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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中国民俗大节之一，七夕在农历七月七日。七夕在汉代以前不一定在七月七日，它大约在七月朔日。
七夕的时间点在上古是根据织女星的位置确定的。织女星即天琴座α，它是北半天球亮度仅次于大角的明星，也是北半天球最亮的早型星，因此织女星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上古人们将织女星作为季节的标志星，“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汉书·律历志》）。织女星成为时间的天文点，星纪以织女星为标志，说明织女星在古代天文历法中的重要地位。与织女星相对的牵牛星在古代同样被作为天文时间变化的标志，“推之以上元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牵牛之初”（《礼含文嘉》）。织女、牵牛的携手与两星的天文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上古七月初昏时，银河正对着门口，织女星在正东方向出现。人们以织女星出现的方位确定七月月序，它与北斗斗柄的南指相配合，相辅相成。《星经》则明确地记述了织女星出现的日期，“织女三星，在天市东，常以七月一日，六七日见东方”。织女星只要初昏时在正东方向出现，就标志着进入了秋季月序，首次出现的时间是七月初一。从星纪来说，这是“星回岁终”新旧更替的时节，七月初一具有星纪岁首的意义，而岁首祈年、祈福、祈子嗣的习俗一直成为后世七夕习俗的核心之一。由于后代历法的改变，除专业人士外，一般人们对古代星纪的情形不大了解，但社会历史的记忆也很顽强，人们对以织女星为新年标志的记忆尽管模糊，可仍然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还可以作为秋季来临的季节星象，立秋日的确定一般要参考织女星的位置。由于织女星与牵牛星分别为银河两侧的亮星，二者在上古就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作为星纪的标志。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想象力日益丰富，于是将人间生活投射到苍穹天幕，逐渐滋生了有关织女、牵牛的神话传说。织女、牵牛的传说起源很早，只是因为传说时代无以确证，现存最早的透露出此传说信息的是《诗·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天上的银河波光荡漾，看银河这边织女每天移动梭子，也没有织出布来，看银河那边闪亮的牵牛也不拉车负重。此时的织女星与牵牛星己经人化，但那时织女与牵牛大概还没有发生男女关系。织女与牵牛的情感纠葛传说至迟在战国末期秦朝初年已经广为流传，据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第一五五简正记“取妻”忌日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简文的大意说，戊申日、己酉日牵牛迎娶织女的喜事没有办成，如果在这样的日子娶妇的话，三年丈夫就会离弃妻子。在另一简文中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由此可证当时不仅流传牵牛与织女缔婚的传说，而且因为织女牵牛为河汉的阻隔未能成婚的传说而影响到民俗生活，形成一种民间婚嫁的时间禁忌，当然很有可能是民间已有七月初的婚姻禁忌，然后以织女、牵牛的传说来特别强化这一习俗，《日书》中就有“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娶）妇，夫妻必有死者”的警告。本人以为这是一种上古习俗的变异，上古春秋二季是男女自由婚配的季节，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成为社会主体之后，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受到限制，为了阻止秋季男女的传统聚会，因此出现了七月初的结婚禁忌。汉魏六朝以后由于家族文化的发展，人们才将对封建礼法提出的抗议融入节俗之中。传说楚怀王初置七夕（明罗颀《物原》），从上引《日书》的材料看，战国已有七夕节俗部分因素，但真正将七夕视为节日并定为七月七日是在汉代。在秦初，七夕还是一个禁忌日，织女牵牛的故事悲剧结局还是对禁忌的说明。《古诗十九首》描写的就是这一情形：“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古诗大约是《诗经·大东》的扩展，它用优雅的诗化语言与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西汉中期以前，牛女故事在民间还是时日禁忌的依据，我们从当时流行的一个巫术习俗中可得到说明。《淮南万毕术》记载了使妇人恋家巫术，“赤布在户，妇人留连。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这则巫术表露了时人仍将七月七日视作别离日。《四民月令》则只记合药丸、曝经书及衣裳，晒书曝衣是汉代七月七日的习俗之一。汉代是七夕由古代历法的天文点向岁时节俗转变的时期，后世七夕中的节俗要素在汉魏之际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七夕节俗主题在西汉中期以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七夕的分离禁忌逐渐演进到男女的良宵欢会，七夕由凶时恶日转变为良辰吉日，这是七夕民俗的一大升华，也是七夕真正成为传统民俗节日的精神助力。织女牵牛的悲剧传说演进为牛女鹊桥相会的喜剧故事，这不仅是故事情节扩充、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民众的精神情感需要，社会可以改变人们的现实行为，但不能泯灭人们原始的情感渴望，在秋夕晴朗的夜空之下，人们自然会唤起对历史与美好人生的回忆与向往。七夕的变化大约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七月七日汉武帝与西王母的多次聚会的传说（《太平御览》卷三十一时序），表明七月七日已是人神交游的吉日良时。而西王母降临前每有青鸟探看，又为汉代将乌鹊融入牛女传说提供了依据。汉代民间认为鹊重情感，“鹊脑令人相思”，因此汉代有巫术“取雌雄鹊各一，燔之四通道，丙寅日，与人共饮酒，置脑酒中则相思也”（《淮南万毕术》）。由鹊之导行、相思的特性，逐渐变化推演出乌鹊搭桥的传说，《风俗通义》佚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七夕在汉魏之时初步完成了它由忌日向民俗节日的转变，魏人董勋就明白地表述了“七月七日为良日”的民俗事实（《风土记》引述）。董勋的说法是对民俗的概述，民俗自身有一个较长的流传过程。七夕节俗的丰富与圆满是在六朝。六朝时期关于七夕有多种生动的记述。经晋人葛洪整理的《西京杂记》首先记述了汉代宫廷七夕节俗情形，汉宫“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卷三）；又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卷一）。由此可知，男女好合、乞巧等习俗已开始出现在七夕节俗中。这是上层社会的七夕情形，民间情况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确知，照常理看，其节俗的性质类型也约略如此。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七夕的节俗性质变化首先发生在上层，然后由宫廷向民间扩散，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常有的，就是在汉代还有京城习俗向四方扩布的显例：如汉代的发式变化，长安民谣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援传》）七夕新节俗在汉代民间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传说窦后少时因为头秃，家人不喜欢她，“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结果，“有光照室”，窦女反而得到了作太后的祥瑞（《荆楚岁时记》）。晋人周处《风土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民间七夕节俗的生动场景：“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七月七日成为欣赏天庭欢会、乞求人间幸福的良宵。其后，《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南朝妇女七夕穿针乞巧等民俗。七夕原有的禁忌意义在六朝时期已经完全消解，汉魏以后，七夕主要成为表达女性愿望的节日。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形态有两则颇有意味，一则是《荆楚岁时记》引录纬书的传说，“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两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太平御览》卷三十一）。传说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解释了牵牛与织女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牵牛星在荆楚地方变为河鼓三星，后世大多以河鼓代牵牛成为牛郎的天上星象），此传说反映了当时婚姻论财、致使贫民男女不能好合的社会问题。传说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于汉代社会，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搜集了数则婚嫁礼聘的事例，有夫家贫者，妇家或假贷币以为聘，如张负相中了陈平，将女儿嫁他，“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汉书·陈平传》）；有官吏助民礼聘，循吏任延在东南为了推广嫁娶礼法，出钱资助搞了一个“集体”婚礼，“其贫无礼聘，令长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人”（《后汉书》本传）。当时聘礼礼金往少里算也要二三万钱，展允笃学贫苦，年将知命配匹未定，李固为此替展允募集礼金，“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当时确实存在重纳聘的习俗，即使外国国王迎娶汉朝公主也不能免俗（见《汉书·西域传》）。这些汉代婚嫁事例令人称奇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传说的细节十分真实，婚姻纳财，礼金数额较大，人们借贷下聘礼，男女因经济的原因而不能成婚等社会现象，都成为牛女传说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民众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投射到了天庭，隐含着人们对专制势力的不满，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社会伦理观念。另一则牛郎织女的故事则在南朝梁人殷芸的笔下首次完整地被记录下来，“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应该说这是一个较早期的故事，织女与牵牛郎的分离，是因为织女的过错，天帝似乎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这大概是汉魏时期家族生活的反映，体现了家族社会的伦理规范。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牛郎织女的故事也不断地发生着形态的变化，在后世人们突出渲染牛郎织女之间的真挚感情、对天庭的抗议及七夕鹊桥会的喜悦。喜剧的结局是对充满缺憾的现实社会人们的精神抚慰，正如宋朝的秦观在《鹊桥仙》中所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分处在天河两岸的织女、牵牛二星在天文学上是永远不会聚首的，但人民的情感将二者联系起来，二者的相会又是那样的自然与必要。男女两性的交往问题是社会时常面对的问题，在礼法社会它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无论有多大的阻力，人们也要寻找到一个聚会的时机，对男女关系进行调节。这就是七夕节俗在中古之后得到全社会重视、从而演变为民俗大节的内在精神动力。一一本文选自《文史知识》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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