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节我们聊了中国人的“人格”，这一节继续来讲一讲。
中国人“做人”的方式，无疑就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序”，当然，也包括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内外有别”、“上下有别”，这是“二人”化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的“天理”的渠道化。
“等级”与“层次”感决定了是否“有头有脸”，是否该给对方面子，是否该“以心换心”。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常见的，比如交友，我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兴趣、爱好这些“个人化”的东西，基本上家庭背景与职业，是我们更加在意的。
既没有了“人格”，也就没有了“人格平等”的观念。因此，不同的渠道化的人情辈分、等级高低、内外层次形成了社会阶层的制约关系（即潜规则）。
在不平等的相互角色关系里，自然人格也就不平等，自上而下，形成一种体制化的社会。
在传统中国，“三纲”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表现的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制约关系。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相信自己的，当然，还是因为人情化“二人”社会的原因，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的好坏与上面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人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说法。
也因此，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人格”（趋向于品德）有问题的时候，往往不仅仅针对这个人，而连带着追溯到其教育者身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比如，我们在谴责一个人品质低劣时，通常会说“这个人太没有教养了！”以及，在骂人的时候也是“TMD”，这曾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国骂。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人在侮辱别人的时候，依然是没有个体意识的，这可见“二人”定义“一人”的文化属性的根深蒂固。
当然，中国人也有好为人师的毛病，其实病根也是一样的。
我们为何总是这样的“听话”？或者说为何我们一直缺乏个体意识与人格观念？相较于西方，可能是因为中国人更加容易迷信“权威”，但区别在于我们容易将“权威”人格化，而西方会在孩子渐渐长大以后，剥离人本，非人格化。
比如，中国人喜好将地方官称之为“父母官”，就足见一斑。
深究根底，是中国人自孩提时期，就被父母的“权威”压制，从家庭衍伸到集体和社会当中去，也是童年状态的无限延长。一个人格发展不完整的人，是必须由别人替他做决定的。
再比如，在职场当中，领导在与不在，可能多数人呈现出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
尼采说：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但是，这话在中国人身上，也不能完全对应。我也提到过，中国人的“做人”在不用做人的场合下，又是另一番情景的。
言总，还是中国人呈现出的总是一个他治他律而不是自我组织的人格。而在现今，“阳奉阴违”基本上已经盖过了“听话”，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这一趋势已经使这个社会“乱象”丛生。
比如，自媒体的大量涌现和网红的层出不穷。但是，这不是一种崇尚个性“自由”或让一些人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中国式的“向上爬”。
而且，无论在任何看似新颖的商业领域、经济模式下，在中国，依然是“潜规则”在左右着一切。
当然，相对而言，我们也许是遇上了一个“自由”的时代，但也可能如白岩松所说，我们也变成了手机的奴隶，实际上，是变成了其背后资本家们“压榨”的对象。
我们看似有很多“选择”，实际上是“身”在大都市，“心”在黄土乡。
我们到底是，难以有真正的“自我”的，其原因仍旧要归结到“二人”的文化属性上，归结到我们的文化不具“超越性”上。
坦言之，世俗的、功利的“人情化”社会成全了数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绵延不息，也埋没了一代代中国人首先作为一个“人”的自然属性和光辉。
当然，如诸葛亮、司马光、王阳明、曾国藩、孙中山等等这样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在时时激励着中国人不断奋发向前，但，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想这也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吧？！
张锋 己亥春写于启东翠彧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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