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大概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出自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集《疯人》,叫做《理智的国王》。
话说一位威严而贤明的国土统治着远方的维兰尼城。他的威严使人敬畏,他的智慧令他倍受爱戴。那时市区中心有—口水井,井水清洌透澈,全城居民都从这口水井中汲水饮用,即使国王与大臣也不例外,因为这是城池中唯一的一眼井。一天夜里,当人地万物都沉沉睡去,一个女巫进入城中,在井中点了七滴魔液.然后说:"从现在起,凡饮用了这井水的人就会发疯."第二天清晨,所有居民,除了国王与侍从长,都饮用了这井里的水,于是都变成了疯人,正如女巫预言的那样。这一天,狭窄的小街上,市场中,人们都在窃窃私语,除此而外什么事情也不做:"国王疯了,咱们的国王与侍从长都失去了理智,我们不能让一个疯国王统治国家,我们必须废黜他。"这天晚上,国土命人从井里汲来满满一金杯水。水—送到,国土便大饮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水赏与侍从长。于是遥远的维兰尼城热烈欢庆,因为他们的同王及其侍从长又恢复了理智。
这个著名的故事到底出处何在呢?略微查了查,似乎有些扑朔迷离。有说出自纪伯伦的,还有说出自法国哲学家福科的,而且这个故事据说还有一个中国版本,似乎出自《宋书·袁粲传》,全文如下:
昔有一国,国有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一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故无恙。国人既狂,反谓国君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君,疗其狂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胜其苦,遂至狂泉所酌而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
这个故事就表面看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到底何为正常?二是独立人格到底有没有存在的空间和价值?而且虽然还不知道以上所查的两则故事出处是否确实,但若是说前者来自西人,后者来自中国古人,倒是有些形象的。前者遭遇的是领导地位丧失的危险,而后者却遇到热情负责的纠正,以致“不胜其苦”,但是两者最后的结果一样——放弃独立人格以换取普遍认同。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一件趣事,那是女儿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父母拌嘴,起因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母亲谴责父亲说:“你就要和人不一样”,父亲怒道:“我为什么要和人一样?”几岁大的女儿忽然冷不丁问道:“爷爷,你为什么和人不一样,你不是人吗?”引的一桌子捧腹。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十万年前智人只是非洲角落的一个毫不起眼的族群,对地球上的生态系影响力和萤火虫、猩猩或水母差不了多少。为什么这个物种最终成为地球的主宰呢?他的答案是由于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虚构的故事,例如男尊女卑的观念、一神崇拜的宗教、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那么这些故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那就是将原子一样的人结合为一个整体。当人们都相信同一个故事的时候,在每一个人大小不一的作用下,人类社会这艘巨轮就会向着这些故事所指的方向前进,这种力量几乎是无坚不摧的。
血统有可能是人们发明的第一个故事。在原始的氏族社会,人类集体就是靠血缘为纽带结合在一起的。这既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根源,也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新的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的“者”,也就是进化的基本单位是基因,所以每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集体的行为,一定是暗合有利于这个集体中占多数的基因的传播的这一原则的。大多物种倾向于集体生活,包括人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单个的物种抵抗风险的能力会大大降低,集体生活会确保最大限度的生存几率,而生存的足够久也就能带来更多的后代繁殖,即制造更多的基因副本。学者认为氏族社会普遍是母系社会,也是因为这一点。由于男女生理差异,所决定的子代与亲代的亲缘关系中,母子关系远比父子关系要来的更加坚固和确定,于是母系社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需要指明的是,人类社会实现这一生物性目的的方式,那就是血统文化,中国几千年以来所行家族制度血统主义继承制,欧洲众多皇室的血统继承序列,家族财产的长子继承制等等,都来自于这一概念。甚至于男尊女卑,也是血统文化在发展演化中,与事实上的男女力量差异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家族谱系以家族男性一脉为主导的产物。血统文化在数千年的演化中,从生物学意义上的原因变成了文化概念,而这种文化概念反过来基本脱离了其生物性根源——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无数的后代已经没有其祖先明显的基因特征,在整个人类的基因库中,其差异很小。但故事却是永恒的。
科学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故事也遵循了相同的逻辑。这些故事最终带给所有人的是一种集体认同,既是对某种虚构存在的集体身份的认同,也是对于这个虚构集体的运行方向的认同。所有的虚构故事,最终所达到的效果都是将原子化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导到相对趋同的方向上,不管这个方向是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爱国主义还是纳粹或者日本军国主义。其根源都是人类的集体倾向,就像亚氏的:“城邦是自然物,人出于自然是城邦动物”。
但是人是有思想的,人会产生疑问,会说为什么?那么,如果说“城邦”是人的唯一选择,那么人的思想能力还有意义吗?又或者说“城邦”的人与“个人”的人是否可以同在呢?或者说,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有存在的价值吗?
马克思韦伯有一篇著名的演讲稿——《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他认为学术能做的就是让人清明,但不能替你做选择。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经不存在了,学术的价值本身就在于被超越,而且学问的观点并不存在终极性,都只是观点,换言之每一终极统一和绝对正确。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说“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学问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学问是没有意义的呢?那是因为学问对于人最重要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没有答案的。那么人应该怎么办呢?托尔斯泰给出的答案是,当人以学问作为追求的时候,死亡就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当我们立志探求真理的时候,人就能让死亡失去它原本结束一切的意义,就像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那是,这却是一条艰难的路。
但没人会去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习惯了将生活孤立化偶然化,我们很少站在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上去审视生活,我们缺乏对生活必然性的感知。
尽管就像爱因斯坦就明确的斥责感官享乐是“猪栏的理想”,但我们一般还是习惯追求不受约束的享乐。相比之下像萨特和康德则把他们的哲学中的自由定义为,能够谨守自我的人的行为。但是这种自由的最大障碍并不来自于上帝,而是众人的目光。加缪就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他问道:“我很想知道,能不能凭我所知,而且仅仅凭我所知而生活”。加缪用《局外人》向我们展示了当一个人“仅仅凭自己所知”会是多么的艰难。拒绝某种枷锁中的舒适,几乎相当于与世界为敌。
于是,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多半只是聊以自慰,德者向来需要孤守。独者不见知当时,不迎合俗世,唯有寂寥、碰壁为伴。孔子老年时非常想要梦到周公,不就是知音难觅、孤独难熬的缘故吗?举世滔滔,怀瑾握瑜多半是孤独的。迎合当道,只有童话才会道破皇帝新衣的天机——“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而独立精神、个体尊严,那只是幼稚的表现而已。
现实如此,有时候得真该认真思考这样一句话,“问题不在于选择,重要的是这已经是现实”,因为拒绝面对只不过是鸵鸟政策。而对于那些不甘被世俗的浪潮推着走,拒绝堕入维兰尼式的狂欢的人来说,更应该问一问自己?是否做好了保有自己的灵魂独立的准备?应该想一想,对于这样一条艰难的路,有没有做好踏出第一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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