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大概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出自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集《疯人》，叫做《理智的国王》。
话说一位威严而贤明的国土统治着远方的维兰尼城。他的威严使人敬畏，他的智慧令他倍受爱戴。那时市区中心有—口水井，井水清洌透澈，全城居民都从这口水井中汲水饮用，即使国王与大臣也不例外，因为这是城池中唯一的一眼井。一天夜里，当人地万物都沉沉睡去，一个女巫进入城中，在井中点了七滴魔液．然后说："从现在起，凡饮用了这井水的人就会发疯．"第二天清晨，所有居民，除了国王与侍从长，都饮用了这井里的水，于是都变成了疯人，正如女巫预言的那样。这一天，狭窄的小街上，市场中，人们都在窃窃私语，除此而外什么事情也不做："国王疯了，咱们的国王与侍从长都失去了理智，我们不能让一个疯国王统治国家，我们必须废黜他。"这天晚上，国土命人从井里汲来满满一金杯水。水—送到，国土便大饮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水赏与侍从长。于是遥远的维兰尼城热烈欢庆，因为他们的同王及其侍从长又恢复了理智。
这个著名的故事到底出处何在呢？略微查了查，似乎有些扑朔迷离。有说出自纪伯伦的，还有说出自法国哲学家福科的，而且这个故事据说还有一个中国版本，似乎出自《宋书·袁粲传》，全文如下：
昔有一国，国有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一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故无恙。国人既狂，反谓国君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君，疗其狂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胜其苦，遂至狂泉所酌而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
这个故事就表面看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到底何为正常？二是独立人格到底有没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而且虽然还不知道以上所查的两则故事出处是否确实，但若是说前者来自西人，后者来自中国古人，倒是有些形象的。前者遭遇的是领导地位丧失的危险，而后者却遇到热情负责的纠正，以致“不胜其苦”，但是两者最后的结果一样——放弃独立人格以换取普遍认同。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一件趣事，那是女儿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父母拌嘴，起因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母亲谴责父亲说：“你就要和人不一样”，父亲怒道：“我为什么要和人一样？”几岁大的女儿忽然冷不丁问道：“爷爷，你为什么和人不一样，你不是人吗？”引的一桌子捧腹。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十万年前智人只是非洲角落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球上的生态系影响力和萤火虫、猩猩或水母差不了多少。为什么这个物种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呢？他的答案是由于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虚构的故事，例如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神崇拜的宗教、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那么这些故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那就是将原子一样的人结合为一个整体。当人们都相信同一个故事的时候，在每一个人大小不一的作用下，人类社会这艘巨轮就会向着这些故事所指的方向前进，这种力量几乎是无坚不摧的。
血统有可能是人们发明的第一个故事。在原始的氏族社会，人类集体就是靠血缘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这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根源，也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新的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的“者”，也就是进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所以每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集体的行为，一定是暗合有利于这个集体中占多数的基因的传播的这一原则的。大多物种倾向于集体生活，包括人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单个的物种抵抗风险的能力会大大降低，集体生活会确保最大限度的生存几率，而生存的足够久也就能带来更多的后代繁殖，即制造更多的基因副本。学者认为氏族社会普遍是母系社会，也是因为这一点。由于男女生理差异，所决定的子代与亲代的亲缘关系中，母子关系远比父子关系要来的更加坚固和确定，于是母系社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需要指明的是，人类社会实现这一生物性目的的方式，那就是血统文化，中国几千年以来所行家族制度血统主义继承制，欧洲众多皇室的血统继承序列，家族财产的长子继承制等等，都来自于这一概念。甚至于男尊女卑，也是血统文化在发展演化中，与事实上的男女力量差异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家族谱系以家族男性一脉为主导的产物。血统文化在数千年的演化中，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原因变成了文化概念，而这种文化概念反过来基本脱离了其生物性根源——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无数的后代已经没有其祖先明显的基因特征，在整个人类的基因库中，其差异很小。但故事却是永恒的。
科学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故事也遵循了相同的逻辑。这些故事最终带给所有人的是一种集体认同，既是对某种虚构存在的集体身份的认同，也是对于这个虚构集体的运行方向的认同。所有的虚构故事，最终所达到的效果都是将原子化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导到相对趋同的方向上，不管这个方向是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爱国主义还是纳粹或者日本军国主义。其根源都是人类的集体倾向，就像亚氏的：“城邦是自然物，人出于自然是城邦动物”。
但是人是有思想的，人会产生疑问，会说为什么？那么，如果说“城邦”是人的唯一选择，那么人的思想能力还有意义吗？又或者说“城邦”的人与“个人”的人是否可以同在呢？或者说，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有存在的价值吗？
马克思韦伯有一篇著名的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认为学术能做的就是让人清明，但不能替你做选择。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经不存在了，学术的价值本身就在于被超越，而且学问的观点并不存在终极性，都只是观点，换言之每一终极统一和绝对正确。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说“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学问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学问是没有意义的呢？那是因为学问对于人最重要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没有答案的。那么人应该怎么办呢？托尔斯泰给出的答案是，当人以学问作为追求的时候，死亡就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当我们立志探求真理的时候，人就能让死亡失去它原本结束一切的意义，就像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那是，这却是一条艰难的路。
但没人会去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习惯了将生活孤立化偶然化，我们很少站在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上去审视生活，我们缺乏对生活必然性的感知。
尽管就像爱因斯坦就明确的斥责感官享乐是“猪栏的理想”，但我们一般还是习惯追求不受约束的享乐。相比之下像萨特和康德则把他们的哲学中的自由定义为，能够谨守自我的人的行为。但是这种自由的最大障碍并不来自于上帝，而是众人的目光。加缪就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他问道：“我很想知道，能不能凭我所知，而且仅仅凭我所知而生活”。加缪用《局外人》向我们展示了当一个人“仅仅凭自己所知”会是多么的艰难。拒绝某种枷锁中的舒适，几乎相当于与世界为敌。
于是，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多半只是聊以自慰，德者向来需要孤守。独者不见知当时，不迎合俗世，唯有寂寥、碰壁为伴。孔子老年时非常想要梦到周公，不就是知音难觅、孤独难熬的缘故吗？举世滔滔，怀瑾握瑜多半是孤独的。迎合当道，只有童话才会道破皇帝新衣的天机——“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而独立精神、个体尊严，那只是幼稚的表现而已。
现实如此，有时候得真该认真思考这样一句话，“问题不在于选择，重要的是这已经是现实”，因为拒绝面对只不过是鸵鸟政策。而对于那些不甘被世俗的浪潮推着走，拒绝堕入维兰尼式的狂欢的人来说，更应该问一问自己？是否做好了保有自己的灵魂独立的准备？应该想一想，对于这样一条艰难的路，有没有做好踏出第一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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