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辰编前语
乞得心经求人识
认识段家军先生，始于本区极富灵性的文友雷开艳女士。我通过她的稿子联系上她的人，推荐她加入本区作协，在网上她已小有名气。而我对她创作潜力的认识，则是在她看了我为周凌云长篇散文集《屈原的村庄》所写评论之后，同样写了一篇评论，激情澎湃，感触细腻精准，文字优美动人。我转给你周凌云主席。周主席同样肯定，并很快和她联系寄去了书。她原以散文和朗诵为主，后来散文、评论、小说、诗歌都写，都像模像样。尤其文中的内心感觉，灵动而通达，使我有望尘莫及之感。更奇的是她每日打理花店，一篇万字竟能在我出题一日之后完成，更使我相信，她生来是该为文的。熟悉之后知道，她是有启蒙老师的。这个老师就是段家军先生。她转来天津名家张铁荣、周静华等人关于段家军小说、散文的评论，也有她自写关于段先生文章的评论以及段先生的作品节选，我在“夷陵评论”微刊编发，就与段先生有了神交。再后来我与段先生也加了微信。虽然我两个都当过兵，我一向粗枝大叶，他总是一本正经谦称“泥腿子”，言毕不忘加一句“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好像我是燕赵猛士，而他是江南秀才；我宜执铜板唱“大江东去”，他宜打红纸伞踏“杨柳岸”走过“雨巷”人家。不过，他确实比我更有戴望舒气质。我和他认识，虽然经过雷开艳牵线搭桥，终归是有缘才能成交。于是我斗胆邀请他写一篇关于自己作品的创作谈，，私心要榨一榨这位天津名家，取点白马河的乳汁，营养夷陵文友的情怀。是时他正修改即将出版的巨著，闭门二月未出，一切杂事退掉。我知道后说，时间随你，毕竟大作要紧，只别忘记应承过我就是。没想不出两天，就从微信把这篇近七千字的大作给了我。完全是可以上大刊的名家之言，感动之余，又怕影响他将来发表。我说，我先用，如大刊发表，我开白名单或者再删除。他说，专稿专用，只给您了。关于段先生的文学见解和文学成就，早有公论，且大文在此，本无须赘言。但我既为始作俑者，不啰嗦几句，怎对得起他生一片赤诚之心！皈依其一，是段先生始终立足故土白马河，无论岁月蹉跎还是处境变化，一直深爱不移，他的每一段文字。灵感来自故土，大爱回报故土。这不只是一个题材问题，而且是一个灵感来源问题，还是一个为谁写作的问题。为人民写作的指皈，具体到每一个作者，心灵深处最具体的人民，应该是故土乡亲，最深的记忆也是童年记忆。哪怕远行千里、到老不归，梦里醒来，想起的总是幼年故土故人。这一点我有体会，离开故土，固然也可纵横万里，但身定意闲、功名冷淡之后，心灵唯一归根之处，仍然只能是故土故人。我们的写作，亦应回归故土回归乡亲回归传统。其二，是文学的视野文学的立场文学的情怀。段家军说：“一言以蔽之，让文学回到文学。”这里的秘密实在太多，要做的事也太多，三言两语谁也难以说清。唯一可行的是读名著，从名著中体味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段先生讲那多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他如何走上文学之路。文学意识是作家、评论家天才发挥的基点所在，对生活对命运对故土对亲人的文学感知力不上去，写再多也只是低档重复。新闻、文史、政论、科普必要，但我们写了若干年，不仅没有“让文学回到文学”，反而把文学作品写得跟新闻、文史、政论、科普作品一样，就断送了文学。其三，是语言。段先生不止一次与雷开艳谈到语言问题。所有写作，语言都非常重要。我们的怀乡情结、乡土题材、时代场景、小说人物，都依赖语言来表达。段先生说，“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除了还原当时的时代场景外，更需要灵魂的加入，否则就会无趣得紧。”又说，“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淡的事儿说得极有情致（世上哪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同一件事儿，一个人可以说的娓娓动听，使人能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故而，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必须与作者贴心贴肺，心灵相通，人物形象才能立起来，更加丰满而可信。”可见，乡村书写必须有与之适应的语言体系，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都要围绕既定的生活地域和人物特性来提炼组织，形成既有地域特色和格性特色，又不离现代汉语规律的语言系统。如果都用作文式的通用语言来写，白马河就不是白马河了。语言是作家立命的家什，没这个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就是段先生要在文中提到大爷和袁阔成先生探讨说书细节的用意所在。段先生文中的宝贝还有很多，比如细致地观察、写作的亡命，但是，打住，再说下去就变味了。建议喜好的文友收存细读，若心有灵犀，必受益匪浅。 段家军：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河畔人家》；《白马河三部曲》；古典文学评论集《闲侃金瓶梅》等。
——长篇小说《白马河》创作谈
文/段家军
我自幼生长在白马河畔一个农人的家庭，祖上都是种地的。我的太爷爷没见过，只是听村子里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说起过是个小业主。所谓的小业主便是自己有个小杂货铺，也就是现在的小超市。想当年（上世纪二十年代），能在村子里自己有个小门脸，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家里的日子可能会过得宽裕一些。因为识文断字，我的太爷爷还兼着村里的私塾先生。听人言，太爷爷毛笔字写得非常了得，且俩手都能写梅花篆字（这好的基因我是半分也没继承），逢年过节时，求春联的村人踏破了门槛子。如此，太爷爷文墨虽不是很高，可方圆三五十里也算有一号了。太爷爷生了六七个儿子。其中除了夭折的，就剩下了我爷、大爷、二爷、三爷、六爷。抗战时期闹鬼子，八路军一开过来，我大爷和二爷便投了八路。大爷跟着林铁（开国河北省委第一任书记）二爷跟着罗玉川（抗战时期，历任冀中四地委书记，冀中行署主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曾任国家林业部部长）。我爷则进了县大队。冀中八路闹得欢，小鬼子不得消停，便于1942年5月开始了对冀中的“大扫荡”——这就是后来被史学界称之为最惨烈的“五一大扫荡”。五一大扫荡中“拉大网”有多恐怖？冀中老人说：牲口卧倒，鸡犬不叫。为了保存抗日对敌的有生力量，冀中军区吕正操的大部队都转移到外线去了。大部队走了，还有个内线部队，但大都给打散了。打散之后，我大爷跟我二爷就化装回乡了。回乡可是回乡，他们还背着八路军的一个老30团（老30团那是冀中八分区最惨烈的英雄团，抗战时期，三任团长先后壮烈殉国。尤其在在1942年6月8号的雪村战斗中，30团将士们也大部殉国。）的连长，因为那个连长受重伤后走不了，我大爷二爷便把他偷偷背回来了。背回来也不敢进家，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大洼里的青纱帐起来了，高粱地和苞米地连成了片。有的苞米地里还搭着个小棚子，也叫看瓜棚。把负伤的八路军连长安排在看瓜棚子里后，我大爷和我二爷，黑白轮番看护着他，给他弄药和吃的。那时候村里村外鬼子搜查得老严了，汉奸队四处乱窜。有一天，轮着我二爷在那个窝棚里守护伤员，我大爷背着个筐头子拿着把镰刀装着在不远的大洼里打草。打草是假，其实就是放哨。他正放着哨，听见大洼里的一片高粱棵子哗啦哗啦响，便知道来人了。后来听大爷给我讲：“人家早已经把他围了。”围我大爷的不是鬼子，是二鬼子。二鬼子就是汉奸。汉奸队带头儿的是我大爷的亲表叔，也就是县城的汉奸队大队长。因为我大爷在家族哥们弟兄里大排行老三，所以家里人有时候都叫他“三儿”。汉奸表叔来了之后跟我大爷说：“三儿。走不了啦！你今儿走不了啦！爷们知道你枪头子准，最好别动家伙，咱的人都把你给围了。谁让咱还是亲戚。是灰就比土热，是吧。只要你听表叔的，爷们不为难你。”我大爷为了不暴露瓜棚里的八路军伤员，还有我二爷，就说：“表叔哎！你说吧，今儿想怎么着？”汉奸表叔说：“三儿，跟我走，别跟八路干了。”我大爷说跟你走就跟你走。说着，把筐头子一扔，跟着汉奸表叔走了。到了县城人家的一亩三分地，我大爷没辙了，便来了个假叛变假投敌。起初不行，那个汉奸表叔一直防着我大爷。可日子长了，见我大爷没啥异常，便慢慢松了扣。我大爷表面上装着没事，心里可一直合计着咋才能把汉奸表叔给除了。后来，有一回他和汉奸表叔喝酒，三喝两灌的，给汉奸表叔弄醉了。我大爷一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拽出枪来一枪就给他凿儿了。打死了汉奸表叔，我大爷跟其他汉奸队的人说：“我得走，你们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但是别拦着三爷。三爷的枪子可不是吃素的。”汉奸队的汉奸没一个拦着的，主要是怕我大爷手里的枪。这么着，我大爷一溜烟走了。因为他跟部队脱节了，后来便没归队。主要原因是日本人放风说那个“三儿”(大爷)叛变当汉奸了，我大爷就不能归队了。不能归队的话，我大爷就下了关东。后来解放后很长时间了，大概到了70年代，他又找到了林铁，才把关系恢复上，落实了政策。我大爷临死时，怀里揣着个小红本儿，上面有林铁亲自签发的革命军人光荣证书。我的第一部不成熟的小说《大闹白马河》，便是以我这几个爷爷为背景而完成的。我自幼是喝着白马河水，听着白马河的故事长大的。白马河各种传奇故事萦绕着我，也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少年。这些故事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疑是故乡给我最独有也是最好的“馈赠”。而一旦时机成熟，我对故乡也必须有所“反刍”的。小时候，看的最多的书是小人书，大人们给点零花钱，只要我觉得攒够了便去买小人书。为了买小人书，那路是越跑越远，开始跑各村子里的合作社，后来跑公社，再往后直接往县里跑。记得当年为了买几本小儿书，我愣是在供销社窗跟底下蹲了小半天。因为人家供销社盘货不开门。等到了后半晌，眼瞅着日头就要落山了，我和几个同学外带着其他几个不认识的小孩子就砸开了供销社的窗子。一边砸一边嘴里嚷着开门开门，我们要买东西。闹到后来，供销社盘货的人实在没辙了，就把门儿打开了。供销社的人问：“你想买啥？”我说：“买两本小人书。一本《难忘的战斗》，一本《洪湖赤卫队》。”黑下到家之后，我娘一脸的不高兴：“你这钱花的，两毛钱也是钱哩。”但我姥姥高兴。我姥姥跟我一个被窝来看，她一边看一边嘴里嘟囔：“这是买的小人书。”白马河多雨，一到夏天便下大雨。那雨下得都邪乎，真是沟满壕平。为什么说白马河的雨呢？因为它和我进城买书有关联。哎哟！当年为了买自己喜欢看的小人书，可是没少挨娘的“尅”。说话又到了一年的夏天，雨水大得更吓人，村子周围哪哪都是水，家家户户的大人把小孩子看得更紧了。趁娘不提防，我把娘藏在炕席底下的十块钱“偷”出来。十块钱当年可是大票子。我和几个伙伴，在白马河大河堤上的树下饱餐了一顿西瓜宴后，疯打胡闹着去了三十多里外的县上。家里不见了我，可就炸庙了。事后听村人们说，我娘和一些村人蝎天魔地的找到大堤时，只瞅见一堆花花绿绿的瓜皮。瞅着哗哗的白马河水，哭得昏天黑地。我们在城里哪知道这些个，好容易进城了，那还不玩个够。一直玩得天黑了，怀里抱着一大摞书和玩伴们兴冲冲回来了。我是玩美了，可娘急疯了。一看我回来了，二话没说，上来就给我按地下了，鞋底子不要钱似地往腚蛋子上抽，一边抽还自己一边哭：“瞅你长不长记性。”我的老师(七姑)知道了这件事后，是哈哈大笑，大大地“夸”了我一番。临了，手抚摸着我的脑袋说：“孺子可教也。”在白马河畔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子里头，要找出几个真正有墨水的人，还真不容易。这里的人，书本文学十分贫乏，但口头文学却是非常丰富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北梆子的，江湖艺人像走马灯似的在各村子穿梭。而每当夏天到了时，老家的场院子里乘凉的村人便扎了堆儿。一个个村人打开话匣子。老爷们抽着烟，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讲隋唐，说三国，谝水浒。我听得津津有味，夜深了也不肯离去。后来，我常把在街头巷尾听到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乃至就是后来我胡编出来的一些新故事，他们都听得特别入神。为了糊口，大爷认识了很多的江湖朋友。其中就有袁阔成先生。他还跟袁阔成先生相处过一些日子。记得我大爷跟我说，袁先生当年说评书“烈火金钢”。说到比较经典的一段时，书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老是有点拿不准。老哥俩曾有过切磋。袁先生这段书说的是：有一个叫谢文华（绰号谢老转）的伪保长在偷窥了村干部孙定邦家的情况后，回家的道儿上被另一个村干部孙振邦盯上了。谢文华在知道后面有人盯着他时，吓得这个老家伙是尥着橛子地往家跑。谢文华的腿有毛病，是个瘸子。说到谢文华往家跑的这段书时，袁先生曾跟我大爷探讨几个小细节。我大爷跟袁先生说，大凡瘸子都是一条腿高一条腿低，走路很有特点，跑的时候更有特点：是蹬啦个蹬，蹬啦个蹬。我大爷说评书特别传神，活灵活现，我常听得如醉如痴。后来，大爷也教过我几段评书，但是我都没学会。上初中时，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浩然的《艳阳天》。浩然是河北省的著名作家。当年的浩然对我来讲是陌生的，但是他书中写的那些东山坞的农民形象，对我来说却再熟悉不过了。书中人物形象生动，乡土气息浓郁，所以看到这本书，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就如同看到自己熟识乡村旧照片一样，都是身边我周围的人。此后，尽管农村生活极其贫乏，我还是利用各种条件，阅读了曲波的《林海雪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都是河北作家写的作品。看完这些书之后，觉得白马河这片天地真的太小了。敢情一条小河沟，小小的平原小村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因为村子里有出去（县上、公社）的人，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骑“自摇铃”吃公家饭的人。那时的想法很单纯：在县城上班，吃口公家饭，这辈子知足了。但是，当年农村小后生“逃离乡村”的出路与现在不同，要想从农村出去只有两条道儿：一考学，二当兵。17岁那年，白马河征兵，我没告诉家里人，自己就跑武装部去了。当兵体检要先上站，就是先目测完。目测过关后，上站体检，体检合格后就是等通知了。接兵的连长是河南驻马店人，他一眼便盯上了我，跟武装部的头头说：“这个兵我要带走。”就这样，我成了他的警卫员。人就是这样，刚当兵的时候觉得很新鲜，可新鲜劲儿过了，日子便没劲了。没劲就得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于是，我拿起了笔。可拿起了笔写啥呢？想起啥就写啥。儿时回忆、乡村、玩伴、军营。不过写归写，做梦也未想将来当个作家。尽管如此，周围说啥的都有。最刺耳的便是：“天天抱着个本子瞎划拉，看你能划拉出个嘛。”这种情况，我后来转业到了地方后也遇到过：单位有一块荒地，常年杂草丛生，当然了土质是不错的，可里面都是砖头瓦砾。我便利用业余时间，早来晚走，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那块地收拾了出来。不想单位有位智叟型的人物，对此是冷嘲热讽：“就你还能种出啥来？”我说了，我这个人认死理，不达目的不罢休。你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要给你弄出个动静来。翻地，施肥，点种，精心呵护。俩月过来，茄子辣椒火柿子，韭菜南瓜嫩黄瓜，大蒜小白菜，丝瓜，要啥有啥。智叟闷口了，每天躲着我走。单位的同事每天都是大兜小兜的往家拎菜。我种的蔬菜瓜果无毒无农药，都是有机肥。我自己掏的大粪沤肥。单位的人也有不理解的：“整天弄得臭哄哄的。”可等吃上新鲜菜了，再没一个人甩闲话。后来，智叟实在憋不住了，有一天找到了我，自圆其说：“我当初那也是鼓励你。这鼓励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我并没和智叟计较，每天也给他拎一兜子菜回家。这就是要用事实说话。天天写天天投，还别说，1996年我的一篇军旅散文《阿林》荣获全军大奖。消息传来，军营震动不小。那个时候，写稿子起五更睡半夜家常便饭一样，睡着睡着觉得想起点啥，立马起来记到本子上，你不记上等醒了再记，早就忘了。再到后来，半夜两点以后睡觉那也是常有的事儿。当年住的房子小，还不能影响老婆孩子休息，没办法，只能等老婆孩子睡下了，我再偷偷爬起来写稿子。好多次我儿子半夜起来撒尿，看见我趴桌子上写稿子，他都会咧着小嘴一脸惊讶地说，哎哟爸爸，你还写呢？最难忘的一次，是有一年冬天我写一个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白马河》初稿）。后来这个小说获得了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说一等奖。现在这个奖项的题目改了，叫“梁斌文学奖”。我记得特别清楚，外面下着大雪，那个小说我已经连着写了五天。为了写这个小说，我把老婆孩子都“赶”回娘家去了。我写稿子有个特点，就是把家里电话线拔掉，不和外界有任何联系。昏天黑地的正写着，有人在外面咣咣砸门。我心里这个气，心想谁这不长眼眉。我气呼呼拉开门，还没等我说话，“啪”的一个大嘴巴就抽过来了。打我的非是旁人，是远房的一个叔叔。那个叔叔哭咧咧地说，哎哟喂！你个小崽子，打你电话不通，家里人都急疯了。你爷死了，再不回去人都入土了。我是一个白马河的泥腿子，如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一般也曾有过一段苦乐惨半的乡村生涯。虽离开了乡村几十年，但我一直对故乡深深地眷恋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颗幼苗儿，经过了漫长的泡芽、下种、施肥、灌溉，终于拱出了土壤迎来了它的阳光雨露。历经十余年，我的长篇小说《白马河》终于成型了。自然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若没有一点儿野心，没有足够大的格局，是很难写成的。而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除了还原当时的时代场景外，更需要灵魂的加入，否则就会无趣得紧。记得小说初稿完成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张铁荣教授立即予以了极大的肯定：秉烛夜读，我立刻被这部小说吸引住了，眼前浮现出云一样的白马河。在这个地方生活着一群普通的人，演绎着有声有色的故事。从家军的描写中我们既能够读出他们有本分、正直和倔强的个性，也能看出他们的狡黠、愚昧与贪心。家军的小说要表现的就是故乡中的这些人，写出他们的沉重与悲哀、重负与无奈。一个不太遥远的时代，一群鲜活的人物就是这样向我们走来。但是，于我而言，文学上有些道理讲不出来，一讲出来便错了。要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没有生活是不行的，要长期深入生活，细致地去观察和体验生活。灵契合只是一瞬间。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淡的事儿说得极有情致（世上哪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儿），同一件事儿，一个人可以说的娓娓动听，使人能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故而，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必须与作者贴心贴肺，心灵相通，人物形象才能立起来，更加丰满而可信。因此，我的《白马河》里，都可以找到人物的生活原型。在这儿举个例子。小时候，看电影对于我和故乡人来说，是特美好的一件事儿，即使一部电影看了二十多遍，男女老少还是要十里八村地追逐着放映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追，那欢乐的场景至今令人难以忘怀。那多半是在农闲后，大队会出钱请来放映队，让乡人们看场电影。出了钱，放映队也不是自己就能进村子的。放电影的物品太多，放映机、装电影片子的箱子，带滑轮的两棵大杆子等。于是，大队的干部就派某个生产队的车把式套上挂大车去公社去接放映队。车把式接放映队的同时，村里的大喇叭便开始响了。村广播员先会沙哑着嗓子东拉西扯地白话一些不相干的事儿：先说个事儿，村西头儿老李家丢了个草帽子，有谁拾着了，就交到大队部来，小学生都晓得拾金不昧，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是吧。咱大人们更应该晓得这个道道儿。做人要厚道，今儿个你捡他家个草帽子觅起来了，明儿他捡你家个铁锨不还了。说小了，你这是自私贪小便宜，说大了，那就是做人有毛病。老猫睡房梁，一辈传一辈，你得给儿女们做个榜样。话说回来，草帽子那是干嘛的，那是咱庄户人遮风避阳的。大热的个天儿，草帽子没了，你说下地干活给人热个好歹的咋办哎。人热病了，要瞅病去不是，一瞅病就要耽误队里的生产了，耽误了队里的生产，就耽误了地里的收成，地里的收成减了，到了大秋就要少给国家交公粮。公粮那是个嘛哎！公粮能少交一颗么，咱不能让城里的工人老大哥饿着肚子做工，更不能让解放军饿着肚子给咱保边疆，是不是……广播员在大喇叭里白话的眉飞色舞，冷不丁就会被一声大喝止住：你他娘的还有完没完。当然这是村儿大队长的声音。大队长的声音没等着落停，广播员的话风就转了：哎！社员们注意了，社员们注意了，今个黑下咱村放电影。对了，派人已去接人家放映队了。老娘们该做饭的早点做饭，老爷们该吃饭的早点吃饭，家里的鸡窝早点关了就早点关，家里的狗黑下该撒开的就撒开。还有吖！村里的民兵，村里的民兵，吃完黑下饭，赶紧来大队部领枪，你这个该打更的打更，该看青的看青。这个，村南头的张翠娥，村南头的张翠娥注意了，电影队来了，今黑下在你家派饭。张翠娥，电影队来了在你家派饭，赶紧安排做饭……我的意思，这就是生活。也就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源泉。我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在此呼唤：回到语言，回到真实，回到自己，回到传统。一言以蔽之，让文学回到文学。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乡村是我心中的最爱，是我灵魂的归宿，我愿在以后的岁月里，把乡村作为一个不朽永恒的主题，用手中的笔，用整个身心去赞美它讴歌它。屈指算来走上文学之路已20多年，我相信有这20年，还会有20年，我会一直在路上，文学将会一直伴随着我。夷陵评论||年度回顾：张铁荣评论《段家军和他的长篇小说<河畔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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