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云(1932—)，教授，湖南娄底人。
一九五八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在湖北工农中学、湖北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任教。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业余进行文学创作。
著有《老子本原》《庄子本原》《论语本原》《诗苑英华》《词苑英华》《历代抒情小赋选》《历代绝妙词三百首》等；参预主编《历代辞赋总汇》。
文学创作有《长梦潇湘夜雨楼诗词集》《溪流集》《快活的答里·坎曼尔》《黄瑞云寓言》《黄瑞云散文集》等。
小麻雀之死
五月十日，我从省文联步行到湖医去。我在武大读书的时候，这一带还是郊野，又在湖边，“绿杨阴里白沙堤”，风光是很美的。现在这里已成为繁华地段，马路上车如流水，滚滚黄尘，当年的风味早已无影无踪。但这一天下着细雨，压住了灰尘，空气较为清新，我带着怀旧的心情，仍然徒步前行。走过社科院的时候，忽然发现两只小麻雀在一部行进的小汽车上嬉戏。大概他们太迷恋于爱情了，完全丧失了警惕，竟然在车头上失足，双双滑落下来。在我惊诧的瞬间，小汽车飞驰而去。一只麻雀蓦地飞走了，另一只躺在血泊里，那小脑袋被车轮碾碎了，小小的脚还在一伸一伸地抖动。我走上去把它提到路旁，因为后面的车子还不断驶来，会把它彻底膏在车轮上了。小麻雀不再动弹了。我心里想，死者已矣，它的情侣怎么办？刚才它们还沉醉在爱的温馨之中，转瞬之间便死生永隔！悲剧发生的太突然了。我想，那只活着的麻雀一定躲在不远的地方，惊魂未定，它会不会来伤悼一下它的爱侣呢？我等了一会，它没有来。如此我提着小麻雀，慢慢地走着，想给它找个安息之所。走了一段，我又想起，那只活麻雀之所以不来哀悼，肯定是害怕我的缘故。对于麻雀来说，人都是可怕的，对我也不会例外。当我提着它的伴侣走的时候，它一定愤恨万分。如此我又退回去，走到原来的地方，找了一棵分杈的大树，树杈中恰好有一个空洞，我把小麻雀的遗体轻轻地放在树洞里，仰天放着，让它躺得舒服一点。我希望它的爱侣等一下会来悲临送别。我站了一会，向着可怜的小生灵表示哀悼，它现在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了。
在回头的路上，我仍然慢慢地走着，想到麻雀的历史和它们的命运。
麻雀在地球上不知繁衍生存了多少万年，如果说鸟类是人类的朋友，那么人类最亲近的羽翼朋友莫过于麻雀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种鸟，绝大多数不愿和人接近（当然不是它们的过错），只有燕子巢人檐下，年来年去，而麻雀却永远和人在一起。它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随遇而安，地不分南北，候无论寒暑，无处不有它们的踪迹。它们个头小，敌不过猛禽鸷鸟的欺凌，如此他们就“亲近”人类。人们走到那里，都可以看到麻雀。它们天真活泼，总是那么高高兴兴，吱吱喳喳，在一起说长道短，喋喋不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人们对它或小有微词，但并不太嫌弃。
宋人杨诚斋诗云：“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小诗表现了诗人的一种情趣，对小雀子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也未尝不可以看作一种太平景象。小麻雀的命运现在如何，可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杨诚斋看到的“特地作团喧杀我”的麻雀同东湖之滨在小汽车上嬉戏的情侣并无两样，它们的结局可多么地不同！相距八百多年，麻雀们命运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我的家乡是丘陵地带，到处树林阴翳，粮食作物差不多四时都有，野草树木的籽实更是够丰富的，是最宜于麻雀繁殖的地方。农民们一般对它们不太反感，只有夏历六月农民要种一小块早稻度荒。早稻成熟时，由于大面积的稻子还没抽穗，麻雀们就来抢这点早谷。这时候它们就和农民发生矛盾。我小时候就干过保护早稻驱赶麻雀的活。手拿一根长竹竿，到稻田边来往吆喝。麻雀们总是一大群，一下扑到稻田里，人一到它们就一哄而起，都飞走了。但它们不走多远，只在附近的树丛里，一有空子就飞了过来。看守稻田，得整天地同它们进行这种拉锯战。不过我觉得也很好玩。农民们也没有采取什么极端措施来对付它们。
荣幸得很，我的家乡同毛泽东的家乡相距不过百多里，毛泽东小时候也干过和我同样的活。不过他对麻雀的态度和我不同。他的父亲很严，赶麻雀稍有疏忽他就得挨骂；所以，他恨麻雀。以至几十年之后，他成了全国人民的领袖，仍然对麻雀怀着早年的宿怨。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给麻雀判处死刑，正式宣判：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要在五到十年之内把麻雀彻底消灭！这给麻雀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在全国范围之内掀起了一场消灭麻雀的运动。全国各地，无论田野乡村，大城小镇，全民上阵，围歼麻雀。当时上海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全城几百万人全部出动，奔走在马路上，广场上，站在阳台上，窗口上，敲响锣鼓，鸣放鞭炮，齐声呐喊；工厂，汽车，轮船，同时鸣响汽笛。喧嚷之声，震天动地，让麻雀无处存身，只能在空中惊慌飞窜，气枪弹弓对着它们射击，无地可落的麻雀最终惊累坠地而死。一九五六年，单上海一地，见诸报端消灭麻雀的数字就有七十馀万只，“油炸麻雀”成为餐桌上时兴的菜肴。“覆巢之下岂容完卵”，掏掉麻雀蛋据报导也有三十馀万个。全国各地情况大体如此。这两年中国杀了多少麻雀是无法统计的，肯定是数以亿计。二十世纪高度文明的人类竟以如此之大的阵势对小小的麻雀进行征讨，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奇闻，也只有中国人才会创造这样的丰功伟绩。
后来有几位生物学家解剖了大量的麻雀以检验它们的实际情况，是否罪不容诛。发现麻雀的食谱主要是害虫。在农村里，麻雀有为害的一面，但并不严重，在城市则根本就不为害。从整体评价麻雀是益鸟。生物学家们上书毛泽东，为麻雀请命。当时郭沫若迎合毛泽东的旨意为曹操翻案，正闹得震天价响。有位生物学家指出：“替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重大。”毛泽东宽宏大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把麻雀从“四害”名单中划去。其时已到了一九五九年冬天，已是麻雀们蒙冤受害近五年之后。好在对它们的平反，比对右派的“改正”早了将近二十年，所以它们得没有绝种，算是够幸运的了。
与“除四害”同时进行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千山万岭被砍得童山濯濯，棵树不存。鸟儿们丧失了栖息之地，麻雀也不例外，但麻雀比别的鸟儿多个心眼，它们向人家的屋檐下安家。如果谁家院子里还有一棵树，就成了它们的大本营，每晚都在那儿集中。麻雀同所有的鸟儿一样，如果头天晚上选中了一个枝子，以后他们总栖息在那儿，不轻易变动。因此一到晚间他们各自寻找原来的位置，也免不了同占错位置的邻居发生矛盾，争争吵吵，以致每天入睡之前都要喧闹一阵子。不过一到天亮它们又都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麻雀们没有文化，倒也不被革命，它们在人民公社里，同农民们和平共处，一起度过那些艰难的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公社这所以整个国家作为牢房的大监狱解散了，农村里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历尽劫难的荒山又重新长出了绿树 ，鸟儿们又重返故林。照说麻雀的日子该好过了，其实不然，它们碰到了由现代文明酿造的真正的克星：农药。
近二十年间，我每次回家乡都很少看到麻雀，偶尔看到一两只在孤零零地游荡，显得寂寞而孤独。家乡的人们告诉我，在某个山谷里，成千上万的麻雀集体自杀。这也许是以讹传讹，谁也说不清到底在哪个山谷。稍加深入就真相大白，高效农药普遍使用，麻雀们啄食了中毒的虫子，它们自食其果，自讨“毒”吃，也就逐渐死亡。高效农药消灭不了害虫，却杀害了它们的天敌，害虫就越来越多。正象老鼠药的大量使用，结果以老鼠为食的猫、蛇、黄鼠狼、猫头鹰和老鹰，被杀伤殆尽；而老鼠本身，由于它们特别地阴贼，没有天敌了，因而更加大量地繁殖起来。现在神州大地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人和老鼠争夺生存的空间。
不管是深林被砍伐，还是高效农药的负面效应，或者还有别的因素，使麻雀们难以生存，都是人和动物为争夺生存空间造成的后果。若干万年以来，人类和其他动物既矛盾又和谐地生活在地球上，按照自然的规律，平衡地发展。到了近代，由于人类的恶性膨胀，出现了和其他动物难以共存的严重局面。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这种情况尤为严峻。二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当时中国的人口已将近两千万。经过西汉长期的休养生息，到西汉结束时，人口已发展到六千万。自东汉末年大乱之后，历三国两晋而至南北朝，四百年间，战乱频仍，人口不仅没有发展，甚至有所减少。到唐之极盛天宝年间，全国人口尚不足七千万。随后时起时伏，到清初越过一亿大关。到了本世纪，我做学生的时候，笼笼统统地喊过二十多年“全国四万万同胞”。一九五六年普查之后才知道“六亿神州尽舜尧”，已是六万万同胞了。到现在不过四十年，我们实际已不止两个六万万同胞。舜尧们是如此之多，成了神州大地沉重的负担。人口的基数越大，发展自然越来越快，尽管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仍然呈爆炸的形势。“人为万物之灵”，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是任何别的动物所无法匹敌的。数量如此之大的人口，无疑会所向披靡地抢夺别的动物生存的空间，如此在东湖之滨的马路上，那只无辜的小麻雀就要被汽车活活地碾死！
表面上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但任何偶然都只能在必然的范围内发生。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环境，人口的无限制地增殖，便无情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占领了过多的空间，才使得其他动物无法生存。小麻雀是触伤在电线上，卡死在窗棂里，烧焦在火灾中，还是碾碎在车轮下，都是偶然的；但正是人类和自然发生撞碰的必然，那些偶然才会出现。因此，就像孔子作《春秋》要记录“[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一样，“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武汉东湖马路上，小汽车碾死麻雀”也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孔子认为麟出而死，象征他自己“道之不行”，其实那关系并不太大；而小麻雀被碾死情况要严重得多，他典型地象征着人类和自然发生撞碰的悲剧。
人和其他动物是一个地球生物圈内的整体，当人挤得别的动物无法生存的时候，人自身的生存也就成为问题。因此当我想起东湖之滨我收敛的那只小麻雀时，总是立即想到：死者已矣，我们怎么办？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
原载《长江文艺》1998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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