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

人类从非洲草原上走向全世界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种。公元4世纪，文盲皇帝君士坦丁有鉴于罗马的内忧外患将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一百多年后奄奄一息的罗马终于被野蛮人瓜分殆尽，罗马社会分崩离析，没有了秩序。

亨廷顿说过：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而中世纪伊始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好在虽然罗马帝国不在了，教会还在，于是教会就担起了建立社区和重建秩序的重任，也正因为此，中世纪的基督教挟罗马国教余威，横扫欧洲。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人因上帝而特殊。

到了文艺复兴，人终于决定离开神的怀抱，重新成为自我的尺度。宗教改革又进一步削弱了罗马教会的权威，“因信称义”的背后暗含着自我做主的味道。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高声赞美人的理性，以此为媒介形成人与世界的直接联系。最后工业革命让人类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第一次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一次从怎么活着转向了怎么活得好。

今天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消费主义和科技进步等理念共同造就的“人”的意义持续发酵，人的“权利”甚至已经延伸至物的权利、少数群体的权利和非人类生物的权力，由此引发的“政治正确”甚至被人所诟病。

记得八十年代成龙的动作片《警察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某商场遭到炸弹威胁，警察陈家驹做出疏散客人清场的决定，被随后赶到的官员、警员、消防员斥为捅篓子。可是，类似的情况如果放在今天却再正常不过。这种转变背后的意义在于，在现今的世界，把“人”作为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和共识，而且这种标准愈加广泛，它不仅指代基本的生存需要和生理需要，更加重要的是精神需要也逐渐重要起来。由此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人的生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时间都很短，文景之治39年、贞观之治22年、开元盛世28年。大清王朝的“康乾盛世”在英国使节眼中是一番饿殍遍地的景象，甚至有一种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增长，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的引进，这种产量极高、适种性广阔的农作物，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卡路里，所以有人甚至将“康乾盛世”称为“番薯盛世”，由此可见吃饭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所谓“民以食为天”，不过是中国人历史上从未摆脱过生理需求的束缚的写照罢了。

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情况并没能有根本性的变化，温饱始终是人们的头等大事，曾经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就是饥饿。随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情况发生了巨变，套用一句网络语：现在的中国人不止能够吃得饱饭，而且基本上顿顿吃得起肉了。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但这种看法过于狭窄，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社会来看，“仓廪实”而后远不止礼节，而是生活追求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一切的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身。

西方社会的所谓“天赋人权”表示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詹姆斯·沃森就认为，所谓人权只不过是人类的利益和需要用类似神秘主义的方式赋予的更高含义罢了。也就是说人的权利根本没什么可神秘的，其本质就是人的利益和需要。这种把人的需要等同于权利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路径。

功利主义也叫效益主义，古典的功利主义以“最多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功利主义者看来，人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对其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道德责任无法从对人的本性或自然世界的经验中获得，就算是我们能够从本性中获得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通常是丑陋、自私或者不道德的，例如进化生物学家提出的“亲戚选择理论。”

基因决定论是近年来生物学家通过生物研究对人类乃至生物进化得出的一种假设。其中“亲戚选择理论”认为人类会根据共享基因的比例，而更加偏爱与自己有共享基因的亲戚，以此来确保基因复制的最大化。这种假设会将母亲对孩子的热爱，完全解释为生理性和物质性的。在基因决定论者的眼中，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自私的，只不过获益的单位不是人类个体，而是基因。就像《布拉格精神》里的一段描写，泰里茨集中营里分配牛奶的女孩子给了13岁的伊凡克里玛四倍量的牛奶，伊凡因此产生强烈的幸福感，他说“我只能想出一个原因，这个女孩儿爱上了我”。但是当他负责食物分配的姑妈被调离这个集中营以后，他的那份破例的牛奶立即缩减了。

但是功利主义的问题在于过份简化了人性观，它试图将人类动机还原为追求愉悦和逃避痛苦，事实上人性太过复杂，某些痛苦和愉悦折射出更为复杂的社会感知，比如渴望获得他人的承认、为自我能力而感到的骄傲、触犯社会规范而羞愧、对恐怖分子暴行的愤怒等等，所以人类大量的价值观念与情感和知觉紧密相联，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是非理性的，它来自于情绪。

利益是可替代可交换的，可以被赋予经济价值。而且人类的各种利益之间则可能会发生冲突，那么到时将何者为先呢？举例来说，非洲是目前这个世界上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西北欧则比较发达，从世界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凡是经济繁荣几乎必然伴随生育率底下的现象，而越是落后地区的生育率则越高，于是这会从事实上造成人类整体素质的下降，所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之一是鼓励先进富裕地区多生孩子，而应该采取措施限制落后地区的生育率，但是这种不人道却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策略真的可行吗？

       人是群居的，同时人性又是天然的和必然的。于是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古代性善论就是主流，善是人必备的品质，高尚是人最高伦理追求，人性之恶是一种病，必须治疗。正因为如此道德高尚的皇帝，大公无私的官员，恭敬有加的臣民就共同构成了社会整体。而西方认定人生来就有原罪，恶是人本性中无法根除的东西，所以体制必须加以防范。逐利是人性的必然，所以以利益为目的的公平发声就较为重要。

       不管是个体与集体的权利分野，还是政治组织形式的建立，问题的聚焦是“先天本性与后天养成的界限”。尊重人性，让人遵从他自身的个人利益，规范人对个体需要追求的方式，这样才会更加稳定、有效和长远，这样的人性观才会为社会提供更为稳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