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卯时，紫禁城储秀宫，一位女子的去世，令65岁的乾隆帝黯然神伤，不仅亲往祭奠，12天后更是为其亲自上谥“令懿皇贵妃”，并且给予祔葬裕陵（乾隆帝陵）地宫的殊荣。原因无他，这位女子正是被清高宗宠爱了30年的魏佳氏，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令妃。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令妃，不仅创造了乾隆朝诞育子女最高纪录，仅位分升迁之快也令人吃惊不已。但即便是如此受宠的她，即使有被立为皇储的儿子，依旧未能在生前荣登后位宝座，究其根本，既有出身等客观因素，也有乾隆多方思虑等主观因素。
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内管领清泰女。事高宗为贵人。封令嫔，累进令贵妃。
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汉族。1727年（雍正五年）九月初九，魏佳氏出生于一个包衣世家，起初隶属于满洲正黄旗。她的父亲魏清泰仅仅是一名内管领（文职正五品）。
正是由于出身卑微，所以在适龄（13—17岁）之后，魏佳氏只能参加由内务府组织的一年一度的选秀进宫。所幸，她的姣好容貌很好地填补了出身上的空缺，没过多久便被封为了贵人（1745年【乾隆十年】受封魏贵人）。其后在短短四年之内，魏佳氏又被连升两级，成为一宫之主的妃位（1745【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七晋令嫔，1749【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晋令妃），而作为位分名号的“令”字，也是乾隆帝采自《诗经.大雅》当中的“令闻令望”，富有美好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对这位比自己小16岁的汉家女子的格外看重。
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开始到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的11年，是魏佳氏诞育子女的巅峰时期。其间，她共为乾隆诞下四子二女（皇七女固伦和静公主【1756年七月十五生】、皇十四子永璐【1757年七月十七生】、皇九女和硕和恪公主【1758年七月十四生】、皇十五子永琰【1760十月初六生，即嘉庆】、皇十六子【早夭未命名，1762年十一月三十生】、皇十七子永璘【1766年五月十一生】），数量之多居乾隆朝之冠，乾隆给予的宠爱可见一斑。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丁丑，仁宗生。三十年，进令皇贵妃。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魏佳氏的位分又晋升了两级，成为令皇贵妃（1759十二月十八晋令贵妃，1765六月十一晋令皇贵妃）。在当时，继后失宠又郁郁而终的前提下，魏佳氏的势头无人出其右，乾隆更是给予其“摄六宫事”之权，与真正的皇后只是差一个头衔而已，但这个头衔直至其1775年（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去世时，乾隆都未曾给予。
说乾隆对其不宠爱，显然不能。真正使其入主中宫的屏障，第一道便是出身。在这里，我们先要普及一下常识。在清朝严格的宗法制度下，皇后（不限原配还是继后）的废立，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繁琐的程序的，绝不仅仅是皇帝立道诏旨就能解决的问题。皇后的选立，家世必须要好，似魏佳氏包衣的出身显然是不行的，这属于硬伤，哪怕其后通过抬旗的方式从正黄旗包衣改为镶黄旗正式旗籍，也是改变不了的；同理，继后辉发那拉氏名分的废止也阻力颇多，这也是为何乾隆只是收回那拉氏的四份册宝而不直接下旨废后的原因。
其次，一位后宫妃嫔，生前被立后和去世被追封为皇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生前被立后，既能体现其家世显贵知书达理，又能体现其在皇帝心中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而死后被追封，似乎已成为一种定制——嗣皇帝生母，作为皇储的生母，于情于理都应被立为皇后，哪怕追封，而追封者往往都是拥有出身缺陷之人。很显然，魏佳氏便属于后者，因出身严重阻碍了入主中宫。
当然，除却出身之外，还有乾隆对各位后妃整体上的重视程度考究。众所周知，乾隆的发妻孝贤皇后富察氏，二人早在潜邸便成婚，且婚后夫唱妇随，鹣鲽情深。虽然在潜邸以及后来继位为帝之后，乾隆有数不清的后宫佳丽，但富察氏在乾隆心目当中的地位是无法被撼动的。
所以，1748年（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因两位爱子先后早夭，37岁的孝贤皇后最终在陪伴乾隆东巡时卒于青雀舫御舟之上，此事令乾隆痛不欲生。不仅为之办理了十分隆重的丧仪，甚至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将留有发妻最后余温的青雀舫从德州运抵京师。
富察去世后，乾隆一度心灰意冷。此时他正值青春鼎盛（38岁），但发妻的离去令他久久缓不过神，故连选立继后一事也毫无兴致。最后还是在生母崇庆皇太后（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的推荐下，才确立将时为娴贵妃的辉发那拉氏作为继后内定人选。虽然内定，但乾隆还是以孝贤皇后丧期未届满为由，只是将那拉氏先晋为皇贵妃，“掌六宫事”，算是先对外公开了那拉氏即将成为未来皇后的预兆，而那拉氏的中宫册礼直到1750年（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才告礼完成。
通过选立继后一事，便可看出那拉氏如果单纯从乾隆帝个人角度出发，既不能取代富察氏在其心中之地位，也并非继后最佳人选，如果不是崇庆皇太后的举荐，兼之乾隆的重孝道，那拉氏能否真正成为继后真的很难说。
但不管怎样，那拉氏还是如愿入主中宫。在此之前，那拉氏虽然以潜邸侧福晋之身德高望重，但二十余年之中，她都未能诞下子女（进一步体现那拉氏并不怎么受宠爱）。直到被封皇后之后，才开始为乾隆开枝散叶，从1752到1756四年之内，那拉氏共诞育二子一女（皇十二子永璂【1752年四月二十五生】、皇五女【1753年生】、皇十三子永璟【1756年1月生】），也算是风光一时。
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
只可惜，这种风光在乾隆第四次南巡途中被打破。1765年（乾隆三十年）二月十八，那拉氏因剪发此等国俗大忌，被乾隆以“迹类疯迷”、“难恪孝道”为由，当晚便由和硕额附福隆安先行护送回京。待乾隆回京之后，立马收回继后的四份册宝（娴妃、娴贵妃、皇贵妃、皇后），待遇降位嫔级（仅有两位宫女随侍）。至此，那拉氏的后位，不废而废。如果当年不是登临后位，可能她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当然，历史不能重演。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那拉氏郁郁而终，享年49岁。
自此，终乾隆一朝，再未立后。直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因皇储永琰的身份被公开，其已去世20年的生母魏佳氏才被追封为孝仪皇后。
除却出身和无法撼动皇帝心中地位两个客观因素，魏佳氏未能生前成为皇后还受乾隆主观方面的多重思虑的影响。
嘉庆帝画像
首先，出于对规避皇子争斗的考虑。康熙帝作为开启康乾盛世的开拓者，一生厉兵秣马好不风光，但晚年不曾想亲眼见到诸子为了皇位你争我夺，深为轸痛。最终，以皇四子胤禛的胜出而告终，但九子夺嫡还是成为了康熙一生当中最大的痛点。雍正继位后，出于对此等事件的合理规避，便创新性地缔造了“密建皇储”之法。此法有三大特征：第一，嗣皇帝应当在继位初期就将立储之事尽早定夺；第二，虽然早定为宜，但这只针对皇帝本身，至于皇储是谁并不立即公开，只有等皇帝决定禅位或者弥留之际，才会对外公之于众；第三，皇储名单一式两份，一份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另一份由皇帝随身携带，待皇帝弥留之际或大行之后，由王大臣开启密匣两份核对无误公布。
所以，按照父亲所定的制度，乾隆在继位后的第一年（1736【乾隆元年】）便有立下皇储，但由于种种原因，皇位继承的最终敲定已经到了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此时乾隆已经年逾六旬（63岁），但饶是如此，这次立储他也只是密立而已，直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才将此事公之于众。
雍正帝画像
六十年，仁宗立为皇太子，命册赠孝仪皇后。嘉庆、道光累加谥，曰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
所以，在密立皇储制度的影响之下，为了防止诸皇子兄弟阋墙，皇储一事不到固定时机绝不公布，这也同时影响着作为嗣皇帝生母的魏佳氏，未能尽早被封为皇后，最终只能行追册之礼。
其次，永琰并非乾隆心中最理想接班人。1735年（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即皇帝位的乾隆，正值英年，满怀激情。在昂昂斗志之下，他一方面在继位初期秉承父亲遗训重用先帝重臣，另一方面也在为培植亲信势力而不断努力。如此思虑颇丰的他，在选立皇储标准一事上也是别具一格的。根据之前的皇位继承，都没有按照“立嫡立长”制实施，然而乾隆一反常制，偏偏喜欢汉式的承继宗祧之法，也是因为他对孝贤皇后富察氏的钟爱，所以在继位初期，先后属意永琏（1736年七月初二确定）、永琮（属意未来得及确立）两位富察皇后所出之嫡子，但可惜两位皇子天不假年，先后夭折。面对如此局面，乾隆只能由“重嫡”改为“重贤”，又属意我们所熟知的皇五子永琪，并在1765年（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封其为和硕荣亲王，成为诸皇子当中生前第一位被封亲王者，足以看出乾隆对其的莫大信任。只可惜，这位最具备承继宗祧之子，却在被封亲王后的第四个月（1766年三月）因病去世，年仅26岁。
永琪的去世，在乾隆心中，相较于永琏永琮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对两位嫡子的疼爱更多的是因为孝贤皇后，而永琪的得宠完全是因为他自身努力的结果。故此之后，乾隆有长达七年的时间未再考虑过立储之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子们去世的去世，过继的过继，在皇太后钮祜禄氏的建议之下，乾隆于1773年在仅有的几名皇子中择优选定十五子永琰作为接班人。
选立永琰为接班人，虽然是乾隆经过多方思虑之下的结果，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决定更体现出他的一种无奈。毕竟在当时，能选择的皇子本来就少，永琰可以脱颖而出，亦非难事。但从乾隆所有皇子综合来看，永琰资质只能算作中等偏上。所以，确立永琰为皇储，实乃乾隆的无奈之举，毕竟在他心中，永琰绝对不是皇位继承的最佳人选。也正因为此想法的影响，即使魏佳氏再如何受宠，再如何宠冠后宫，她生前与后位始终是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的。
纵观魏佳氏的一生，以低微出身开拓逆袭人生，宠冠后宫使众妃嫔人人艳羡，儿子永琰最终还荣登大宝，唯一遗憾的就是未能在生前被封皇后。细思之下，除却出身卑微不符后位标准之外，乾隆心中挚爱之位无可替代，永琰亦非皇位最佳人选，以上共同造成了魏佳氏的遗憾。
不过，世上之事，要想达到十全十美，亦属不易。所幸，在魏佳氏去世二十年后，因儿子的关系，最终还是被追封为皇后，成为清朝历代皇后中唯一一位汉族皇后，1775年（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六以皇贵妃之身祔葬裕陵，也算较为圆满了。
《清皇室四谱》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昌瑞山万年统志》
《高宗纯皇帝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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