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说：“作家的责任是叙述可怕的事实，读者的责任是知道可怕的事实。”也就是说，作家有义务将自己眼中的世界呈现出来，而读者则通过作家的笔触去经历那些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实，于是人就有可能不至于无知。
文学活动从不轻松，客观因素或者主观因素，往往导致作品的无法面世，就像《红楼梦》，是否真有后四十回的存在，至今尚无定论。还有些作品，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作者的年代无法面世，直到后来，终有一日，他们的作品终于得见天日，但却因为世易时移，它所独具的重要的时代性意义大打折扣，就像本应在黑暗之中点燃的蜡烛，却只能在天光微亮的时候散发它不合时宜的光芒，变成了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生存与命运》，作者格罗斯曼，不少人用“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来形容这部著作。作品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大背景，通过集中营、前线、后方三个区块，以沙波什尼科瓦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和遭遇为主线，描写了前苏联人民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战争中的曲折命运和人道主义光辉。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格罗斯曼残酷的笔触下，所要表现的正是斯大林格勒人道意义闪耀的一瞬，就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衬托的昏暗温柔的夜灯的明亮。
一、集中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集中营的知名度不亚于那些规模庞大的战役。1933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各地一共修建了超过1200座集中营，关押过的犹太人、战俘、政治犯和其他类型的犯人，有人说是数百万人，但是更可能的是难以计数，这其中还包括了大量妇女和儿童。那么德国人兴建集中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隔离，将那些有害的思想、有害的行为，甚至有害的人种，同德国人隔离开来，避免污染。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与边沁倡导的英格兰监狱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边沁的理念最终是要完成对罪犯的教化。
理念的不同，导致作用的不同。纳粹集中营的作用是将人非人化，非人化的特征是丧失“人”这一最基本的自我感知，甚至于人们丧失了对死亡的感觉，所以集中营的人犯不会逃走，甚至不会自杀。当人丧失了对死亡的感觉时，他就已经死了。只有被嘲笑敏感的，总能为死亡悲伤的人，对死亡无法做到无动于衷的人，才算是真正活着。而再大多数人看来，这种人性的反应是软弱的表现。
通过恐惧、饥饿和剥夺个体，最初，集中营里的人们的主要变化在于，他们对自己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感觉减弱了，而对自己命运的感觉却增强了。简单来说就是人变得只剩下活着。和平时代的人们，正常的心态，根本就无法想象，恐惧、饥饿所带来的心理摧残，这种摧残不仅会将人变成可怜虫，更重要的是它会将人一步步变成非人。今天，即使是一个母亲或者父亲，即使再善良者，信誓旦旦认为，自己绝不会如小说中的母亲那般，为了不被党卫军发现，不惜捂死自己的女儿。这种誓言是一文不值的。
纳粹集中营的闻名于世，还有一个特殊的装备，那就是毒气室。围绕着纳粹毒气室的是悲惨的犹太人，不管是在室外运输毒气罐的，还是在室内吸入毒气的。相比之下，运输毒气罐的犹太刽子手可能还更悲惨些，他们根本看不到被他们杀死的同胞的眼睛，他们眼里只剩下今天还活着的念头，他们变成了吃人者，并且等待着随时变成被吃者。
关于毒气室的其中一个令人惊讶的特殊性在于这样一个前提：这是毒气室，它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杀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主管们谈论设施设备的准备工作，工程师们谈论工程的设计建造，段长们谈论工作的程序和岗位职责，安全管理员们谈论安全操作手册，运输部门谈论物流的安排和交接确认方式等等，这一切就像是轧钢厂或者方便面生产流水线一样的普通，但是如果加上前提：毒气室，那么这一切就显得无比的荒谬和恐怖。恐怖，有时候产生自平淡和冷静，陆川在处理《南京！南京！》的风格时，就没有试图表示出屠杀者的穷凶极恶或者嘴脸可憎，而表现的是不苟言笑、不带感情、按部就班、冷静高效的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的名字叫做屠杀。
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有种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既异化了受害者，也异化了加害者。例如纳粹军官利斯遗憾是“没有在大学时代同您见面。”——那个能够在毒气室里大口吃喝的纳粹军官埃希曼，被毒气室异化的不仅仅是人犯。
小说的作用是历史著作无法比拟的，记载中“纳粹屠杀了超过600万犹太人”的条目，是比不上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我们面前消失所带来的心理冲击的，因为历史著作是抽象的，理性的，而人却是因为情感的调动而活着的，只有具体才能调动起人的情感。所以历史记载无法将完整保留人的图景，没有人能真正从历史记载中感受到1945年以前那些被无辜的剥夺一切的人们的感受，但是小说可以帮助我们寻回应有的那种情感，让我们能够真正从中寻获触动，产生情感，而不只是谈资。
二、战争
《生存与命运》虽然是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的，但它的战争场面却不多，它更多的是战争中的人，在整部小说中最亮眼的，甚至是唯一一个完全阳光的地方是一个死地，“6-1号楼”。
迄今为止，人类完成的所有宏伟目标都基于这样一种方式：将一切抽象化为沙盘游戏，这样才能够运筹帷幄。这种方法的弊端是会模糊掉这样一种认知：我们都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
抽象必不可少又异常恐怖的事情。当需要管理和决策大量庞杂的人和事，抽象思维是唯一可行的手段，只有将一切符号化，才可能处理大量的信息，得出无数样本组成的整体的流向和趋势，但是这种高度符号化和抽象化，也同时将人本性中的人性感知抽离而去，在所有抽象与符号的面前，人都是冷酷无情的。
战争的组织是这种抽象化最具体的表现之一。
而且战争是一种持续的压力，持续的重压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人会为了逃避压力，而启动自我保护机制，逐渐麻木感知力，这种情况下，人会丧失时间感、痛感、恐惧感等等一系列感觉，这其实是对人性感知能力的丧失，这种感知力的丧失与连环凶手的反社会性心理机制有某种类似——失去人性感知力是使人犯下累累罪行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所谓铁石心肠其实就是丧失了这种感知能力。所以当抽象和压力让人失去人性感知的时候，那就是地狱。
有没有例外呢？有的，格罗斯曼的“6-1号楼”就是。
“6-1号楼”是斯大林格勒前线某区域巷战中，唯一还掌握在苏军手中的一幢孤楼，孤楼中驻守的是以排长格列科夫为首的一小支部队，在整部著作中，关于“6-1号楼”的描写是异类的。这幢楼是个死地，它深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随时随地受到敌人的攻击，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每一个人都是朝不保夕的。但正是在这极端境况下，这幢孤楼里的“居民”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6-1号楼”的特殊在于，格罗斯曼在这样一个修罗地狱里，塑造了一种因为极端环境而诞生的人性光辉。在生存的重压下，人只会变成兽吗？就像《蝇王》。格罗斯曼说，不对，他给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当生存变成问题的时候，生存的重压反而可能将人的精神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因为被生存问题压减的空间，没有了压制人性所需要的手段的位置。在这里，这些被围困的“居民”都变成了“为真理而战的勇士”，他们为自己所奋斗的充满信心，他们斗志高昂的原因并不是奖赏或者升迁，而是“真理”，他们确信他们是在为自己和所有俄罗斯人的自由而战。那么他们是只懂得杀敌的战士吗？不是的，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中有喜欢在废墟上唱咏叹调的步兵少尉，有喜欢探讨哲学问题的炮兵中尉，有大胆谴责内务部官员的中尉排长，有喜欢养小猫的女无线电员。“6-1”号楼里的人们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但是他们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这些曾经的教师、学者、木匠、农民都是到了这幢楼里以后才变的与众不同的，“6-1”号楼改变了他们，让他们变成了勇士、斗士和一个个大写的“人”。
“6-1”号楼是个死地，它的结局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孤楼最后被德国炸弹夷为平地，驻守的战士全部阵亡。但是就这样一个地狱一样的孤楼，却让战士无比怀念。小说中孤楼的侦查员有一次离开这幢楼的机会——到司令部做报告，但侦查员却感到每一分钟都长的难以忍受，虽然司令部要比废墟一样的“6-1”号楼舒适的多。这位侦查员最后是戏剧般的，在等候召见的无聊中，自顾自的拉开司令部的门，走了出去，回到了那幢随时可能被夷为平地的孤楼。
战争的灾难是悲剧的，但有时候，当灾难以不可抗拒的姿态打破按部就班的现状，让约束无以为继的，由此，悲剧中受尽苦难的人们反而获得了某种自己的状态。这是因为人本身就有对美好的向往，有人就有美好的生活，哪怕只有一瞬，这并不取决于环境，重点在于人。尽管龌龊永远存在，但一旦褪下面具和铅华，一旦洗脱束缚，人真正想要的就自然而然会呈现。这就是人道主义，是人本主义，是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
三、生存、命运与善
1942年，苏联危在旦夕，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但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仍然存在派系和官僚主义。作者的笔下，官僚们对德国人最痛恨的，不是他们的侵略，不是他们的杀戮，而是因为“战争把一切都搅乱了”。那么如果没有战争的搅局，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于是格罗斯曼给了读者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残酷血腥的战争反而赋予了俄罗斯人民一些什么，新德意志的强盗们，居然像是无意之间释放了被困顿的俄罗斯人民的灵魂。
战争带给人们追求的勇气，一旦回归安稳的生活，人就开始惧怕追求带来的风险了。从喀山回到莫斯科，不仅仅是人的回归，也包括上下级关系、贫富差距，地位的高低，彼此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防备。战争洗礼过的人们学会了一些新的东西，他们更加大胆了，但是当战争结束，他们带着新产生的大胆回归时，他们就不再适应了，于是觉得痛苦，对生活忐忑不安，甚至怀念起什么都不知道的日子，怀念那种无知带来的舒适感。
有人说成年人总是真话假话一起说，于是开玩笑将福楼拜的诗集与水管工相提并论，其实既包含真实又包含虚假，这就像《鼠族》，灾难是真的，画面是假的。这是因为，当人们回归正常的生活，书籍、诗集、哲学和理想就让渡于上下级关系、贫富差距、地位高低、邻里隔阂，人们之间的防备，以及等等。某种情况下，庸俗的生活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人性得不到充分舒展，人只剩下自我和自己唯一能够在意的东西，这时候，人就会变得庸俗和冷漠。
作者笔下关于善的描写是作者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什么才是善的本来面目呢？作者认为，只有《农夫与蛇》里那种被谴责的，傻瓜的善，才是真正人道的善。小说中，作者描写了很多他认为最美的善：巷战中坚守“6-1”号楼的排长格列科夫在被德军围剿前，把相爱的一对年轻人派出到团部去；女军医索菲亚放弃活命的机会，决定陪同小男孩达维德一起进毒气室；纳粹集中营里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孔尼科夫因拒不参加建造毒气工厂被枪决；坦克军长诺维科夫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顶住斯大林亲自督战的压力，延迟整整八分钟才发动冲锋；施特拉姆拒不为自己研究成果的“政治方向”问题检讨；叶尼娅冒着受牵连的危险，千方百计为被关在卢比扬卡内部监狱的前夫送食品……但这种良善的力量很软弱，它的力量不在于扑灭恶的烈焰，而在于不管多么强烈的恶，永远也无法消灭它。
那么为了“大善”而牺牲“小善”呢？或者说生活还是命运呢？格罗斯曼显然选择生活，他以文学的方式论证了康德的“人是目的”。小说再三致意：生命有其基本原则。“宇宙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之基础，但是生命变得自由幸福和具有崇高意义，只有在人作为一个世界而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是永不重复的。只有这时，他才能体验到自由和良善的幸福，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
小说结尾，沙波什尼科娃老太太即将离开劫后余生的斯大林格勒，随着被降职的女婿、外孙女和刚出世的重孙遣放外州，她最后一次乘车去看看毁于战火的房子，真切而又痛心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作者的议论值得照录于此：“虽然他们知道，在可怕的时代，人不是自己幸福的铸造者，世界的命运有权赦免和处决人，他可以使人身价百倍，可以使人陷入贫穷，或变为劳改营的尘土。然而，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这一切却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他们仍然像人一样生，像人一样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的和将来的，已经来临的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这部著作的时候，它人道部分的内容仍然熠熠生辉。如果我们再了解一点作者的基本情况：《红星报》军事记者，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战地记者，跟随苏联红军一路打进柏林，写过诸多讴歌颂扬苏联人民抗击纳粹德国侵略者报道。知道这些，也许我们就能这样理解，格罗斯曼是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而创作，呕心沥血创作了这部70万字的著作，他爱这些人，爱这个民族，所以他要把自己看到的，为他们留下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