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新，湖北宜昌人，1956年8月出生，1978年初离开家乡求学，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 2017年作者四姊妹回到太平溪镇，身后山下江边是太平溪镇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记忆？也不知道心理学家如何定义这种记忆？依稀记得我的第一次记忆，大约是在两岁的时候，保姆背着我去看热闹，再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我称此为我的“人生初记忆”。这段记忆是十分模糊的，亦真亦幻，好像是从梦中而来。保姆是一位50岁左右的镇上妇女，我趴在她的背上，来到一幢老屋前面，很多人聚在一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兴奋的东张西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弄清楚这段珍贵的记忆，我专门询问了发小的妈妈，一位年届九旬、思维很清晰的老太太，我从小叫她“沈阿姨”。沈阿姨给我讲过，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夫妻两人与我父母一同乘坐小火轮，从当时宜昌县委所在地的宜昌市逆流而上，到宜昌县太平溪区任职。我父亲任区委书记，发小父亲任区委副书记，那个时候我刚出生不久，两家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多年。后来两家父亲先后进入县委领导班子，文革结束后，他父亲担任了地委领导，我父亲任职行署部门负责人。两家是知根知底的世交。我的父母都已去世，发小父亲卧床多年，神志不清，当年的很多事情只有从沈阿姨那里核实。沈阿姨根据我记忆中的场景回忆，那年我两岁，1958年，应该是庆祝太平溪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庆祝大会在税务所门前举行，那是小镇中心最宽敞的地方。镇上有很多清末民初留下来的深宅大院，外墙用青砖石条砌成，非常坚固。区公所是原来一户大地主的宅子，主屋很宽敞，四边合围的二层楼房，用木板隔成小房间作为区干部的办公室兼住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顶部被封起来，成了开会、演戏、放电影的大堂屋。我还记得趴在二楼的木栏杆上，看了国产电影《柯山红日》和苏联电影《丹娘》。区公所正门面对学校，中间隔着一条石板路，没有宽阔的空间。税务所所在的老屋在几级石台阶上，高大宏伟，下面一块平地，正好成为大型集会的空间。锣鼓鞭炮声后，爸爸代表新成立的公社党委在大会上讲话。太平溪是长江边上川鄂咽喉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小镇，位于西陵峡北岸。东连夷陵区乐天溪镇，南临长江，与三斗坪镇隔江相望，顺江而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北靠邓村乡，西抵秭归县茅坪镇，逆流而上，进入“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川江。这里是著名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所在地，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镇，大坝建成后，中堡岛和原来的老镇被淹没在库区下面。“太平溪”因愿景期盼而得名。太平溪镇制高点——古村坪方岭有一条溪河顺流而下，汇入长江。据史料记载，明朝时称此溪为“石（dan）米溪”，周边沟壑纵横、土地稀少，每年只能生产一石（约250斤）大米。《东湖县志》记载，明末清初，此地由于紧邻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带来市场繁荣，人口越集越多，开垦土地也越广，于是将“石米溪”改为“坦平溪”，祈福平坦、安全。到民国初期，太平溪已发展成一个码头小集镇，人们盼望风调雨顺、乐享太平，便将“坦平溪”改为“太平溪”。抗日战争时期，宜昌城区被日寇占领，宜昌县政府机关曾搬迁于此。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指挥宜昌保卫战中曾留住于太平溪（花栗包村宋家屋场）。我在太平溪生活时的上个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太平溪区下辖龙潭坪、端坊、黄家冲、青岭四个公社，镇上只有一条街。外地到太平溪只有从长江口进入，没有停靠大轮船的码头，多是木船和小火轮。江边一大片历经沧桑的石头，圆圆的、光光的，几块最突兀的巨石当地人叫“鸡蛋石”。岸上两棵高大的槐树，结的果实酷似“包面”（大号的馄饨），小孩子叫“包面树”。对面山坡上，是水文站和航标塔。河滩上堆满一垛垛木料，从这里放排下去。江面上清晰可见赤裸裸的放排工和岸礁上同样赤裸裸，喊着号子艰难前行的纤夫。每到夏天，上游发洪水，冲下来各种器物、死去的牲畜和膨胀了的尸体（当地人称“水大棒”），堆积在岸边，腐烂发臭，见的多了，也不觉得害怕。走过一段土路，接着古老的青石板路，既是行人路，也是板车道，才真正进入镇区范围。一路往上，东边濒溪，一个吊脚楼老茶馆，一片民居、收购站、区公所、邮政所、商店、油榨房。街对面靠山，水文站、民居、茶站、小旅馆、学校、裁缝铺、一家刘姓小店、税务所和银行、医院，过一道小桥，就是镇区外了，全长一公里左右。背街的民居都很简陋，临街多是带天井的老屋。镇上居民不过万人，除了基层政府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外，多是搬运工、船工，还有一些男人在外地工作的家属。没有工厂，也没有做生意的。1963年前后，小镇上迁来一批地质队的家属，几十人拖家带口的，临时住进当地人家。一位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安排的房子进门一口大棺材，她哭哭闹闹，怎么也不愿住进去。他们在太平溪的时间不长，留下的印象不深。茶馆的老板胡老倌是小镇标志性人物，个子高大、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年轻时武艺过人，乐善好施。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成天躺在一张靠椅上，旁边的方凳上放一把茶壶，手里拿着一杆长长的烟袋，或是睡觉打呼噜，或是不停咳嗽。倒是他的老伴一天到晚在茶馆里忙前忙后，既是女掌柜，又是服务员。胡老倌好福气，六个子女排行“1、3、5”女，“2、4、6”男，民间称“花生”。除了小儿子因误伤而呆傻外，个个有出息。大儿子读书离家，支援大西北，退休时位居厅局级。大女儿、二女儿嫁给国家干部，成为公务人员。他的前三个子女与我父母是同龄人，是长辈。后面三个大我几岁，略有接触。排行老四的二儿子胡玉宽身体健壮、相貌英俊，每到夏天横渡湍急的长江游个来回，后来当上海军，是小镇男孩子的偶像。小女儿胡玉琳五官端正，皮肤白皙，身材丰润，绝对美女，一位女能人。小儿子胡玉新虽然呆傻，但很有孝心，懂礼貌，家里的重活脏活全是他干。我后来在宜昌市的发小兼小学同班同学是胡老倌的长外孙女，从她那里知道，胡老倌本是河北保定人，行伍出身，参加过北伐战争，走南闯北，最后落脚太平溪，置办一份家业，娶妻荫子。小镇上另一户有代表性的人家，水文站旁张家。张家男人早亡，张婆婆独自把三个儿子养大，大儿子张光雨成为基层党政负责干部，二儿子张光尧是县航运公司管理干部，小儿子张光焱当兵回来也成为公务人员，二媳妇打理着小镇上唯一的一家小旅馆。当年在镇上，子女都拿上国家工资，是光宗耀祖很体面的事情。张婆婆是妇女工作积极分子，我母亲是区妇联主任，很多工作老太太积极响应，带头落实，她俩关系很好。妈妈带我们去她家拜过年，门口一棵高大的柚子树，果实酸甜适口。我家保姆望婆婆也值得一提。她是宜昌市城里人，家住有名的尔雅街，因留有晋代文人郭璞遗迹而得名。从这里出来的人，不是沾有文气，就有财气。望婆婆不知怎么到的太平溪，男人死的早，她养大独女郑昌菊，招了上门女婿韩方超，是镇上搬运工的负责人。当时镇上搬运工和船工既不是国营，也非集体企业，靠人临时张罗，负责人的威信和组织能力在实干中建立，人品非常重要。望婆婆很爱干净，发髻一丝不乱，洁净明亮。她很安静，从不说三道四。她本来主要是照顾我妹妹，但把我家事务全部承担下来。我家三个大孩子各自都有保姆或奶妈，带大我们就离开了。离开太平溪时，父母想要望婆婆一起到宜昌市，她没有答应，要留下照顾自己的三个外孙。她还有亲姊妹住在尔雅街，七个侄子都打乒乓球，在宜昌市小有名气，我与她的侄子五毛和六毛打过球。晚年望婆婆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还是那么干干净净，一个人在家时，一点声息都没有。茶站是收购加工茶叶的，主管人员龚爷爷，方脸浓眉、一袭白髯，步履生风、声如洪钟，常穿一身白色制服，旧社会是习武之人。紧邻茶站人家姓崔，长孙崔凡昌与我同班同学，崔爷爷长袍马褂，瓜皮小帽，是镇上郎中，有古范儿，但他一家三代人全患烂眼病。胡老倌、张婆婆、望婆婆、龚爷爷、崔郎中……，还有成天在街上晃悠的神经病望开甲，构成小镇人物风景。我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区公所（区委和区政府机构）。那时区级政权机构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书记，一位副书记，区长，两位副区长。办公室，民政、文教、武装部、妇联、共青团等干部，几位负责农业生产的技术干部，总共20多人。爸爸为人忠厚、善良，和蔼、宽容，大家关系非常和谐融洽。刚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农技干部舒伯华、贾汉章、刘仁健、毛承贵等，20岁出头，最高学历不超过大专，但在那个年代的山区小镇上算是大知识分子，风度翩翩、满腹经纶。成天忙于上山下乡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充满热情，精神饱满。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红花苕子”“蓝花苕子”，当年大力推广的绿色肥料。他们没有谈恋爱时，下班后散步，或是在鸡蛋石上纳凉，互相以对方的个人问题开玩笑。刘仁健叔叔是苏南人，不到60岁去世，他送给爸爸一把宜兴紫砂壶一直摆在我家的茶柜里。上个世纪90年代，我专门去县林特产局看望过舒、贾二位叔叔，舒叔叔已是副局长，我们围坐在贾叔叔宿舍的木炭火盆旁，吃着炖钵炉子猪肉豆腐，笑谈太平溪区公所的趣事。他们为发展太平溪山区多种经济贡献了青春和智慧。太平溪是山区，粮食产量不高，山清水秀，云雾缭绕，气候温和，适宜种植茶叶和柑橘。父亲与区委大力发展多种经济，一手抓粮食，一手抓茶叶，改造老茶园，推广技术革新，移植补缺，无性繁殖。地方文献记载，1960年，父亲带着技术人员深入山区现场指导，帮助茶农学会了剪苗、整地、扦插、管理等知识，当年茶叶大丰收。群众说“茶叶是个宝，山区人民少不了；茶树是棵摇钱树，一年四季有收入”。地委在太平溪召开全地区茶叶生产现场会，向全省推广经验。发展柑橘生产，那时的品种多是本地柑子，产量低，味略酸涩，后来引进美国良种橙子“纽荷尔”等加以改良。如今走进峡江，青翠的茶园，金灿灿的橙林，当年打下的基础，造福当地老百姓。太平溪发展山区多种经济得到上级重视和指导，时任宜昌县县委副书记端木亚庭和副县长谭克礼经常到太平溪蹲点。端木伯伯是资格很老的南下干部，据说是中南局撤销时下放到宜昌县，理论水平很高，口头禅“研究研究”。端木伯伯高大魁伟，有点络腮胡，常穿一身笔挺的毛哔叽制服，加上稀少的有几分威严的复姓，是我幼小心目中高级干部的标准形象。小时候我有多幅与他合影的照片。发展多种经济在“以粮为纲”的时代不是主流，端木伯伯从50年代末就不断受批判，后来被免去县委副书记职务。“文革”中，爸爸受冲击，背上两个罪名，一是路线问题，一是“端木亚庭的黑徒弟”。谭克礼伯伯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与爸爸一起接受过省长授抢奖励的清匪反霸民兵模范，非常朴实，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不幸的是在东风渠坍塌事故中砸伤大腿，一蹶不振，过早病逝。炊事员望西盛伯伯和韩启焱伯伯，两位老党员，与我们这些孩子很亲近。南方山区吃面食少，做馒头很稀奇，那时做馒头用“老面”发酵，必须半夜起床“接面”。我每次要求半夜起床看他们接面。月明星稀，寒气袭人，瑟瑟发抖的毛头孩子与两位伯伯在案台忙碌，场面既怪异又温馨。爸爸对他们很尊重，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都会让我给他们送去点心或香烟。区公所里干部很多是家在农村的“半边户”，家属不在身边。发小只有张副区长的一男二女，儿子比我长一岁，个子没有我高，打架凶狠。他的名字叫“飞行”，后来当了汽车司机。1962年秋，我6岁开蒙读小学，在太平溪小学读完三年级。姓张的发小与我同时上学，两人不在一个班。学校分小学和初中，共用一个大操场。小学校长姓余，教导主任姓赵。初中校长姓丁，教导主任刘迎秋。印象比较深的是刘迎秋老师，从部队转业的军官，家里挂着一幅戴着大盖帽佩戴肩章的照片，非常神气。他与我妈妈是湖南常德老乡，常从老家捎来竹笋玉兰片，雪白脆嫩，非常好吃。不知怎么回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冲击很大，后来到我家，情绪低沉。我发蒙读书那年，从师范学校分来三位女老师，刘先惠、程丽萍，还有一位姓彭，刘先惠是我的班主任。刘老师身材苗条、长辫齐腰，柳眉细眼、文静腼腆，说话细声细气，第一天进教室，前排的男孩儿穿着开裆裤上学，她羞涩的脸上一片绯红。我童年早慧，学习专心，在太平溪小学读书的三年，几乎各科成绩满分。刘老师上语文课，遇到有点难度的问题总是提问我，我都能做出满意的回答，给同学们示范。小学课堂上，刘老师讲寓言“小猫钓鱼”“铁杵磨成针”的情景历历在目。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觉得启蒙教育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我常给自己的学生讲，“小猫钓鱼”“铁杵磨成针”蕴含着一个人一生能否做成事，成就一番事业的道理。刘老师对我非常好，二年级我刚满7岁，就批准我加入了少先队。我父母的工作走乡串村，常常不在家，她对我生活多有关照。转学离开太平溪时，我对她很是不舍。她与丈夫一起到宜昌市我家来过一次，给我父亲谈起要调回邻县家乡工作。程老师健壮丰满，短发、圆脸、大眼睛，声音甜美，她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上我班音乐课。那时我国正声援古巴反对美帝，程老师教给我们古巴歌曲“美丽的哈瓦拉”，几乎天天唱，那个古巴小姑娘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她教唱革命歌曲“太行山上”“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旋律优美、气势恢宏，至今非常喜欢。程老师培养了我一生的唱歌爱好。听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地质队员，工作流动性大，程老师也离开了太平溪小学。彭老师个子矮小，很干练的样子，说话语速很快，负责学校的少先队工作。彭老师父母家在宜昌市镇川门码头街上，有一次她带我到宜昌市去过家里。在太平溪小学时还有两件趣事。一是我胆小，害怕抛头露面，加入少先队时要在全校大会上宣誓，老师给我化好妆，临登台时我跑掉了。另外胡老倌的小儿子胡玉新几分傻气，常在课间操时，偷偷爬上学校后山跪在坟前哭胡老倌。老师找到他，哭笑不得。我与胡玉新也是有缘，1975年我重返太平溪，一上岸就碰见他在河滩上忙碌。十多年没有见面，他又几分傻气，肯定不记得我了，但很客气地回应了我与他打招呼。爸爸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学堂，但他热爱文体活动并重视文化事业。太平溪时期，他简陋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有两样东西给我印象深刻。一只挂在墙上的步枪，这是1950年省长亲自授予的奖励清匪反霸民兵模范的荣誉。一把凤凰琴，休息时爸爸常常弹奏并轻声哼唱，他最喜欢的是《红岩》主题曲“红梅赞”。爸爸年轻时喜欢打篮球，通过打篮球，凝聚了一支基干民兵力量。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小镇的文化生活有声有色。后来在县委领导班子里爸爸长期分管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偏远山区，请来省剧团演出话剧《箭杆河边》《夺印》，汉剧《三世仇》和楚剧《十五贯》，配合当时的宣传教育，欣赏高水平的文艺演出，山区群众大开眼界。地区和县文工团更是每年来演出多次。文艺演出都是在区公所大堂屋临时搭台。没有电灯，用煤气灯照明，中场灯光弱了，工作人员赶紧取下煤气灯，“呼哧呼哧”打气。放电影有时也在学校的大操场。爸爸在省地市文化艺术界很多朋友，我家迁到宜昌市后，他们常来看望爸爸，回忆起去太平溪活动的往事。镇上有一支业余文艺骨干队伍，逢年过节或有重大活动，演出文艺节目。初中毕业的社会青年张玉国和区医院护士陈秀科是男女明星。张玉国戴着船形帽拉着手风琴独唱“真是乐死人”，风趣诙谐，青春阳光，后来入伍参军。陈秀科身穿“艾特莱斯”连衣裙，扮演满头小辫子的维吾尔姑娘，她与张玉国的表演唱“逛新城”，欢快热烈，很有感染力。集体表演唱“十送红军”。学校老师林炳周演唱“九送红军上大道”那一段，嗓音低沉、浑厚，富有磁性，是我心中的“太平溪好声音”。林老师与他夫人马艳茹祖籍广东客家人，东南亚归国华侨，不知什么缘故从外地一家矿冶单位调到太平溪，他的岳母满口广东话，与当地人沟通困难。林老师多才多艺，美术、音乐都很出色，喜欢钓鱼。1975年，我去邓村为知青点采购土豆种，路经太平溪去看望他，5岁的儿子林德辉用绳子拖着木块当车玩，林老师苦笑着对我说，乡下孩子就是这样子。读初中的大女儿林建芬待人接物很懂事，黑黑的眼眸，刘海整齐的妹妹头，保留着几分南洋少女的气质。我给孩子带去很多高级糖块。那天林老师刚好钓到一条5斤多重的大肥头鱼，长江里的美味，留我吃饭。太平溪镇古村坪山上有一座盘古庙，是方圆百里人们祈祷“人寿年丰”之地。1958年大办钢铁时，有人要撤下庙堂砖块建高炉，请示爸爸。爸爸批示：“文物古迹，不能拆毁”。盘古庙免遭一劫，传为美谈。那个年代爸爸就有这样的意识，难能可贵。1965年初，随着爸爸工作的升迁，我家离开了太平溪。这段从“人生初记忆”开始的童年生活，模糊、零散、真实……。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长江边巨石上仰望星空，赤裸裸的纤夫、放排工人的号子声，峡江两岸浓郁的民俗风情，小镇上普通民众生活的甘苦……，培养了我童心中强烈的民生情怀和对文学的兴趣，孕育了我个性中毁誉参半的文人气质。今日太平溪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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