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病房里的货郎、新世界的流浪小孩、编县志的异乡人、纪念墙上的一家人……非虚构作家袁凌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了各色辗转的小人物，用了六年时间，“记叙其生存细节，勾勒人性脉系，存留一份生命的纪念”，写成短篇记录合集《生死课》——它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书系的第一部原创作品。
上周，《生死课》作者袁凌、评论家黄德海和非虚构作家李宗陶来到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与读者们分享了书中人物那些微小的生死。袁凌在活动中很详细地诠释了自己创作非虚构文学时的原则与方法，译文君摘录了作者袁凌最精彩的三段论述，与各位读者分享。
我们家乡都是坡地。如果要种地的话，得把它弄成一个类似梯田的状态，就是每过一段，就得有一个石坎把土固定住，这样才能在上面种地，不然的话土都会滑到山下去了。
我感觉我写的每一个人都是石坎里面必不可少的一块石头，他在的时候你觉得他不风光，没啥，但是你把他一拿掉，石坎就垮了。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不分辨哪一个砖有多大的价值，哪一个砖的意义更大，我都是把他们平等地砌上去。我个人的意义也不在于我有丰功伟绩、造一个很堂皇的建筑，我只是一块一块把它砌好。我的写作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不是说这个题材特别重要，那个题材没那么重要。
其实人也是这样的。我曾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对家乡有很重的情结，并不是说我认为家乡比外面重要，而是因为我在那里出生，我跟他们有更紧密的联系。我曾经在乡下待过一年多，就是想写故乡，也写过两本书。在我出的书里，这两本小说是卖得最差的。我觉得我失败了，我的家乡也失败了，甚至我的家乡失败得很彻底，不像东北重工业的失败，大家觉得有看头，我家乡的失败没有看头，很多年以来家乡是压在我心中的一块巨石，让我特别难受。
我后来发现，把家乡作为一个“世界”来写，是不会有人看的。作为一个单体的故事也许还能接受，那个重量没有沉重到让读者避而远之的程度，所以我把它放在生死等名义下面，这样读者还可以接纳这些我家乡的故事。家乡也没有那么重要，它跟外面是一样的，只是我跟它更熟一点，所以我现在既写家乡，也写外面，甚至写外面的还更多一点。
其实外面的人，很多都是农村出来的，从各自的家乡出来的。我慢慢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不是农民阶层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痛苦，他们有他们的人生，有值得我们关切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倒是没有很重的家乡情结。但是会有亏欠感，就是觉得毕竟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种过时的道德感。跟那些家乡的人交往、接触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外界的人不一定有那么深的联系。
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很容易被接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边缘人，没有固定的身份，包括我的写作也是跨界的——我到现在都不是作协会员。我写的东西很多年也不好归类。我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不是抱着我是哪个“圈”的人这个想法。所以认识了一帮不靠谱的人，他们也觉得我好交往。微博上给我留言的，也是特不靠谱的人，说能不能跟他聊聊，就是各种各样的边缘人，还有底层的人，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人。他们一定是人生某个地方遇到了某些困境，有一点不能释怀，或者有点麻烦的这种人。那种活得非常自在的人也不需要说啥，他的生活本身就够了，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跟人交流的时候，希望把自己放下，我跟他在一起，我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其实本身就是这样。我一个靠码字生活的人，收入也不高，活得也辛苦，辛苦的人见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心理障碍，我觉得这样挺好。如果自己太成功了，可能我去见谁的时候，别人都不自然，我也不自然。
这些不是我主动挑的。可能我并没有主动选择什么，只是回避了一些东西。在命运的河流中，我们有时候要停下来，不是为了选择什么东西，而是避开一些选择，避免自己成为固定的某个身份，这样就可以保持一种开放性。和不同群体、不同身份的人有一些交往，渐渐地形成一种不知道算什么类型的、不完全是文学的身份，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我也不求一定要变成一个多么有影响力的人，我只是需要跟人保持关系，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人，包括对生命，有一种渴求。
《生死课》最后一条故事是一条狗，倒数第二个故事是一条鱼。我们家乡的河因为修水电站而干涸了，那条鱼不合时宜地藏身在一个小水潭里面。那条河以前可以容下它那么大的身量，现在只剩一点浅水，它的生存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它的存在变得不再合理，应该被消灭。当然，最后也把它弄死了，把它弄去吃了。所以我感觉我们有时候就像那条鱼一样，心里还有很大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困在鸡笼里了，这也是我们现实的处境。
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们有很强的冲动去设计人物，让他按照我们的样子来达到某个主体性格。然而生活很多时候提供的是随机性，并没有这么多完整的东西，我们有时会给他加上一些特点强化他，固定他的性格。我写小说不希望这样写，所以我的小说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总是不够丰满。
我写《生死课》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负担，它本来就是非虚构，根本没有必要强化人物性格，更没有必要塑造我树立的主体性，搞一个很完整的世界。我就是一个容器，这个人他我的一些东西，我就接纳下来，到了某个时候把它呈现出来。我不会把他塑造成一个主体，用不着这样。
我写到的有几个人是上海的，其中一篇叫《有裂纹的肖邦手模》，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一直保存着顾圣婴的一个纪念物，是肖邦的手模，那是顾圣婴当年得肖邦钢琴比赛奖人家送的。她晚年跟顾圣婴的爸爸有交往，所以一直留着这个纪念物。我也许可以把她写成一个保存纪念物的英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她有她的优点，她有她的美好，她有她的怀疑症，也有她的邋遢，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呈现出来。她说自己是怎样怎样的，结果跟她同居的老伴立刻过来指出，她瞎说，不是这样的。这些我都写下来了，因为我不觉得我非要写一个英雄或者我要写一个完全另外一个形象的人。我觉得这个完全不重要，我的观念不重要，我只是把它写下来。
另一个是《亭子间的哥哥》，我写了上海的一个老人，去年已经去世了。他特别怀念上海老城厢，对老城厢的一砖一瓦都有特别深的感情，凡是旧的东西，他都花钱买，痴迷到什么程度？收破烂的说：“老史，我这里有东西了，你来买吧。”买了以后，那些人又到他家里把东西偷回去，偷回去以后，他又继续去买回来。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收集废品成癖的人、一个不正常的人，他的房子里面堵得他都没有容身的地方了。开发商最后跟他协商，要赔他家里好几套房子，他本人也有一套，还有一百万赔款，但是他就是不肯签。所有人都不理解他，觉得他脑子有病，觉得他神经不正常，宁愿自己跑到奉贤一个老房子里流浪，风餐露宿都不愿意签协议。其实我内心知道他为什么不签，因为他签了就是背叛自己的童年记忆，背叛他对老上海的感情，他不能当同谋，所以他到死都没有签。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但是摔断了腿，身体不好了。腿稍微治好了，家里人劝他说：“你去签吧，拿钱治病，又有地方住。”他有点动摇，就去了，但是走到半道，他又折回去了，再过十几天，他就去世了，死在奉贤很差劲的一个养老院里。后来他姐夫跟我聊。这个姐夫跟他关系很好，也无法理解他。
我觉得他就是太有感情了，但我没有写出来。我没有把他单纯写成一个收集废品成癖的人，但我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特别怀念老上海、特别感动人的人，他这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精神病和乡愁，他怪僻的一面和乡愁的一面是同时存在的。他屋子里全是蚊子，待几分钟就不行了。我朋友跟我说，他是一个强大的生物。我朋友看到了他的生命力。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调任何单独的一面，比如他的变态、不正常、对老上海的深情，甚至他建国以后还坐过牢的事实。以上都是他的一个面，我把它们都写下来了。我对他当然有一个判断，但是我没有写出来，我想让事情自己呈现出来，而不是我去做一个判断，确立他的面向。
我接触他们时不下判断，最后呈现他们的时候也不下判断。很多判断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我们要把能感觉到的、有表现力的地方表现出来。它看起来是一片羽毛，但是羽毛掉下来可能是重的。要把这一点展示出来，但是不要下判断，不要设定它，不要走规定程序。这是我写非虚构的一种态度。
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当你发现你的故乡不在的时候。可能最后文字就是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有一个朋友还挺有意思的，他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那个村子还是比较稳固的，在西安市南郊的长安区。他说：“袁凌，你的根没了，因为我们老家被毁了。”我说我要用文字造一座空中楼阁。我发现能够安身立命的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给我们留的一个地方，现实世界里所谓的“根基”最后都会被拿走，这种事情我已经经历过太多。当我第一眼看到家乡那么清澈的河流修了直排厕所之后，那个感觉真的是死了一样。当我回去看老家的房子，院子里长了青苔，屋子塌下去了，炉火已经熄灭了，那种感觉我无法形容。
我们以前说哀莫大于心死，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会死很多次，死很多次以后会活过来，活过来会再死，但皮囊还在，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在这样一个变动的世界里寻求自己能够把握住的唯一的东西，作为我来说，我想用我的文字来把握。小时候一粥一饭得来不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干一份活就是干一份活的收获，凡事都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我觉得码字也要一个字一个字写，这就是我人生的根基。
我有一篇诗写到，“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只有两颗眼珠在转动”。当然这是以前的状态。后来我希望自己能够待在一堵墙里面，最后却像一粒灰尘，背井离乡。背井离乡和乡愁都是必然的，现在是这样，古代也是这样，只是现在更剧烈。家乡消失了，我们没办法把它保留，相当于我们的一部分不存在了，可是毕竟我们依然要存在。那怎么办？只能是一种向不存在而存在，就是向死而生。
为什么这本书叫《生死课》？其实有面对死亡而生的含义。方死方生，既没有活透也没有死透，既没有活得很好也没有死得很好——如果能够很好的活、很好地死都是一种完成，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活不好也死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能给自己添一块砖就添一块砖。世界已经崩坏了，但是我这个坎子还在砌。我不知道它有多大的价值，我无法锚定它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位置，我无法说它在任何价值系统里面有什么意义，我甚至不谋求它进入系统。但是我眼前的能看到、我手边能够抓到的，我都把握住，我就做这么一点事情。一旦存在消逝了，或意义被否定，内心深处的虚无感随时都存在，我们只能在空虚的风声当中生活，这个没有办法。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种处境，只能这么生活下去，只能一天天这么走下去。
我的家乡没了，我也只能看着它消失，但是至少我写了这么一些文字，某种意义上我留了一些东西在我的文字里，如果有可能，我还会写更多。其他的地方我也会写，因为我的家乡也不比其他地方高贵，但是我更熟悉它，所以写一写。
总而言之，我只是在能够做的手边的事物当中，找到一点不成安慰的安慰，不成依靠的依靠。人可能就是这样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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