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宴，席坐，觥筹交错，微醺。
前辈递来一只酒杯，盯着我的眼睛说“你啊……他们缺刀，缺一把能用的刀。”望着那惋惜的眼神，我无言以对。
前辈问有没有看《海上钢琴师》，说外国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换做中国人，绑了都要把人拉下船。听罢，我举杯敬前辈一轮，没有言语。
给朋友发了段话：“用一只手去触摸永远，另一只手去触碰人生，这是不可能的——三岛由纪夫”朋友回信说，你好像很喜欢三岛由纪夫。我说，是啊，我喜欢所有这些堂吉诃德式的人物。
三岛由纪夫是个活在梦里的家伙，一辈子就是一场梦，执意不醒，等到闹钟响起，睡梦难在继续，就一死了之。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倒是赢了，因为谁也别指望能叫醒他。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更没那么简单了，虽然很多人更看重堂吉诃德的可笑——紧抱着骑士理想不放，以至于荒唐疯狂的地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似乎很难有谁像堂吉诃德一样认真的对待不切实际的理想。中国人是最不应该嘲笑堂吉诃德的，因为我们祖传的伦理秩序——儒家学说——可不就来自于孔子不切实际的理想吗？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路周游列国的孔子，实质上与堂吉诃德有多大区别呢？可是我们却一面嘲笑食古不化的宋襄公，一面又对着孔丘烧香拜佛。就像堂吉诃德身边的桑丘，一面现实极了，根本不相信堂吉诃德那一套，另一面又盼着堂吉诃德能够成功，自己好分一杯羹。
得知某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因病去世，看葬礼照片，发现老人墓碑上有一枚小小的十字架，疑惑之余致电友人询问：老头信教了么。答曰生病以后信的。
我总觉得信教算不得好事。但这么说，并非觉得信教是坏事，只是觉得那似乎是一种认输。就好像终于放弃收拾散乱的扑克牌，把它塞进现成的盒子里，于是，世界清净了。只是这盒子是上帝给的，不是人自己的。一般中国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更加倾向于承人扑克牌本来就应该是散乱的，于是，世界也清净了。这一齐一乱，一白一黑，殊途同归。
2014年去台湾旅游，转到“国父纪念馆“，广场、走廊、台阶，满坑满谷排演练习街舞的少男少女，把个纪念馆的”纪念“二字，解构的干干净净，哪有半分庄严肃穆的味道。倒是我们自己，不弄出点神圣来，似乎就是对不住自己。曾经赞过某个婚礼仪典上HIP HOP很漂亮，结果收了一堆不够庄严的指责，就纳闷，这表面上的庄严能说明内里也庄严么？反倒是没了那些东西，只有人的生活，注意，我说的是人的生活，倒是让人感受良多。
右边臼齿上有个洞，一年了，两个礼拜前算了下定决心治疗。毫无悬念——根管治疗——杀了一个礼拜牙神经，清除牙髓，填补牙洞。牙医说，没有了牙神经的牙齿是脆的，很容易劈，建议戴牙套保护。思索时惊觉，原来我并不相信牙医，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为了我好，还是只是为了多赚一个牙套的钱。到最后，我也没做，那年轻的牙医和更加年轻的小护士，千叮咛万嘱咐——切勿咬太硬的东西，千万千万小心——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关心我，还是习惯性的给消费者制造压力。于是，一方面我们离不开那些技术性的服务，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另一方面技术的背后只剩下算计。
其实想想看，这实在太正常了，我们除了自己的家人外，再相信谁呢？尽管道貌岸然、义正言辞，听的人就做郑重状，是是是！对对对！好好好！然后一句都不当真。
自从城市所谓“地摊经济“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发酵，很多地方就多了些摊位。上周末理发途中，就在这被称做“经济”的摊贩车买了几个桃儿。眼看着憨厚的大姐，乘着我打电话的当口，手脚麻利的夹带了一枚烂桃。既不急，也没燥，打完电话，帮着大姐把烂桃儿挑了出来。大姐说，哎吆，我都没注意。1793年大清人给英国使节留下的印象：撒谎、奸诈、偷盗，被发现后笑嘻嘻改正，但并不悔过，也并不脸红。有使团成员记录说，雇的厨子端上来的鸡少条腿，英国人指出来，厨子嬉笑着把那只腿端了上来。还想起，当年中国的“倒爷”们是怎么把俄罗斯那条发财路给作死的，我们实在不应该怪罪人家俄国人，成天琢磨着怎么骗人，怎么占人便宜的，人家可不就得从门缝里看你了么？摊贩、买卖、贸易的背后，除了算计还是算计。
但是我们挺习惯的，即便是好人都习惯了，我们认为这再正常不过，甚至于，如果你上当了，那是你笨，是你不小心，骗子自然该杀，但被骗的也活该。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应该，换句话说，就是人必然如此。
很多人是这么干的，也是这么看的——不止是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据说丘吉尔有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于是我们很多人马上说，你看，外国人不也是一样地呢？但是莫要忘了，人家到底穿着件叫作“文明”的衣服呢。你甭管这衣服是不是假的，是不是虚伪，可穿着就是穿着。即便是夜市摊子上西装革履再显得怪异，也比光膀子看着文明。而且你也不能嘲笑人家穿着衣服是装模做样，不能想脱衣服就脱衣服，不能甩开膀子想干嘛干嘛，因为这等于骂那一帮子穿西装的哥们儿都是傻×，人家能不合起伙来对付你么？就好像牌桌上的赌徒可以偷偷摸摸比试谁出老千出的高明，但若要是明目张胆的破坏规则，怕就没人跟你玩儿了。
但是怎么办呢？除了抱怨世风日下之外，还能干点什么呢？其实说世风日下我都不觉得对，世风何时曾经上过？没有上过，又何来下呢？
总有人抱怨管的不够严——反贪污最好逮着就毙，反酒驾最好抓住就关——似乎只要惩罚地足够严厉就能解决问题。就像俗话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也不知道这扯淡俗话都是怎么来的。中世纪的欧洲，鸡奸，是要处以阉割和火刑的，够严厉吧，可是杜绝了没呢？据说在经过一个世纪的严酷镇压后，1511年，威尼斯主教说男人间的鸡奸太盛行了，卖淫女都要失业了。朱元璋最喜欢动刀子，杀的朝堂上都没人了，可大明王朝是公认的最腐败的王朝之一。
以欧洲基督教道德为代表的所有人类道德观，背后都有一个隐含的潜在认识：人性的天然需要是坏的和是恶劣的。就像天主教七宗原罪说，佛教的贪嗔痴说。而人类制造的理性秩序是好的，是对人类罪恶的救赎和规范，所以道德约束的本质是理性压制人性的合法性问题。于是，古代道德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人性天然需要的污名化，另一个是对理性再造的神圣化。
但是，通过数百万年演化而来的人性需要是非常强大的，那可不是区区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改变得了的。像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反倒变成了阅读指南一样——禁止？怎么可能呢？鲧拥有逆天的高科技手段息壤，结果却丢了脑袋。泥腿子大禹，最终却得了天下，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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