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远去的五四青年节
◎罗茂林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这个节日对我这个快到花甲之年的人已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花白的头花、佝偻的腰身、一脸的黄土高坡，在街上走过，总是自觉地走在路边上，深怕吓着青春貌美的年轻人。但，这些并不妨碍我回望远去的青春岁月。
1982年的五月份，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了。那一年高二毕业班（那时没有高三）的学生要经历筛考，我们文科班好像只有十个人最终有资格进县城参加高考，全班近八十人留级生就有十三人，我作为应届生无缘高考。后来才知道，那留级生中还有三、五人经历了三次留级依然未考上大学。学校的宣传是“考上大学固然光荣，农村天地更加广阔，一样可以发光发热”。父亲的安慰是：
个个考取大学，人才哪里放得了？没看到城市人找不到工作，很多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了？干什么？就是找碗饭吃嘛。种田苦是苦点，现在是自种自吃，自在，不吃人家白眼。其实哪行工作不苦不累呢？当兵还要站岗放哨呢，落雪下雨雷打不脱，遇上战争还要上前线打仗的，打仗是要死人的。当官是好啊，你有那个本事吗？吃不下饭睡不看觉，总耽心被人暗害被人搞下台，不是明斗就是暗斗，累不累？当官像在台上演戏，台下那么多眼睛望着你，搞不好下面就起哄，不跑也得滚下台。
父亲是要我安心务农。我那时已偷偷看完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小说的主人公以叶辛自己生活为原形，他是上海知青，下放到贵州边远农村插队落户，不怕吃苦，业余时间写小说，最后终于成为作家走岀大山，回城了。我也暗暗地将自己的人生之路规划为暂时务农，最终也要走出大山。
1982年我回乡务农时刚满17岁，正是青春大好年华，大妹妹14岁，小妹才10岁，母亲53岁，父亲61岁，关键问题是父亲是个缝纫师，一生从未种过田，根本不懂农业，1981年底，分田到户，他就急得慌。我回乡务农，他真的很高兴，既减轻了他的心里压力，又减少了他实际上的劳动付出，因为在1982年的农历二月初，我的胞兄二哥就“男到女家”做上门女婿了。
有我在家种田，父亲就有足够的时间开办缝纫培训班。他是故乡那个时代最早的乡村缝纫私立学校的创办者，每学期三个月，每月每人收学费五元钱。今人不理解那时钱的概念，那时正乡科级公务员每月工资不到一百元钱，一个大学生每月有十五元钱生活补助就能生活了。
我爱订文学期刊，记得订过的杂志有:《长江文艺》《芳草》《萌芽》《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诗刊》《星星》《中国戏曲》《写作》《作品》《广州文艺》《北京文学》等等，直至我在小镇上经商时，还长年订有《参考消息》《经济日报》《纳税人》，这些虽然不全是一年订下的，但每年最少订有三种以上。物价很低，像《芳草》开始每本订价只有0.25元，后来涨到0.32元。
我订书的钱都是来自稿费。写新闻报道，简讯、人物通讯、通讯散文、读者来信（时评），什么都写，也写诗歌、歌词、小说等文学稿件。投稿不用邮票，写上“稿件”二字就行。麻城县有个广播电台，是麻城人民广播站换了块招牌，我有几年就是它的模范通讯员，稿费三角、五角、八角、一元、一元二角、一元五角、二元不等，依稿子的长短、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而定。诗歌稿费拿过一首诗五元钱，是本县文化馆《龙池》季刊发的。那时故乡很贫穷落后，直到1987年才用上电灯告别漫长的黑夜。我看书的主要时间在夜里，今天落下的眼疾恐怕就是那时用力过猛造成的。
我的五四青年节，大多在田野中劳作，或者忘记了，或记起来时，庄稼活更重要便忽略参加活动。乡政府下设管理区办事处、村委会、村民小组，干部多，都是为收取各种农业税费加强行政力量而设的。总有纪念五四活动的大会，或文艺晚会，或电影晚会。为了不耽误种田，白天是不会去参加活动的，夜里可以走五、六里山路去镇上看场电影晚会什么的。镇上的电影院就是人民大礼堂，在1990年以前这里是基层政治和文化中心，唱戏，看电影，看晚会，开各种大会，平时镇街上很少见到人，每到放电影时，热闹非凡，万人空巷。
刚刚从禁锢时代苏醒过来的青春男女，开始悄悄地或半遮半掩地谈情说爱，私定终身。我是个晚熟的人，且有“远大理想”在身，一看到哪位青年结婚了，心里就为他着急难过:这男人完了，一生就钉在农村了。这里有个插叙，我的叔外公——七家公，多次为我的婚姻大事不远二十余里山路来我家上门“说亲”，每次都被我坚辞拒绝了，不是婉拒的那种，他说成与不成，先见一见再说。而我是连面都不肯见的。最后一次，七家公发怒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家是什么好家庭？你这个大山岗上，柴没柴烧，水没水吃，种田种出了十多里地，你还傲高？
在故乡，我的二外公倒真是名符其实的专家，在我很小时，我的叔父六爷结婚后要选地兴建房子，父亲便请二外公来帮忙相地。二外公身材很矮，拄着文明棍，在本垸岗背后一处地基上，用文明棍轻点三下，说:就这里，就这里，以后会出三个拿笔杆子吃饭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是若干年后变成事实了，我那已到老年的六爷亲口对我讲的，我半信半疑，问过父亲才得以证实。七外公并未从师，没有高人指点，只依靠二外公遗留下的几本古书自学，功夫有限，名气自然小得多了。之后每年我去外婆家拜年，照例送挂腊肉给七外公，并恭敬地向他拜年，他总是说:三相公，免礼。大约十年后，他去世了，我去送他上山，并亲自扶棺。这是外话。
十年农民生活，很多同龄人后来早早去城市打工了，成了各行各业屡有建树的行业带头人，或在家学了一门手艺谋生。我却什么手艺都未学，故土难离，除了闲时看看书写点没有价值的文字，一点业绩都没有。一年年重复性的劳动和生活，并无多大进步的人生，让我开始反省，从热爱故乡到厌烦故乡。
故乡并未因我的努力和负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令我很失望，不是我不爱故乡，也不是我鄙视农民的身份，农民实在是太苦太累了，又处社会的最低层，就像脚下的大地，谁都可以去践踏，谁都可以将各种脏的污的坚实的柔软的东西往它身上倾泻，社会有什么需要，就想到了这块大地，就会用钻探机、挖掘机来寻求、开采各种财富，不管你愿不愿意。当社会用不着你时，你就被凉在一边。后来兴起的农民工打工潮，就是农民负担过重，不得已远走他乡讨生活。
我最终走向逃离故乡，用了十年的宝贵人生体验，而且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段落。有时回想，眼含热泪。
历经人生的千山万水之后，现在回看，人生是有定数的，不是你想怎么就能怎么，你不想怎么就不会怎么。大多时候，人都是随波逐流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本想复读考大学，做个城市人，命运恰好不给我机会，让我做十年农民。以后的二十八年商业生涯也不是我喜欢的职业，我一直讨厌赚钱做生意，而命运却安排我做了28年商人。每个人的未来也都是不可预测的，包括生死，包括成败，不变是暂时的，变化是永恒的。每个个体的人生在大自然和社会面前显得非常渺小，不论你是谁，生命、金钱、权力、地位，说没就没了，这不是神秘的宿命论。人，都不过是在努力地活看，争取活得更好一点，至于未来，尽量不去想，想了也是白想，该来的早晚会来。
告诫自己，就这样慢慢往前混吧，让年轻时的五四青年节深埋心底，心情好时再去忆念中打捞它摊晒它吧。
作者简介:
罗茂林，六零后，湖北麻城人。黄冈市第二届作协委员、评论委员会委员。曾离开文学停笔十余年。有小说和评论等文字见于地级以上报刊。小小说《六那个灿烂的下午》入选《小说选刊》、《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排行榜》下卷（漓江版）、《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第三卷（河南文艺版）等多种权威选刊选集。现服务于黄石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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