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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母亲的理想
◎五水逸民
1980年代初，农村分田到户。那时候，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部门”有三个，分别是食品公司、供销合作社和粮食收购站。农民习惯称为“食品”“合作社”和“粮站”。在乡亲们眼里，这三个部门就是“公家”的化身。
食品是卖肉的地方。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肉是极为紧俏的商品。农家一般是不买肉的，除非是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才割上半斤八两，总不会超过三斤。就是这样，买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户人家一个月只有一斤多肉票，即使有票，也未必能买到肉。还要在天不亮就赶到食品去排队。大家排着队，看卖肉的师傅不紧不慢地割肉，过秤，脚步随着前面的人慢慢蠕动。卖肉的都是公社、大队一些头面人物的三亲四戚，威风得很，吼顾客就像训自己的孙子。他们喜欢说一些荤话，间或用油腻腻的脏手在姑娘嫂子的脸上捏一把，也没人敢吱一声。
纯肥肉与精瘦肉的价格相同，一般人家割肉，只要肥的，不要瘦的。——肥肉能炼油，那时农民一年能吃几次猪油？家境稍好的，偶尔割点瘦肉，也要防人看见，否则会有人背后骂“吃了去死”之类的难听话。贫穷使人变得刻薄、小心眼。我们家孤儿寡母，在村里受人欺负，买肉也往往被人插队，一年去不了几次食品，买到的却是不中看的搭皮肉。
如果说农民可以不跟食品打交道，不去看卖肉人的嘴脸，那么合作社却是非去不可的。吃的红糖白糖，做衣服的布，种田用的肥料、农膜，哪一样能不找合作社？有权有势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优先买到；无依无靠的，就只得靠后站。就说买肥料吧，有的人能买到紧俏的尿素，而有的人却只能买到普通的化肥。买复合肥，有的人买的是一等品，有的却是二等品。好在我家只买得起二等品，可由于侍弄得勤，庄稼长得比别人家还好。
在农村，卖粮是一件大事。一年辛苦到头，盼的就是这一天。先交公粮，剩下的余粮卖了手头才有点活钱。除了卖棉花要到棉花站，其他农产品如小麦、高粱、稻谷、油菜籽等都必须到粮站交易。起先大队没有粮站，卖粮要用独轮车推着往镇上送，途中经过一条河，河上只有一座木板桥，车队过桥时，脚下摇摇晃晃，险象环生。那时是一人上街，全家提心吊胆。
后来分田到户，独轮车渐渐废置不用，各家都挑箩筐送粮。男人们挑百十来斤，母亲气力不济，只能挑８０斤，走着走着就落在后面。有时轮到她，粮站却要下班了。镇上没有亲戚，只能挑回来第二天再去。尽管肩膀上垫着草环，也还是被扁担勒出一道道血印。回到家，人就瘫坐在地，半天起不来。
后来大队建了粮站，路程要近得多，但对母亲这样一个弱女子而言，卖粮依然是一种磨难。村里的黑狗家种着一石多田，是卖粮大户，他是大队赤脚医生，和大队干部混得熟，每次卖粮前，先请大队干部和粮站所长吃喝一顿，另送些土产，卖粮就不用愁，只需雇了拖拉机送过去，直接过镑，价是上等价。一般人则没有这种待遇。到了粮站，先排队，所长——乡亲们见人就叫所长——叫谁出列，谁就把担子挑出来，所长用一把尖角铁铲插进箩筐，铲出一小撮来，看一看，捏一捏，咬一咬，以此判断好坏。不合意，就叫到一边去晒，去扬灰，择石子，有时干脆叫你挑回去。有一回，所长说母亲的稻谷有砂，要先拣干净再验收。母亲央求他高抬贵手，因为她已经等了两天，并且已按要求在粮站晒了一个中午，而且我饿得在一旁直叫唤。但所长欺她一个女人，身上又没带烟，不耐烦地摆摆手：“莫浪费时间！择干净再来。”母亲又有什么办法？
等到过了镑，记了账，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对着“所长”和周围的人高声大气地说：“等我的三个儿子长大了，我要把他们培养成公家人，一个到食品，一个到合作社，一个到粮站上班。”一时间，热闹的人们安静下来，卖粮的，收粮的，都愣住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当年最让人眼馋的“食品”、“合作社”、“粮站”已“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这一变化充满戏剧性，更发人深思。母亲当年的理想到底没有实现——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到这些“窗口行业”做事。然而我并不感到遗憾，而是庆幸——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2000年4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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