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西马尼之夜

《圣经》中有很多著名的地点，比如客西马尼园。那是耶路撒冷锡安山下的一个橄榄园子，是《圣经》中耶稣受难前夜祈祷的地方。据说在那一夜，在橄榄园里，耶稣感到与天父的联结受到破坏，撒旦的黑暗降临，耶稣在痛苦忧伤中犹疑，经受了一生中最大的考验。

普遍认为《圣经》也许是人最早的历史文字记载之一。学者们相信《圣经》最初是口口相传的，这本被后世教徒视为圣神不可侵犯的典籍的，其实是关于神、得道者、民族的历史和它们的传说以及一些诗歌与故事的合集。很多人基于《圣经》的文学性而喜欢它——无关信仰。木心认为《旧约》比《新约》更具文学价值，他说艺术家是“水淋淋”的浪荡子，最具灵性，但他不建议年轻人过早的学会游荡，他说应该先在宗教文学和哲学里浸泡一下。赫尔岑说自己只有过复活节时才会想起宗教，然而《福音书》却百读不厌。

阅读多了，尤其是翻译文学的阅读迟早会带来一种疑惑。原始的《旧约》是古希伯来文的，《新约》可能是古代希腊文的，现在的世界上这两种文字几乎已经绝迹，所以现代所有版本《圣经》都是翻译作品，那么翻译的文字还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文学性吗？更不用说与表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汉语的表意文字。例如《新约》中文版起头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就是神”，这明显是借助于《道德经》的表述方式。但是这样的表达能够完全体现《新约》的原始意义吗？如果不能，那么这所谓文字的魅力，是福音的魅力还是翻译者的文学修养呢？在推而广之，我们现在一切的翻译作品，到底能不能较完整地传递给读者作者地原始意图呢？那些文字，那些带个我们地触动，到底来自原作者呢？还是来自于翻译者呢？

对客西马尼之夜地着迷是因为，那似乎代表一种人的精神状态——我将坚持从人性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为防止有虔信者反对，暂且解释几句。从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开始，天主教将神的三个位格合三为一定为公理。这次会议关于“三位一体”认识的统一也造成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分裂。著名的聂斯托里派，就是因为其主张与《尼西亚信经》相抵牾，被定为异端从而远走他乡，在中西亚以及唐代的中国发扬光大——中国称之为景教。那么既然“三位一体”——耶稣作为圣父、圣灵的人间化身——明确认定耶稣是有的人性，那么从人性角度来看待问题就应该不会造成困扰。而且福音书里关于耶稣的惊恐、忧愁、难过和伤痛的描述也是明证。

我一直在想对人来说客西马尼之夜——如果抛开真正的残暴、流血或不流血的物理意义上的戕害——代表什么呢？面对它人将表现出什么样的姿态来呢？人应该如何看待或者应对它呢？人的一生到底得面对多少个“客西马尼之夜”呢？

我总认为仅仅身体机能健全的话人是不完整的，植物人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活着。甚至法律对死亡的判定——脑死亡——也似乎包涵了精神上的必要性，虽然这个精神所指的涵义有所不同。剧痛会使人晕厥，严重打击可能造成精神失常，手术病人需要全身麻醉。这些都证明，人无法承受过于强烈的感官反应，所以人体有某种自我保护机制——晕厥或者精神失常——其作用是切断感官通路。这就好像电路板上的保险丝，面对陡然的电涌，熔断自身，保护整体。所以精神失常本质上并不是病，而是在面对精神创伤时，人启动了自我保护，就像某种应急预案。对一般人来说，身体的物理伤害很明显，也更能共情，但精神创痛则难以计量。但是在大脑看来，两者没有区别，因为大脑并不是用“看”的。大脑用以判断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标准，只不过是那些微弱的电流和激素剂量的调整罢了。

对于大脑来说，如果不能陷入晕厥，那么它可能会面对这样一种可怕的情形：不间断的痛感、恐惧、忧虑、惊恐、难过等机体和精神打击，但不足够强烈，不足激发防卫机制。也就是说低于零界点或者阈值。这造成打击这种低强度的打击一刻不停，永无休止，同时可能伴有随时恶化或者好转的可能性。这种既不能绝望也看不到明确希望的永不能放松的过程，也许就造成人的机能失去了应对的能力。于是人的意志就被侵蚀。意志像是堤坝，它固守的是人的价值观和其他一些以理性为基础的认知，是人思维和行为的底色。而客西马尼之夜则像是白蚁，不停的、隐约的、不确切的啃噬，最终迫使人可能恨不得它再啃噬的快一些，让意志的堤坝快些坍塌也说不定。

18世纪开往新南威尔士的囚船上，随船官员记述，地狱般环境里的女囚完全没有礼义廉耻，无所不用其极，只为哪怕一丝安慰。意大利的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少数的幸存者，他用了一辈子忏悔的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是靠着极度的自私才得以幸存的——饱受折磨的囚徒们早已忘记了如何为人。一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多么慷慨激昂，但最终还是敌不过惶惶的啃噬，从快意高歌滑向堕落深渊，竟只用了短短十数载。客西马尼之夜是什么呢？它是你意图狠狠回击，却撞上的柔软的铜墙铁壁，是温柔的逐渐逼仄的利刃，是寄宿在你脑中的亚拉克妮。

从精神认知上来说，人需要基础，这个基础要么是不变的，要么是可以预期的。我们讨厌变化，厌恶例外，因为我们是用经验来应对一切的，因果律是我们本能。虽然永恒根本不存在，但我们仍然倾向于自造一种永远带来安全感，就像将无法理解的大自然的肆虐统一为神，今天，当神无以为继，我们把他的名字换成科学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为了永恒的安宁，我们拒绝所有例外。遭遇侵犯的女性是由于她自己的不检点，有色人种的劣势是因为他们的懒惰。离婚、不婚主义、同性恋、异教徒全部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异类。这种“公正世界”心理被现代心理学家称为冷血世界观——通过“受害者责备”合理化世界上的一切，让自己相信自己所处的世界是合理，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从而带给自己安全感。所以说到底，是人追求安全，排除例外的渴望。

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有些人的，他们敢于将人们力图避免的东西当做基础。赫尔岑说“最近我一直为得不到奥加辽夫的消息而痛苦，现在轮到了我，危险已不再显得遥远，它来到了我的身边，乌云就在我的头顶了”于是“等我一觉醒来，心头已经平静，不再发愁了”——让他平静的不是解脱，而是危险。当明确危险将至，心中的石头反而落地，剩下的只需意志了——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而另外还有一种纯粹理性的方式，例如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人终有一死，所以人生本就是一个“倒计时”，人就生活在这个漫长的死亡过程里，这一点无法改变，人能够改变的只有如何看待它。于是通过精神的成长，提高生命的效度和目标的密度，人反而可能改善生命的质量，通过生命的“内涵”，来延长生命。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客西马尼式的胜利都不是慷慨激昂的，而是冷静和从容不迫。

《圣经》中说，客西马尼之夜，耶稣犹疑了。因为世人看起来没有希望，百姓拒绝救赎，他应许的人准备谋害他，他教诲的徒儿要出买他，最热心都将不认他，所有的门徒也将会离弃他。他反复思量不知何去何从，三次祈祷，三次畏缩不前。直到天色初亮，园外兵士的盔甲闪烁，法利赛人的差役影影绰绰。耶稣才终于下定决心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于是慷慨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