野调查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这样就可以和当地人有聊的东西，不容易犯一些低级错误，同时也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
再次是田野工作的具体方式。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这条田野道路，有点像过去毛泽东做工人运动和农村调查所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即跟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让研究者能够看到一个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特意做的表演。就要求被观察的人们不将观察者看成是一个外人，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日常进行生活与工作。
我们研究人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主观性。我们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性受到自身文化的塑造，受到自身价值观判断的影响。而研究对象也同样存在主观能动性，他也会琢磨这个研究者想了解我什么？需要我做什么？讲什么？
举个例子，我们经常面对各种检查，检查前都会交待相关事宜，比如要穿得整齐，要有礼貌等。但这种临检状态不是常态。人类学是希望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到常态，探索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和事。笔者几乎每个学期暑假都带学生做田野调查，强调起码要做一个月。为什么要做一个月？很多同学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理解了。他们发现第二个星期调查所得的一些东西，跟第一个星期调查所得的不一样。比如说同一个人讲到同一件事情，前后的回答完全不一样。这时就是田野调查开始入门了，这也是田野调查的魅力。当人们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不会完全讲真话。如果刚认识，大家都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自己最辉煌的历史讲给你听，如生意如何发展、家庭怎样和谐，人们会把所有符合道德规范的东西都展现出来。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发现你们还不走，也没办法天天装，那样很难受，所以就开始要把一些很自然的东西表现出来，把事情原来是什么样的都讲出来。我们过去做了很多走马观花式的研究，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有的学科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第一天把问卷发了，过两天把问卷收回来，这个调查就做完了。这样的调查有多少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方面没有面对面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不少被调查对象不会按照他的事实来填表。比如对于财产，由于中国人喜爱财不露白，谁都不愿意真实讲出自己有多少财产。
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社会最基本的东西，哪怕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也一样。比如一位做基因分析的农学教授，如果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连基本的植物都不认识，村民就会怀疑他不是农学教授，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将来他不会成为一流的学者。因此，无论做什么学科的研究甚至做一位公职人员，最基本的素养应该是对我们生活周边的东西要有一定的了解。否则就会犯常识错误，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
当然也不是说常识一定就是正确的。田野调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纠正常识的谬误。很多东西看起来是常识，通过实地的了解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状况。只看数据统计，看不到真实的人，看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底层社会，有时候是会出很大问题的。比如说，现代中国人文化水平已经很高了是一个常识，但是通过到贫困的乡村去做调查才知道，中国还是有不少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不在少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如果觉得只贴一张告示或者发一份文件，就能把政策给基层讲清楚，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笔者曾经在十几年前受教育部委托做一个基础调查，到一个西部偏远地区进行教育扶贫。一到当地，统计数字里入学率100%，就业率99%，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了。笔者带队到村里做实地调查，专门挑公路不通的村子走，发现每个村子都有很多孩子没入学。陪同的当地教育局长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是100%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放孩子回家。过去山区都是一师一校，一个村子只有一个老师，所有年级的所有课都要他上。他们叫复式班，就是一年级跟三年级五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说你们先做作业，我先给一年级上课；然后一年级做作业，再给三年级上课。这样的学校教学质量可能相对比较低，但是至少孩子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还是有的。后来全部合并到乡里的一个中心小学，辍学率开始变得极高。有人说我们现在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好啊，都可以寄宿，都有免费的饭吃。其实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会放心你的孩子到乡政府那里一个人寄宿吗？大部分家长都是不放心的，或者等到孩子长到十来岁，一帮人一起去上学，但入学的年龄就已经很晚了。这样一个很小的事情对于山区来讲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一师一校，很多人就没书读。可见，如果不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就很难厘清，一些善意的决定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三、怎样进行观察
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很重要，但也应预防被局部的信息干扰对全局的判断。比如到一个社区，只待在一两户条件比较好的家里就不走了，这样对于调查来说是有很大偏差的。一般来说，在农村家庭条件越好的人，就越好客，越喜欢调查者到家里去做客；家里条件越不好的人，越不希望调查者去。可以想见调查者到条件好的家里会有酒、水果招待，坐在那里访谈基本上是不用费劲的；但到了家庭条件不好的家里，可能坐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一杯水都没得喝。有一次我们带着学生在一个寨子里面待了一个月，时间过半时问大家去过村里十几户最贫困的家庭吗？同学们回答一个都没有去。后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了一些最贫困的家庭。其中有一户人家，就是一个非常矮的小茅房，全家睡在一个床铺，床铺是铺在一个隔板上的，天花板底下就是做饭吃饭的地方。同学们这才理解什么叫做贫困户。
可见，调查情况，不能只是到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家里参观。有时候去实地观察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答案。有些家庭家徒四壁，我们还需要观察他的粮仓，看看他的饭锅吃的什么东西，这样才能真实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人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意趋利避害，注重自己的尊严，即使没有肉吃，也会说有，大部分人还是爱面子的。田野调查要有耐心和技巧，不能太有选择性。要注意各方面的情况，先进和滞后的、贫困的、中间的都要看。腿要勤，要多走，了解全貌。
我们到一个社区，通常都会画一个全貌图，把社区的主要建筑，主要祠堂、庙宇，还有村委会位置都画清楚。观察发现所有的村委会都在汽车可以通到的地方。但是有时不要相信真的村村通公路，很多地方把十几个村合并成一个村，这样就“村村通”了。要多想多动脑子，不要认为别人说的都是真实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善意的谎言。
现在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接触海量的统计数据，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统计数据是怎么产生的。这是真实的计量研究的前提。现在村落普查都用全国的一张长表有几百项，想要把农村里面的作物、牲畜都涵盖下来。曾经我们田野调查也帮村委会做表，就是看去年的数据是多大，怎么样把去年的数字乘以今年要增长的数字，然后填上去。只要你知道了这个原始数据是怎么样来的，你就知道以后做计量统计的时候，要怎么样去纠正这些东西，这个很重要。另外看到的、问到的、想到的，都要写下来，只有写下来才是你的。有的人说自己记忆力很好，不用做笔记，结果后来调查完要写报告写文章的时候就写不出来，调查的东西全忘了。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记忆力，这是一个忠告。现在用电脑记，一定要有存盘和备份，这也是血和泪的教训。不要相信电脑永远不坏不丢，笔者就经历过类似的问题。
田野调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我们到一个社区，一般第一天要进行踏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人们在什么地方聚集；有的家庭房门是打开的，家里的一些设备能够给我们很直观的判断。这样对一个社区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现在人们聚会的地方，一般是在小卖部外面，因为小卖部提供免费的wifi，吸引男女老少聚集在那里，现在村里不论老少都喜欢发抖音。而以前的聚会点一般在大树底下比较阴凉的地方，或者是祠堂和庙里面。
然后我们要跟社区开见面会，告诉社区特别要告诉村支两委我们的调查目的。一般来说我们的课题太学术性了，不容易直接同对方讲清楚，对方不懂就会担心，就会防御你，所以要把事情讲得通俗易懂。笔者通常简略地说是做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放到现代化的篮子里，乡镇干部也能听得懂。接着是开始访谈。访谈最重要是要把次序排好，因为中国是一个讲差距格局的社会，去到乡村先要拜访什么人，后拜访什么人，次序很重要。有时候一些民间的权威，不去拜访也不行，像瑶族寨子里传统上寨主是权威，如果只和村书记打交道而不跟他打交道，基本上这套传统的东西是一点都了解不到的。要是村里有不同的大姓、不同的宗族，要比较平衡，不要专门访问某一个姓。这也是一个技巧。我们一般会按照地方上的差序格局，安排好访谈的次序，今天访问哪些人，明天访问哪些人，我们都会抄在大白纸上，贴在我们住的地方。
另外，观察的内容也要有一个设计。粮仓里存了多少粮食，客厅有什么摆设，这些东西是可以观察到的。养了多少牲畜，种了多少东西，以及什么东西，最好实地看一下。有时候他说种了什么东西，但可能没种，因为他知道不种东西是违法的，是拿不到补贴的，所以他跟你说种了。观察非常重要，刚开始更重要，起初很多人不愿意跟你讲，特别是不跟你讲实话，熟了以后才会跟你讲比较真实的。也可以开一些座谈会，收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群看法有时差别会很大。其实有的时候完全靠观察也可以做研究。比如李亦园先生当年组织台湾新竹的寺庙研究，他就在每个庙里面派一个观察员，去观察什么人祭拜，是什么性别，大概年龄多少等等，把同一时间不同庙的情况都记录下来，用以进一步观察分析。现在也有一些观察表格，在进入田野调查前可以事先设计好往上填就行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文献资料，这里指的是民间的文献资料。人类学重视契约、文书、碑刻、牌匾、对联，这些是我们在田野调查里见到最多的东西，往往也是比较容易忽略的。还有农村标语的变化，也代表了每个时期政治的变化。现在农村的标语各式各样，有国家治理、森林防火、生态保护、科技等方面的标语以及乡村广告。民间的文学文献以及碑刻则更为重要，因为这是跟他们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历史。还有一部分文献资料来自他们的墓地，看墓地可以了解这个社区过去的人均寿命及家庭的规模。有时我们做死亡年的统计不好做，因为有时候农村里的人死了以后，不一定去销户口，所以你从户籍统计上面是看不到的。另外收集一些实物资料也很重要，比如服饰、工具。一些东西很特别，像背篓既可以背孩子，又可以背物品，还可以打猪草，很全能。村民妇女打一篓子猪草背着爬山涉水，我们的同学在原地都背不起来。虽然村民个子长得比我们同学还小，他们还背着满地跑。如果不去实践，是永远不知道背那个背篓的辛苦，这些都是实物资料。
田野调查最后的成果就是写作。人类学所讲究的白描，笔者认为就是用比较朴素的语言叙述，少用一些形容词。尽量真实地描述，这一套民族志的写作方式是人类学的学术性所在。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会提炼，包括寻找问题、提炼研究的概念，这也是最难的，它决定了你能不能写一个好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写一个好的作品。能否做好一个学位论文，最重要的是找到哪些可以做论文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提炼什么样的概念。比如当年美国人葛学溥写凤凰村（也是笔者博士论文的田野点）的时候，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这种家的概念，最需要理解的是中国的家庭在社会里面的重要性。他用了一个“家庭主义”的词作为自己专著最重要的概念。过去词典里没有这个词，他创造了这个词。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家庭亲属制度以及宗族祠堂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这套东西可能在西方是没有的。为什么人类学强调要到异文化——跟自己文化不一样的地方去做田野调查，就是因为可以从中发现跟自己的文化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很重要的小城镇概念，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一种现象，大量的农民洗脚上田，开始非农化的发展，小城镇开始发展起来。费孝通先生用了小城镇的概念，以小城镇大问题的题目写了系列文章。这个概念无疑很成功，现在也被叫做城乡协调发展。我们不同的学科，都可以运用人类学这一套理论和方法进行田野调查。2008年，笔者在中山大学组织了一个博雅教育计划，从非人类学专业中选拔学生来做田野调查的训练，让他们了解调查的方法，因为不同学科的人进行田野调查，观察角度不一样，调查的东西会有不同的贡献。这个项目到今天依然在开展。
关于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有很多专家学者已经撰写、翻译过很多著作，比如何星亮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汪宁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何国强翻译的《田野调查技术手册》。篇幅所限，本文不对具体的田野调查步骤作更详尽的介绍。
四、如何解读关键信息
最后谈一谈怎样理解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一些信息。笔者曾经在一个寨子里做调查，他们住在山顶上很冷，房间四面透风，白天都要烧火盆，所有的家具加在一起也不值几个钱。笔者与世界银行的一个经济学家一起在这个寨子做调查。做完调查那个经济学家说，根据他的调查这个村不穷，人均收入有上千。笔者问他是否计算过他们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加起来能否值1000元，他说他的每个数字都是自己亲口问出来的。我说，我相信你问的没有错，问题是你所问的对象可能对100以上的数字都没有概念。到笔者调查那年，那个寨子依旧流行刻木记事，就是在竹竿上或者木头上刻一个痕迹，或者粗一点或者短一点以记事，估计他们对10以上的数字都没有很完整的概念，他讲1000多，可能只是为了表示这个数字大，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笔者曾到牧区去做调查，问当地的小女孩她爸多少岁了，她说有180多岁。她绝对不是说谎，而是她对于数字没有概念，只是想要告诉我她爸爸年龄很大。
所以，我们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收集到的信息、数字，要认真琢磨一下。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即使是人们的记忆也会有偏差，我们有时也是有选择地记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社会有一句话“枪打出头鸟”，人们很害怕自己成为出头的那个，但是他也不愿意自己是最落后的那个。往往问到收入数据的时候，他会讲一个中数出来，既不太丢脸，也不是要出头被打的那种。就好像填档案，绝大部分人在家庭条件那一栏，都会填贫困或者一般，前者是与补助相关，后者只是想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特别。
我们听到相关部门介绍的数字时，大部分都是比较中性的，中位的数字。如果你认为这个数字就是准确的，那么难免会犯错误。有一次笔者田野调查时，在一个乡政府的会议室，三个数据公告栏目就有三套数据。一套是党委的数据，一套是乡镇政府的年度数据，还有一套是扶贫项目的数据。扶贫项目的数字是最低的，而乡党委的数字是最高的。同一个会议室存在三套数字，他们也没觉得有矛盾。他们觉得这三套数据有不同的功能：党委向县里肯定要讲好话，要献礼；扶贫肯定要穷一点，可以多要来一点钱。我们做调查的人，要掌握这些规律。现在的人们都学精了，都说自己穷得不得了。以前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没能力没面子，现在已经很少有不哭穷的了。哪怕是世界五百强，也说自己的经营很困难，需要更多的政策。
为此，我们应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社会，一是主位，就像当事人一样看待事物；二是客位，只作为一个研究者；三是旁观者，即不是其中的当事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两个角度，一个是从“我”的角度，一个是从对方的角度。其实应该加一个第三者的角度，这可能是更合适的，即观察者视角。
需要调查者自行处理的另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环境与人的。笔者有一年去调查山西介休，组织我们调查的乔健先生是介休人，我们的目的是到他的家乡跟着他一起做黄土高原的研究。山西最大的问题是缺水。我们当时住的村子的村支书很容易把所有的村民控制住，方法就是把水泵房锁起来。我们那个村子的井有800米深，没有电就完全没办法把水抽上来，所有人的生活都要靠这个水井，村支书控制这个水井就够了。因此我们在山西写了一个关于水的系列文章。乔健先生的家乡所在的那个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泉水，世世代代流不完，现在断了，那个泉水覆盖的整个流域的水都没有了。由于山西当年到处挖煤把地下水、地下河挖断了，所以很多过去有地下水的地方变得没水，800米深的井还算浅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好多村都是上千米才能打到水。我们当初带学生在那里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他们每天用拖拉机拉一车水给我们用。他们的村支书有时候要惩罚那些村民不听话，就给村民停水，一停水村民就要我打电话给上级领导求情。自然环境随着现代化进程、资源开发而改变，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群也在变。他们村里面没有了水，能干什么呢？就只能出去打工了。包括前年我们在湖南做田野调查，村里的情况也差不多，劳动力中90%都在外面打工，有的人因为孩子要受教育了，要上中学了才回来。这些信息告诉了我们，要提高村民的收入，恐怕现有的办法只有外出打工。
还有一个处理信息的重要方法，笔者归纳为不要放弃你的直觉。有时候看到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人，你会有一种直觉，感觉到里面有故事，感觉到这个事情很值得挖掘，就不要放过。有时候这种直觉很重要。笔者有一年在广西的龙脊做调查，广西夏天很热，通常村民们都是在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去田里干活，那个时间段是很凉快的。笔者每天早上起得很早，但那天早上打开窗户，看到地里没有人干活，但天气又很好，直觉告诉我今天村里可能有大事，我们就召集调查队的成员说了这个判断。原来是两个姓氏的人准备打群架。打架之前先集中在他们村的头头家里，磨刀霍霍做准备。我们得知这件事后，就赶快通知乡政府来调解，终于阻止了一次大型的械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了解到这些村落之间姓氏之间的关系和村落的矛盾，一下为我们打开了研究思路。后来，我们根据田野调查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乡村的矛盾和博弈的文章。其实这几个村原来关系是很好的，他们三大姓，每个村子有一条鱼，三鱼共首，就是有三条鱼共一个头，象征这三个姓的人很团结。后来这个故事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就反映他们三个姓的人的关系的变化。说明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市场经济比如外出务工，会使原来关系很好的亲戚和邻里之间，交往的关系和习惯都会发生变化，这其实就是变动的民俗。这种矛盾属于乡村治理层面，但单靠乡村治理很难解决。不解决这种宗族之间的矛盾，就没有办法进一步触及问题的核心。
五、结语
田野调查是一项锻炼人们耐心与技巧的方法，这不仅是说田野调查要用心，而且还需要通过很细微的方面见微知著。过去曾有学生把笔者的话当成笑话往外传，原因是笔者要求他们观察的第一个场所是居民家中的厕所。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洗手间。我们是从集体厕所和大大的公共澡堂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候很少人家里有自己的洗手间和洗澡的地方。当年笔者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上海满街都在刷马桶。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绍兴也差不多。但现在的上海、苏州、绍兴多么发达，它们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笔者为何要求学生去参观厕所？因为村里的厕所很多都是援建的，村民不用手纸，而是用树叶树皮这类东西，厕所很快就堵住了。而现代家庭的厕所里不但有柔适的手纸，还有各种化妆品、洗发水。洗手间在几十年里的变化非常大，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因此带学生去实习就先让他们从观察洗手间开始。
田野调查还是一个需要用自身的热情与当地居民以心换心的过程。笔者在湖南省通道县号召大家捐建了一个叫中山亭的亭子。那个地方叫三省坡，是侗族的圣山，它是广西、湖南和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当时圣山没有一个凉亭，当地人建议我们捐建一个，于是笔者和几个带队的老师，每个人捐了一个月的工资修建了这个凉亭。这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做田野调查，要最大限度地与当地人处好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的一部分。后来我们的学生去这个地方追踪调查好多次，当地人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做一些对当地有益的事情，也是一种建立友谊的过程。
最后以笔者所作的中山亭对联结束这篇文章：独坡山水秀，尽收眼底；三省民族情，深蕴圣山。
（刊于《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本文转自 | 田野调查研究与民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