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望：湖北省特级教师。1969年始任民办教师。1972读中师，恢复高考进华中师院。1982年分配夷陵中学任教。1983被“引进”宜昌县高中（后迁校更名三峡高中）。主编署名语文专著七部，参编十多本。曾前后两任湖大中学语文杂志社青于蓝文化公司编辑。现为宜昌市楹联协会会员，野草诗社第七研修院（三峡院）成员。
作品的“过时”与“时代需要”
——读《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有感
李华章老师的作品，内涵丰富，可以从中学其为人为文；其真知灼见，可以增长见识；其丰富的阅历，可以帮助了解过去，甚或知道未来。所以只要能见到，我是必读的。就说《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吧，缘于作者多年前买于人家弃之于地摊的旧书重读有感而作。仅这一点就让人感动，从中可以知其为人平易可近，很接地气，为学嗜书如宝，孜孜不倦。作者评赞沈从文“为人谦让，不张狂、不骄傲”，“从不怠惰，从不自足，也不固于一隅，始终沉默的努力着，达到一种为他人无从企望的完美境界。”这不就是作者李老师自己的追求吗？文中告诉我们，要想作文，“要紧的是把心沉下来，清清楚楚的看世界，看生活，认真地写，耐烦地改”。要想论文，就要遵照沈从文的三个基本观点（讲究文采、关照作品与时代、求实的态度），“对于一切作家、作品，不管作者是名人，还是非名人，都要一视同仁，公正客观地评价。”这些对于有点喜爱文字以消磨时间的人都是值得记取的。文章主要讲沈从文关于作品评论，自然涉及沈从文这位大作家及其作品，于此我甚有感焉。沈从文是位思想深邃作品宏富风格独特的大作家。可是我们六七十岁的读书人在很长的时间对他知之甚少。就是在打倒“四人帮”后上大学的现代文学课堂上，我也没有留下多少关于这位作家的印象。只模糊记得读过《湘行散记》。198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大著名教授胡国瑞（当阳人）做顾问，孙家富、张广明主编的《文学词典》，柔石、殷夫、胡也频、洪灵菲、潘漠华等等都赫然在现代作家之列，却就是查不到沈从文的姓名，更查不到他的作品。词典编纂出版之时，作家还健在呢。沈老先生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几乎寂寂无名。到了本世纪初，高中语文必修教材节选了其小说代表作《边城》第13章至15章，为了教学，我才浏览其它章节，调看《边城》的电影，搜集作家及有关资料。《边城》完成于1934年。全篇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的风情之美和人性之美。如果只爱看情节的话，则一定难以卒读；其故事推动缓慢，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陡转。作者以散文化笔法描写美丽的湘西山水以及热情淳朴善良的湘西人。诚如作者的追求，要在小说中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讴歌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用以消解城市生活中的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腐化堕落等丑恶风气。小说中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都爱上了穷苦的摆渡人的孙女翠翠，翠翠只爱傩送。天保为成全弟弟外出闯滩而死，傩送自感内疚而离乡。外公为翠翠的婚姻忧郁而死，只剩下孤独的翠翠痴痴地等待。这些在左翼作家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它没有表现生活在底层的翠翠、外公对剥削他们的“船总”反抗斗争。通篇呈现的是超阶级的爱。其代表作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所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沈从文就遭到大批判，他不得不封笔。一个酷爱写作的人不能写作，是何等的无奈！他精神近于崩溃，几度自杀未成。用《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的话说，“早在1953年就得到承印他作品的开明书店的通知：'作品已过时，代为全部销毁，’包括纸型在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沈老先生不仅作品过时，人也过时了。他就这样被逐出了文坛。作品有“过时”的么？我们都知道，好作品永远不会过时。几千年前的四书五经今天印数甚为可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各国至今有人读。如果急于跟随某种风向，错认时代方向，有人说好就加倍说好，有人说坏就加倍说坏，那真会弄出一批真“过时”、假“过时”的作品。动乱期间横扫一切，除了《国际歌》和样板戏，文艺作品一片空白，就连新中国创作的小说，除个别作家也都被扫除，而且比“过时”的帽子更吓人。人民艺术家老舍被吓死；吴晗听说上面提倡海瑞精神，于是紧跟创作了海瑞戏本，结果一家三口被吓得魂飞天外，身化泥土；创作红歌的李劫夫也被推到了反面。历史的教训不能忘却。评价文艺作品需要请回时间这位公正的老师。进入新时期，被横扫的优秀作品回到人民中间，再度闪耀诱人光芒。这说明“时代需要、群众喜欢”本身没有错，但如何把握时代精神与人民需要，首先需要作者放出犀利眼光，认清时代本质及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日寇入侵，动员全民族抗战便是时代之需要，为振奋民族救亡之气概，光未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合乎时代之精神，加之艺术性强，自然群众喜爱，有长久的生命力。当今时代，如果作家创作科技人员为复兴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强国而克服重重困难攻克卡脖子尖端产品，快递哥日夜穿梭大街小巷及时送递快件，干部下基层帮助农人脱贫并振兴乡村……塑造感人的充满真善美品性并竭力奋进的科学家和各行劳动者，艺术效果堪称一流，不仅合乎时代需要，深受群众喜爱，也可能长期流传。对时代某些特征也有把握不准的时候。柳青1959年所写《创业史》堪称经典，可后来写第二部为迎合某种需要，强化合作化时期所谓路线之争，其生命力未必能与第一部相提并论。大哲学家冯友兰不断地改造自己，紧随时代风云起舞，为评法批儒一连写诗25首，合乎当时之需要，可时代猛然间来了一个大转折，历史毫不留情地跟他开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大玩笑。从上世纪初起批了几十年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成了人们精神上的香饽饽，民族文化自信的大磐石。他们自以为紧跟时代，而实际是趋时媚时，这样的作品最容易“过时”，且是真正的“过时”，为伟大的时代和人民所不取。当然除了眼光敏锐之外，还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梁漱溟面对汹汹的批儒大潮，他秉持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在着意让他参加的批孔大会上，主持人问他听了发言有何态度，面对广场大众，他气定神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历史告诉我们，“时代需要”应符合人民的愿望和意志，不是跟风、赶时髦。不论是创作还是评论都须审慎对待。只有不断学习，准确地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以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准绳，才能写出有见地给作者有切实帮助的文艺评论，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艺作品。这是我读李华章老师《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引发的一点感想，以此就教于李老师及各位读者。夷陵评论||名家名作：李华章/重读沈从文的《文学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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