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世界经过中世纪之后，迅速发展出系统的科学，进而称霸世界；中国文化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世界新技术的发动机，源源不断地向欧亚大陆的西部输送创新与发明，却与科学霸主地位无缘。
这一点几乎困惑了每一个中国人。科学体系为什么单单出现在欧洲，科学与基督教到底有何渊源？这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现象取决于文化的差异，而非个人智力的高低。
人类的灵性，对自然的奥秘保持着永恒的探索激情。庄子问：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天色深蓝，是它的真正颜色吗？）我们再追问一句：大自然是如何涂抹出天空和海洋的颜色呢？对自然的洞察与思索，或取决于个人的智慧，例如庄子这样的智者。但由此到真理的最后揭示，却往往需要数代人或数百年的努力，远不是个人之力可为。某一项科学发现可能因为某些人的智慧，但是科学，这个庞大和具有高度继承性的系统的发生与发展，则决定于哲学思路、信仰类型和社会结构。
适合于科学诞生的哲学思路，或者说观察世界的视角，是科学出现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视角的不同，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而在人文环境方面，信仰、文化类型和社会结构，则是科学发生、发展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此文所探讨的，是基督教在这一方面的角色。
推动科学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于人类对理性的追求，或者说灵性的光辉在人心中的闪烁，这是其内在的本质。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几个世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得以在欧洲重新展示，学者们折服于造物主规划的缜密和逻辑的严谨，因而穷一生之力来揭示上帝的伟大，以及人神间的霄壤之别。科学的灵性本质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教会、贵族，并没有因为以往的神迹如今被理性解析而震怒，反而因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理性光辉而膜拜。
科学爆发的第二动力，在于其广泛的技术应用和商人活跃的经济活动。由于基督教天赋人权的教义，希腊、罗马鄙视劳动的传统不复存在。科学应用于劳动，不再被知识阶层视作对智慧的亵渎，再加上商人对利润与高生产率的追求，这些都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无穷动力，最终也为科学的冲天之势铸就了稳固的基础。因为对生产与生活的帮助，科学的发展得到了全社会各阶层的尊重与支持。
以上的两个方面也体现在中国文化正统中，但并不明显。首先，中国没有鄙视劳动的传统。因为中国社会以农为本，历代都将农民的劳动视作国家的基础。自汉至清，皇帝都要亲自扶犁耕作，以示对劳作的尊崇，即史书上无数次出现的“上耕籍田”。
只是，政府有追求高生产率的动力，文化中却又有轻商的传统，于是，个体的人或者家庭，就减弱了追求高生产率的动力与机制。因为，当生产力高出了个体需求和政府所提倡的管道的输出量的时候，产品的过剩不能带来应有的财富。所以，中国文化虽然具备一定的发展技术的动力，但较之自由经济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仍难以比肩。
理性在中国文化中也并不缺乏，其地位之高，世所公认。比较历史上诸多伟大文明，西方权威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帝制时代是学者治国。但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理性，更倾向于社会层面和综合方式，而没有古希腊的解析思路。民众对学者的支持，也仅限于世俗福祉的层面，无法达到基督教世界，民众信仰上帝所产生的热情。
西方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虽是众说纷纭的，但是基督教的价值体系和所营造的社会环境，对于科学的系统性突破，却是必要的和决定性的。
具有高度系统性和高度继承性的科学，能否诞生并不在于某个学者智力的高低，而在于社会是否有一个环境，支持其发展，一步步构建这个辉煌的大厦。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的牛顿说，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揭示造物主工作的慎密与伟大。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对上帝的信仰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科学家们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是让人认识他，追求他，感激他，荣耀他。科学研究是对上帝的最崇高的服务。科学工作上升到了信仰的层次，激发了科学家的无限潜能。对此，社会不但给予极高的崇敬，也预备了特定的职位和机制，为科学家提供丰厚的经济支援。这样，基督教世界就为科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支持。
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与教廷有过许多冲突。但这些冲突，本质上不是科学与基督教的矛盾，而是思想自由与思想独裁的矛盾。科学家对上帝的理解，与普通人相比，是有区别而又深刻的。在科学萌芽之初，科学家的各种上帝观，与教会的上帝观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存在。这在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其尖锐。
中国的教科书一直认为，布鲁诺为了科学，与宗教做斗争，因而献身。但是当代英国学者耶兹通过研究认为，布鲁诺并非是从当代“科学”的角度，提出他的哲学世界观，相反，他要将人的自然观推回到赫尔墨斯传统中。赫尔墨斯主义主张：“上帝之完满就是万物存在之现实，有形的和无形的，可感的和可推理的。任何存在都是上帝，上帝就是万物。”布鲁诺是为了他毕生信仰、追随的赫尔墨斯法术传统而死的。所以，布鲁诺悲剧的本质，不是科学与基督教之争，而是教廷思想独裁不容异议。
这种现象，自古至今屡见不鲜——大概没有一个统治者喜欢布鲁诺这样的人物。如果我们因布鲁诺的际遇，就推导出基督教反科学，这在逻辑上并不能成立。牛顿隐藏了自己信仰中与教会相抵触的部分，哥白尼则避免了自己与教廷的正面冲突，而布鲁诺则对教会的统治性观点毫不客气地抨击。3个不同的策略，造就了3个迥然相异的人生。
科学在当代中国受到极大的重视却又踟蹰不前，这一尴尬现象是哲学上的偏颇和信仰的缺失导致的。崇拜上帝的人，对未知世界是敬畏的。科学的发展指向未知世界，敬畏自然是科学发展的底线。一些机械的无神论者，以万物之灵自居，凌驾于自然之上，以主人对仆人的心态对待未知世界，上帝就对他们关上了未知世界的大门。
一些哲学派系，将人类需求作为科学的源动力，这无疑是谬莫大焉。牛顿创立经典力学，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这些最典型、最重要的科学发现，都不是由于人类的直接需求。反倒是科学的进步，推动了需求的满足。
当物质需求错误地放在了上帝的位置，科学在这个价值体系之下，就失去了神性的崇高和灵性的光辉，处于被囚禁与利用的地位，科学也就失去了人文环境的支持。
中国的一位科学家在谈及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时说，基础科学从最初的成果，到创造生产力，需要很长的周期，可能是一百年。显然，他的目光比有些人长远了许多，然而，他对科学的价值定位，依然是“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相信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不会这样定位科学的，他们会认为那是对上帝的亵渎。因为是人类服务于上帝，而非上帝服务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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